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的死，都是从他父亲的死开始的。

　　——奥尔罕·帕慕克

　　1

　　他在时间的流水线上奔赴了一生，从未有过旁逸斜出的时刻。他相信命运的索道里有着不可逾越的规矩。他如此平凡，如草木般迎合着时令的蓬勃与萎顿；他如此卑微，如一种空无遗落在更大的空无里。

　　他是我父亲，一个小人物，曾在自己的土地上，活着，向死而生……

　　2

　　1952年，国家刚站稳脚跟，整个时代物质匮乏，百废待兴，所有人都在忙忙碌碌，除了激情，大地上一无所有。这一年他在风雨中摇晃而至，诞生于一个颠沛流离的家庭，父母都是贫下中农。他30岁以前的人生普通得近乎被时间遗忘了，我曾让他讲点年轻时候的事情，而他无从讲起，难为得像是被逼迫编造谎言一样，每次都面带愧色地说，“没啥意思，每天都是为了这张嘴”。有时实在拗不过我，他也讲点，内容也离不开“吃”。比如，我祖母会点针线活，上下寨子有人过世会请她去缝老衣（人死后穿着下葬的衣服）。为了节约一点口粮，祖母到每户人家，会将他们兄妹几个轮流带去蹭饭。父亲还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也是关于“吃”的：四爷在山顶上砍柴，二爷在山脚下割草，四爷神秘兮兮地喊山脚下的二爷赶紧来山顶上，说有个秘密要告诉他。二爷从四爷急切的喊声里感觉到了这个“秘密”的重要性，吭哧吭哧爬了一个多小时来到山顶，50多岁的二爷气未喘定，四爷就一手拢在嘴前，凑在二爷的耳边悄声说，“二哥，木姜子放在蘸水里好吃得很”。说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二爷爷先是一愣，随后发现自己被耍了，气得胡子直抖，捡起石头就朝已逃下山的四爷紧追不舍。那几代人普遍都遇到了“吃”的问题，这问题过于巨大，以致于围绕在它周围的事情就显得太渺小了，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不只父亲这一代，就连我，对于“吃”也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七八岁时，每天晚上老鼠们肆无忌惮地在包谷堆上嬉戏追逐，这些坐吃山空的懒汉、大摇大摆的二杆子对楼下酣睡的我们熟视无睹。父亲定然是睡不着的，老鼠咔咔嚓嚓地啃噬玉米的声音让他难以入眠，他心疼自己的粮食，总是悄然起身，手持木棍蹑手蹑脚地爬上楼，在靠近包谷堆时，他突然打开手电，朝着猖獗的鼠群一顿棍棒乱打，而这些精通逃遁术的家伙，在黑夜的掩护下一溜烟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他会两手空空地来到我们身边，在母亲的抱怨声中迫不得已睡下。还没睡安稳，老鼠们又出来了，比之前还要嚣张，似乎是在游行、挑衅。父亲心有不甘，再次起身去到楼上，几声巨响后，寂静里传来他的吼声，“这回看你往哪里跑。”那声音里有一种掩饰不住的激动。我们也兴奋地从床上爬起来，看他从黑暗中走进幽暗的灯光下，手里提着一只肥胖的大老鼠。这些老鼠，一生下来就寄身于在我家房梁上，墙缝里或者某口柜子下，白天根本就看不见它们。秋收之后，粮食上楼，它们可谓是夜夜笙歌，胡吃海塞，几个月来已然秋膘肥厚，皮滑肉滚！父亲从老鼠嘴上寻得下手之处，徒手将其剥皮，祛皮之后的老鼠四肢光溜，肌肉富有弹性。父亲用清水将其冲洗后撒上盐，囫囵穿上铁签，置于火炉上精心细致地烤着，直至烤得老鼠的油脂噗呲噗呲地冒出来，掉进炉火中，激起一朵朵火焰，将整个屋子照得亮堂堂的。鼠肉匍匐在铁签上，定型于奔跑的姿势中，皮层慢慢变得焦黄，最后甚至会啪地一声脆响爆出新鲜的肉质。父亲回头，看见我正直勾勾地盯着他手里的肉，得意地扯下一腿递给我，三月不识肉味啊，想不到这平时看起来让人心生厌恶的家伙，其肉如此细嫩柔软，肥而不腻，刚一入口便让人唾津潜溢，恨不得将其骨头都嚼碎了吞下。自此以后，我每晚巴望着老鼠们来偷吃玉米，楼上一有动静，便催促父亲去捕鼠，有时还会拿起木棍跟在他身后，天一棒地一棒地补上几棍子，总觉得拿粮食换肉是一件很值当的事。

