以现实军营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刘兆林，是崛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当代著名作家。在那个文学如被春风劲吹而欣欣向荣的时期，其就以对军营人物和生活的出色刻画与描写，引起了军内外的广泛关注，从而为自己赢得了极高的声誉，甚至可以视为对其整体的文学成就和地位具有奠基性意义。客观地说，刘兆林这一时期的创作，就其发表的作品数量而言并不算多，然而却以很高的质量在文坛牢牢地站住了脚跟。其中的短篇小说《雪国热闹镇》，中篇小说《啊，索伦河谷的枪声》，以及长篇小说《绿色的青春期》等作品，可谓广为人知。正是凭借这几部体裁不同的长枪短炮，声誉鹊起的刘兆林，不仅摘得了军内外各种顶级的文学大奖，并且当之无愧、无可争议地成为当时军队青年作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仅凭可数的作品即可享此殊荣，并非由于当时文学的稀缺，必定有其充分的理由与根据。而当我们今天回过头去重读其作品，再度审视这些经过时间沉淀的作品，即便是以穿越时光的近于老僧似的目力，以及被大量阅读搞坏的可能过于苛刻的挑剔眼光，仍然觉得它依然是如此的光鲜，有着岁月磨蚀不去的含金量。
对于军队作家来说，革命战争历史和当代军营生活是其必须永远要面对的，而当代军营生活又似乎有着更强的迫切性，这不能不使每一位军队作家都要以巨大的精力，对此做出深入的探究。在此过程中，不同个性的作家就会显现出不同的路数与风格来。有意思的是，同样是我军的现实生活，但由于地域与时代的差异性，呈现在作者笔下的形态和样貌，就有着无比巨大的差异性。然而这种看起来千差万别的生活，总为某种质的规定性所制约，又使那些姿态万千的多样生活，常常会显示出某种同质同构的特征。刘兆林为时代的某种先驱性的观念所召唤，通过其独特性的文学创作，引领我们透过某些视若无睹、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进入一种通过聆听、触摸和撞击，而自然具有的焕然一新的生活与情感天地，去感受令人感奋与警醒的生活现场和人心温度。这或许可视为我们阅读和认识刘兆林作品意义和价值的一条线索。
下面我们仅以中篇小说《啊，索伦河谷的枪声》为例，做一番较为粗浅的解读与分析，来看一看刘兆林在那样一个年代，是怎样构筑一种独特的文学景观，又是怎样给今天的我们仍然带来巨大惊异和感动的。
作者在小说中为我们讲述的几乎是一个近于封闭的故事。原先工作在军机关的副营职干事冼文弓，当面临精简整编这一颇为说不清个人前途的当口，希望有一番作为的他，自求降职下到老连队任指导员，而这个老连队乃地处索伦河谷的炮团三连，是全团最落后的“鸡毛连”。冼文弓此举，并非是同上级领导赌气，而是胸怀一腔对老连队的情感，以及有热情有能力改变老连队落后面貌的自信，内心里积蓄着一股强大的动力。小说的描写从一开始就显得不同寻常，当他信心满满、“多少带点浪漫色彩地”选择星期天徒步走马上任，意在选择这个连队相对空闲的时刻到来，可以引起更多的关注，不料从他走近属于三连的气场之时起，所感受到的并不是欢迎和尊敬，而是一个个猝不及防的下马威。小说用一连串另类的人物和情节，在其上任的过程中不断地伏击着他，与其原本的心理预期形成了巨大的落差，由此所造成的悬念也在一步步加深，自然就让读者饶有兴味地看下去。