　　3

　　太卑微了，如果不是他自个儿长大了，杵到人们面前来，或许他父母都不会想起来自己家又多了个孩子。他们兄妹五人，他排行老三，这个位置在中间，最容易被忽视，比他大的能抢，比他小的会哭，这让他养成了一种谦和，甚至软弱的性格，天生让人三分。普天之下，唯有强者的“让”才是一种“礼”，而像我父亲这样的人，他们的“让”实质上是一种“软弱”“服输”的外显，充其量在村里获得一个“好人”的口碑。但他的“软弱”也是有底线的，一旦触及他不能再“软弱”下去的极限时，也就是他连做“人”的尊严都可能丧失之时，这种软弱就会产生反弹，一种暴突的攻击力在愤怒中就会被催生开来。我曾经见过两次，都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一次是为了建房的事情。我们迁居新家之后，我的伯娘在我家房前屋后种满瓜秧和大豆，并舀了粪水围着洒了一圈，以此发泄她的不满，她认为我家建房的屋基是祖父母的土地，虽然是我父母用地调地换来的，但没有获得她们家的允许。那天我父亲刚好从矿山上回来，他那时是个矿工，掌管着用于爆破的雷管与火药。他看见我母亲正和伯娘争论，家门前的敞坝里洒满了又脏又臭的粪水，像往常一样，他依然沉默着走进屋里，把门关上。过了一会儿，我母亲和伯娘遽然停止争吵，疯了似的朝着伯娘家的方向跑去。我追过去看，原来是我的父亲，他不知什么时候从后门溜出去，手里举着炸药包，拼命跑在我母亲和伯娘的前面。等我追到伯娘家时，许多人正生拉活扯地将他从伯娘家屋里拽出来，随后有人将正在冒烟的黑乎乎的炸药包扔进水沟里，那个炸药包似乎在因自己没有爆炸成功而生气，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像我没有施暴成功的父亲，在众人的劝说下，坐在地上累得气喘吁吁。后来他也说起过这件事，担心把孩子们带坏了，总是自责，骂自己太冲动了。而对于炸药包都扔进炉子里了却没有爆这件事，他认为是“命中注定的东西，错不了。”还有一次，我大哥去上学，路上被邻人之狗咬伤，父亲带着我哥上门去讨个说法，那家人想推卸责任谎称狗不是他们家的。我父亲一怒之下，当着那家人的面，举起锄头将那恶狗挖成一摊肉浆。当满脸血污的父亲从人群中走出去的时候，所有人被吓得嘴都合不上，大家愣在那里，不敢相信这个杀气腾腾的人就是他们平时所喊的“三叔”—— 胆小懦弱的三叔，谨小慎微的三叔。还有一个关于父亲的故事，是母亲讲出来的。土地刚刚下放到户的时候，一到秋天，漫山遍野的玉米等着收仓，到处都是偷玉米的人，父亲白天干活，晚上去地里守玉米。玉米地周围，郁郁苍苍的森林在明月朗照之下呈现出的连绵起伏的黑影。某个深夜，父亲躺在草丛里睡觉，隐约感觉到某种东西在向自己靠近，他下意识地睁开双眼，看见几双绿色的眼睛正围着他晃动，碰得玉米叶子哗啦啦地响，父亲弹地而起，大喝一声，抽出别在腰上的弯刀一阵狂砍，那几双绿眼睛（后来他自己说是狼）向森林深处逃窜而去，父亲一时之间没能从这突如其来的惊遽中退出来，瘫坐在地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回家后生了一场大病，很多天不敢出门。