他在途中遇到的第一个人物，便是会吹箫、烤鱼、算卦的老兵刘明天，就已显得颇为意味深长。老兵对这个走马上任的指导员罕见的冷漠态度，差不多到了带搭不理的程度，并且对冼文弓将其豢养的狍子指为鹿的误认，不动声色却语带讥讽地加以嘲弄。甚至将其坐下的“英灵”石碑，讽刺为“又是搞教育的好材料了”，并且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牵起狍子就走了。这无疑是一种不正常官兵关系的明显表现。如果说作为指导员的冼文弓与刘明天的不期而遇，更多地体现为含蓄内敛的状态，而与老兵张久光为首的六七个光头兵的相逢，则呈现出较为激烈的动态特征，当兵们得知其为新任指导员时，应有的敬意是没有的，相反竟以戏谑的方式加以刁难，评价说冼文弓“太革命化了”，要其“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把蛇捉住”，并且对身边所谓的成吉思汗边墙，毫不留情地斥为“扯”，“被”上了一堂毋庸置疑的历史课。兵们的所作所为，摆明了是要出他这个干部的洋相，表象的背后是存在于三连官兵之间严重的情感隔阂。
其问题的答案或许就在冼文弓到达连部那一刻即已明了。症结正在于连队的核心人物连长王自委身上。星期天的连部，王自委正和连队干部们及一个“长相很帅的兵”，即“高干子弟”郭云河一起“研究54号文件”。见到新任指导员，王自委“只用左手同他握了握，右手仍掐着扑克”，其轻慢之态可谓跃然纸上。在多一人的情况下，连长甚至听从郭云河的要求，叫身为干部的司务长下场，让一个兵留在牌局上进行“军事对政治”的对抗。牌桌上“盛气凌人”的郭云河，甚至自掏腰包买酒和罐头为新任指导员接风。甚至还发生看电影时，王自委让部队以正步走的方式，“硬把老百姓冲开了”的事。而且这个曾经抢着多站岗的连队，现在有的战士竟在站岗时将闹钟往前拨。小说所进行的这一系列较为反常情形的描写，充分地揭示出冼文弓所面对的将是一个怎样的困境和一堆棘手的难题。其深层次的问题又是什么？这必然引起人们的好奇与关切。小说的这种前置性的描写，像是卖了一个个关子，拉高了读者对于人物后来行为的期待，一个巨大的如何转圜的问题，就是如此严峻地摆在了主人公，当然也摆在了作者的面前。
让人意外的是，作品对于主人公局面转圜的实现，似乎是胸有成竹、驾轻就熟的，一切都在作者的掌握之中，都不过都是举重若轻之举。尽管王自委应付式地，甚至是有几分看笑话式地安排了冼文弓与全连的见面，甚至以不动声色的方式，在全连面前含蓄地将了冼文弓一军；尽管冼文弓带着初来乍到的不适与紧张，但他却并没有被将住，他在非常局面下所做出的非常之举，也令全连官兵同样感到了另一种意外，即当众宣布拜车祸肇事的“刑事犯”刘明天、高傲自大的“捣蛋兵”张久光、冒充“高干子弟”的郭云河等三位战士为老师，以及要首先带领全连在玩扑克方面夺冠军。这种举动虽不能说一定让人惊世骇俗，大跌眼镜，至少因其别开生面而让官兵们大感耳目一新。他进而关于扑克牌是历法的缩影，以及五十四张牌分别代表什么、象征什么的演说，更让官兵们因其闻所未闻而报以热烈的掌声。冼文弓所要达到的初步目的，就是为了兵们内心的震动与目光的牵回。
此后，小说进入了更为核心的问题层面。冼文弓因贴近实际、为兵着想的清新领导作风，渐渐占据了连队的主导地位。这不仅仅在于他懂得战士心理学，甚至做出了精深的研究，写出了这样的专著；更重要的是与战士心与心的连接与沟通，是心与心的靠近与温暖。如冼文弓向全连征求当指导员的“二十不准”，并兑现诺言对提建议的战士给予奖励；张久光约他到树林子里讨论扑克问题，他如约前往，使之认为他是言行一致的人，表示“往后你可以任意指挥我了”；他到饲养室真诚地看望刘明天，弄清了其与乡村教师李罗兰关系的原委；到小学校去实地接近与了解李罗兰，并对两人之间由狍子传递的信息给予尊重与保护，等等。这一系列情节，既不是冼文弓的表面文章，更不是其为了树立自己的形象，而是深刻地体现了冼文弓的带兵理念，即“多来些友谊，少用些权力”，意在把战士放在重要的位置，让战士感受到的是尊重与理解，寻找与搭建通往战士心灵的桥梁，其结果便是战士内心坚冰的融化和隔膜的打通。小说所凸显的一个连队主官与一个连队的关系问题，一个后进连队，后进的是干部的作风，后进的是兵意人心，是战士心理的疏离。以兄弟般对待战士，所赢得的当然是战士的由衷信任与敬爱，一个落后的连队自然就会令兵心昂扬，就会奇迹般地起死回生。