　　印象中除了前两件事，父亲和他周围的人从来就没有龃龉的时候，他总体上还是个顺民，逆来顺受的“顺”，看着村支书都得紧张地拱手递烟。而后一件事，让他平淡的人生沾上一点传奇色彩，我曾经还因为这一壮举而对他心生钦佩，这至少让他看起来像个男人。

　　4

　　整个乡村似乎空荡荡的，人们走来走去，生活看不到新的希望，当上苍不能保佑人们吃饱，就会有人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从血盆里抓饭吃。他们在黑暗中摸索、挣扎，穿过幽深而又潮湿的通道，打孔，钻洞，来到生活的窄路上，向命索要生存的曙光。上个世纪90年代初，父亲们勒紧裤腰带，一条条硬汉，脸一抹黑，光着膀子探身大地之下，成为矿工。父亲挖矿的地方名叫苦胆坡，离家有3公里远，这地方是一面荒坡，黑乎乎的洞口，像一张有苦难言的嘴巴遗落在荒草之中。苦胆坡，正如它的名字，隐喻着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生活，到过这儿的人，已将内心的苦楚压榨成针尖上的蜂蜜，时常需要付出血的代价，才能尝到那一丁点的甜头。我们每天在家里焦急地等待，直到门窗摇动，大地震颤，地心深处传来沉闷的声响，一颗悬起的心才又放下来，那是父亲和他的工友们在收工之前，点燃了火绳、雷管和炸药，将坚硬的矿山炸开了。第二天，他们回到矿洞之中，用凿子、手锤、刨杆、耙梳等工具将巨大的矿石碎开、改小，一块块从洞里背出来，搬上马车拉到矿厂上去称重，称重的人根据重量开给他们单据，而那一张张褶皱的单据要捏在他们手里几个月后才能兑换成钱——血汗钱，他就靠着这点微薄的收入捉襟见肘地应付着一家人的开销。

　　许多人收工后就会洗澡，换上干净的衣服，舒舒服服地在家里“养精蓄锐”，等待新的一天到来再次去消磨。而我的父亲屁股不落板凳，就会扛上锄头，背上箩兜，踩着夕阳的余晖大步赶往山上去和我母亲打理稼穑之事。他似乎停不下来，干什么活都比别人快，村里长辈们说起他，都觉得他太拼命，“像有鬼催着他一样”，有时看起来近乎于慌张，为此他还多次被母亲骂过。农活多的时候，他连吃饭都不肯多花时间，仰着脖子，把碗端起来立在嘴边，吧唧吧唧往里扒，就像是直接倒进肚子里一样，有时刚吃完，把碗往桌子上一扔，碗都还在转圈，他人已经出门去了。苦命之人，若逢雨天不能上山干活，他就在家里坐立不安，时不时站在窗口看云，推算着雨停的时间。对他来说，这种闲下来的日子，连一日三餐都是浪费。即便如此，他也没能通过自己的辛苦和劳累为我们换得殷实的生活，一年到头忙碌，一年到头空空如也，似乎真有一个隐形的黑洞，需要他用尽一生，不停地往里面填充，而又永远都无法填满。他就像推石上山顶的西西弗斯一样，被贬的神灵，在命里奔波，在人间服刑。

　　现在想来，他还真的不能停下来。在他的身后，老老少少还有几张嘴巴要吃饭，还有家庭要维持，还有志气要立，还有尊严要护……而这些，像一条条举在空中的鞭子，一直抽打着他，命令他前进——向着没有尽头的地方。

　　5

　　他是慈父，他只能是一个慈父。

　　他爱我们，用一种蛮劲。

　　他很少对我们兄弟三人动手，除非我们在外面惹祸了，人家追上门来，为了息事宁人给对方一个交代，他会揍我们，用桑树条或者竹片子，一根打断了又换一根，直到对方无话可说，直到对方悻然离去。这时他又会像一个做错事的人，无可奈何地在母亲疯狂的责骂中低头不语。只能这样了，他没有能力袒护我们，但他希望我们能够顺顺利利地生活下去。