小说层层递进的描写，还在于反映出冼文弓与王自委深一层的素质差异与心理对峙，当冼文弓赢得战士拥戴的时候，因进步无望而恼怒失意、消极无奈、心神不定的王自委，并不反思自己的问题和不足，却因自己曾当过冼文弓的班长、排长，而在内心里无端地轻视冼文弓。更有甚者还不负责任地一走了之，泡病号住进团卫生队，即便是冼文弓前往请他回来参加支委会，也遭其冷淡漠然地拒绝。其所以在失败后选择鸵鸟策略，无疑是内心虚弱、底气不足的表现，只得把连队的舞台让给了冼文弓。并不甘心落败的王自委到团长那里告冼文弓的状，试图借助上级的力量来扭转局面，其实已经等于宣布自己的无能与失败。而团长本来是戴着有色眼镜来三连检查工作，大有“黑着脸”要兴师问罪的意思，却正赶上冼文弓召开全连军人大会，自荐公议选拔侦察班长的场面。小说通过揭出假照相师120相机没装胶卷的真相，以及关于《三国演义》中的人物知识，班长是军中之父或之母原意的讨论，其描写可谓风生水起，机趣迭出。这一原本可以被找茬的举动，不仅在全连面前让官兵比较出“捣蛋兵”张久光与假“高干子弟”郭云河谁更胜任侦察班长，也让团长看清了冼文弓与王自委的高下优劣。最终“团长什么表示也没有便咔嚓关上车门”而去，这种沉默无言、不置可否本身，一方面表明其自身应有的眼光与判断，另一方面证明冼文弓的才干与能力，坦荡与磊落，得到了充分的认可。小说对此所进行的一系列细节描写，可谓既生动准确，又引人入胜，充分反映出作者的圆熟而强大的叙事能力。
小说的精彩结局当然是团长打电话给王自委要“搞一点野味”给军里来的首长，用一头猪换刘明天的狍子这件事。这可能是一个为生活中所实有，为作者所精心设置的平常情节，却使小说将人物的关系与情感推向极致。平心而论，这在生活中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对于作品中运笔至此的人物，却是个大似天的、极难处理的矛盾。心中窝火的王自委找到刘明天要强行杀狍，而对狍子早有深厚感情的刘明天则誓死不从，使矛盾僵持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这其实又是通过设置和铺垫新的矛盾，将冼文弓推到更加激烈的风口浪尖上亮相，以极端的手法来刻画人物，宣泄情感。小说的值得称赞之处在于，其是沿着人物的性格逻辑向前推进情节，处在此矛盾中的冼文弓，硬顶上级显然非其理当所为，而保护战士的尊严与感情又是必需的，两难之下的冼文弓带着刘明天上山打猎遇熊而受伤，这并非刻意为之的结果，恰恰体现出真正战友的境界。心有愧疚的王自委，带车到深山接冼文弓，战友们在深山里的篝火旁对酒敞怀，掏心扒肺，倒出各自心中的秘密，王自委说出了自己昧良心推卸压死人的事，郭云河坦白为何冒充高干子弟，刘明天、张久光、冼文弓也都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颇有尽释前嫌、心心相印的意味。虽然是大兴安岭下雪比往年更为奇寒，刘明天的内心却如春风吹拂，索伦河谷雪野传来一声枪响，刘明天亲手打死了自己心爱的狍子，为的是给冼文弓做一件防腰腿的隔寒褥子。刘明天的这一举动含有巨大的情意与深意，表明兵心无疑就是连队最大的政治。“鹿一样美丽的狍子倒在半尺厚的雪地。血把雪润出一朵红花。”这样一个小事件，却具有诗意一般的、震撼人心的巨大艺术力量。
冼文弓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仿佛如自然天成，其实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在连队这样一个看似逼仄狭小的天地里，作者写出的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大格局，挖掘出的是其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在这样一个格局中，我们看到作者对于人物的举重若轻、水到渠成、笔走龙蛇般的描写。必须认识和注意的是，在作品写作的八十年代，作者并非仅仅要为我们塑造一个优秀政治工作者的形象，告诉人们连队指导员应该怎么当，使之成为一本政工干部的教科书。如果止于这样一种目的，显然“矮化”了这一形象的文学价值。作品呈现给我们的冼文弓这个人物，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新人形象，新就新在胸怀远大而又脚踏实地，新就新在知识丰富而又充满改革进取精神，新就新在沉着冷静而又极富情感深度，新就新在平等待人而握有一把打开战士心灵的万能钥匙。连队干部对于战士不是势利的，淡然的，冷漠的，而是人性人情的，亲如兄弟的，连队所发生的脱胎换骨式的变化因此在潜移默化、兵心所向中发生了。那一声来自刘明天枪响的传来，是冼文弓拿血拿命、待人以诚的热肠与肝胆换来的。在他的不折不挠的艰苦努力下，这样一个曾经优秀，今天却悲情地沦为“鸡毛连”的连队，重新找回了“三连魂”，其意义重大而非凡。他所改变的不仅是一个连队的面貌与作风，更是一个连队的精神生态和情感质量。其身上反映出的区别于其他干部的新的形象特质，是作品理想化的赋予，也是当代军官素质的一种综合与提炼。这种特质的张扬，不仅对于连队是十分可贵的，显然是超越人物的身份与角色的，其形象的意义对于社会亦具有广泛的普适性。
在刘兆林的笔下，索伦河谷既是一个连队的驻地，又是一个故事的平台。从这部作品问世之后，它升华为一个人性的河谷和文学的象征。表现和平环境中的连队日常生活，在当时已经成为军事题材文学的一大热门和重要内容，《啊，索伦河谷的枪声》的写作难度和所产生的震撼性效果，似乎并不低于战争题材的作品。小说之所以如此被看好，从作者曾以“四味”即“人味”“风味”“气味”“兵味”，来概括他对军事题材小说创作上的美学追求，可以寻找到较为清晰的答案。人情味，地域性，当代色彩，人生底蕴，等等诸种元素，都使小说充满了丰富的意涵，也使军事题材作品实现了对于题材的超越。其所表达的官兵一致及人格的平等和尊严，也应该是军旅文学的永恒主题。从小说的本身来看，这是一部篇幅并不很大的作品，却蕴含了极为厚实的生活与文学含量。这不仅意味着需要拼生活，也需要拼深度，拼技巧，考验着作者的生活积累，写作功力和想象力。只有经过长期连队生活的扑腾和濡染，经过较为深入的思索与琢磨，才可能解构出如此完整而又扎实的小说故事。其精湛的叙事，完全依赖于作者对于连队生活的浸润，以及对于小说艺术的悉心揣摸和慧心独运。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小说的描写是循序渐进，有声有色的，是将主人公始终置于人物现实而微妙的关系之中，置于看似平静却异常尖锐激烈的心理矛盾与冲突中去描写、去揭示、去表现，贯穿在令人信服的叙事之中的一切，既如水银泻地，不露痕迹，又平中见奇，扣人心弦。活动在日常连队生活之中，又呈现在作者笔下的人物，才那么如同深植于连队，有着坚实的生活根基，才给人不漂浮、不花哨、不轻滑、不概念的感觉，使作品显得那么厚重、结实而有力量。而猎狍情节的大胆表现，在当时已经具有某种明显而尖锐的批判性，作者的敏锐性可见一斑。作者所说的“四味”，就编织在作品的细针密线之中，散发于人物的言行举止之中，作品的艺术魅力和震撼力，也都点点滴滴地渗透于作品的字里行间。让今天的我们读起来，依然为之感到警醒与震动。
责任编辑/刘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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