　　小时候，普通的伤风感冒，我们那儿的人几乎不会去医院，整天将自己严严实实地捂在被子里，出汗，一天天拖着直到自个儿痊愈，大家都觉得“钱”这种来之不易的东西花在药上不划算。我出疹子的时候，父亲去镇上卫生所给我抓过两次药，钱花了，但药没有起到效果。看着我一天天蔫败下去，父母在焦虑中到处为我寻医问药打听民间偏方。村里有人告诉父亲，离我们家不远的贵州境内，有一个叫黄瓦匠的老先生会一些巫蛊之术，可治各种疑难杂症。父亲急冲冲提着两瓶酒，走了十多里的山路，把我背到黄瓦匠家。那老先生白发长髯，一副仙风道骨的样子，慢腾腾地在泥炉边上吧嗒着烟斗，半响之后，一大泡唾液吐在泥炉上发出一连串呲呲呲的声音。他不望不闻不问不切，径直找来一道符纸，手指在上面胡乱比划几下便点燃化作灰烬，和在一碗清水里让我喝下。我难以下咽，但父亲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频频向我点头示意，我在他的眼神中看到了一种鼓励，遂闭着眼睛咕嘟咕嘟将那碗水一饮而尽。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就睡着了，醒来后在父亲的背上，两个人嘴里呼出来的雾气时而纠结成一团时而又骤乱在冬天的寒风中，随着他急促的呼吸，那根拴在我身上的背带一紧一松地，就这样他背着我行走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向着家的方向慢慢地靠近。长大后，我知道那次并非是黄瓦匠的“神丹妙药”挽救了我，而是时间到了，病该好了。我们那儿的许多小伙伴像我一样，都是磕磕绊绊扑爬立拜地长大的。当然也有一些很小就因病夭折，相比之下，我是幸运的。离我家不远处有一面荒坡——叫生地沟，临近几个村里的死胎或者夭折的孩子都埋在那里，由于多年来死掉的孩子都往一处埋，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挖坑埋一个孩子时，不小心就会翻出另一个孩子的尸骸。我也有一两个小伙伴埋在那里，我现在已经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了。

　　记忆中父亲还背过我一次。小学二年级期末，我发高烧多日不退，班主任杨老师跑到我家来，好说歹说也要我去考试，否则会拉低他的平均分。父亲从来不会拒绝别人，考试那天，一咬牙把我背去学校，他用两个肉包子把我稳在教室里半小时，我在高烧的情况下第一个交卷，而他冻得瑟瑟发抖，一直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等我。分数下来后，我以第一名的成绩遥遥领先于其他同学。父亲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但凡有亲戚朋友来家做客，他便要将此事炫耀一番，母亲总也以嗔怪的口吻责备他沉不住气。从此之后，父亲坚定地认为，我是一个能读书的人。甚至在我长大一些之后，他都不太愿意让我去山上干活。古米廖夫有句诗，“你是向日葵，不应该爱上月亮。”父亲偏执地认为一辈子“玩泥巴”（干农活）是像他那样的“下等人”干的事情，而我应该读书，像镇上的那些老师一样，捧“铁饭碗”，娶漂亮媳妇，过体面的日子。“古人说过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当牛做马，再苦再累到老子这一辈就可以了。”他读过五年级，算得上识字，说话有时候会引经据典。

　　我原以为，像父亲这样的农民，一辈子在土地上以命相搏，早就已经被驯服，能够吃饱穿暖就已满足。现在看来，事实并非如此，他耗尽一生，忍辱负重都要把我往读书这条路上赶，我成了他的野心和追求，他期待着我能“出人头地”，耍“笔杆子”，除了希望我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外，他自己也需要扬眉吐气的啊。这就是为什么我小时候偷别人家瓜叶当猪草时会挨揍，而偷舅舅的《霍元甲》《童林传》《薛仁贵征东》等长篇小说会免打的原因；这就是他送我去读书，看见车已经走远，自己跑出去两公里也要给我把车拦下来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在我读高中之后，一支很短的烟他都要分几次才能抽完的原因。

　　6

　　一盏油灯挂在对面的墙壁上，不时发出呿呿呿的声音，便有烧焦的飞蛾应声而落，像几个错别字凌乱地摊在书页上。墙缝里漏进来丝丝微弱的风，让油灯的焰火摇曳起来，灯光也随之晃荡。他一个人，大部分身体深陷在黑暗之中，目光在书与笔记本之间往复游移，他神情专注，竟然不像一个农民了，他的钢笔在本子上沙沙沙地誊抄着，笔尖摩擦纸张的声音有时通宵达旦。我也时常从黑暗中睁开眼睛，窥视着已经进入忘我状态的父亲，分不清是那团光抱着他，还是他的身体在发光。最后几个晚上，实在熬不住，他让我起床帮他摘抄几页，我才知道，他是为了节约两块钱，将一本盗版的《万事不求人》大段大段地摘抄下来，那是他从朋友家借来的占卦卜命的书。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喜欢上这个行当的。抄完那本书后，每逢亲戚朋友来串门，他总要转弯抹角地把话题引到“算命”这件事情上。这时的父亲，找到了一种存在感，煞有介事地给人算起命来，其实他也仅仅晓得一点皮毛，但在我们村里，已经足以让人听得目瞪口呆了。最简单的应该是测字，俗称“算八字”，就是八张纸片，分别写下乾、震、离、泽、坤、巽、坎、艮八个字，要求算命者想着心中的事情来抽字，每个字有相应的口诀，求运程、求婚姻、问吉凶等口诀各不相同。村里人一般都是晚上窜门时来测字。只见父亲坐在油灯下，拿着卡片儿，口若悬河地背下口诀，诸如“今年你运气正在来，内添人口外添财，十年难逢金满斗，四季平安广招财”、“今宵有点弄头，好像腊肉骨头，劝君莫要念战，好事还在后头”、“……，关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万人凑合你，买卖翻大梢”“今年买门神，看来是不行，年都过去了，下年才可能”等等，运气好的时候，还真被父亲“算”出来了，对方点头如捣蒜，频频称是。父亲看着测字的人心服口服的样子，自信得到了近乎放肆的地步，难免要将街上摆摊算命的“赵半仙”“谢八字”之类的挖苦藐视一通。

　　

　　汪政 书法

　　自他算上命来之后，每每要做某件事情之前，必要先占一卦，比如为了我们的学费要向别人借钱，若测得好字，就会撺掇我母亲放心去借（口诀是：大胆上前，事儿就好），巧合的是我母亲每次按他说的去借，或多或少都会借到。他自己是轻易不去借钱的，男人的面子抹不开，有次他鼓足勇气去找他的一个警察亲戚借钱，没借着，对方送了他一件警服衬衫，他如获至宝，一到赶集的日子便要将这件衬衫穿上，恨不得告诉每个人他有个亲戚是警察。他需要这些东西来建构一种坚强的保护色，有这层颜色罩着他，他才会觉得安全些。自从那本《万事不求人》成为他的行动指南后，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给我算命，经常突发奇想地让我摊开手，盯着我手纹端详半响后笑而不语，然后等到半夜时分才和我母亲嘀嘀咕咕，有次我听到他居然给我母亲打包票，说我长大之后一定能“考取功名”。那时我就在想，“功名”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还需要“考取”，难道是一张试卷吗？对，就是。

　　7

　　1998年，我16岁，他46岁。我去外地读高中了，每个月利用周末回家取生活费的机会和他见两三次面。 他另外的几个子女也都外出打工了。事实上，我们离开后，孤独便像汪洋般卷过来，将他和母亲围成两个相依为命的孤岛，距离隔在我们中间，无船无桨甚至无岸可靠，除了心中无力的牵挂，我们终将无法靠近，且在时间的荡漾下，渐行渐远。

　　2001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考上云南很差的一个教育学院。但和没有考上相比，即便最差的学校，也算是对我父亲有个交待，父亲也不懂这学校差不差，总算他儿子是考上了，有些人还等着看我父亲笑话呢，他们经常看见我出入镇上各种台球室和电影院，或者伙同一帮年轻人终日在街上闲逛，私底下早就觉得我父亲供我读书是在干着一件形同扶烂泥上墙、推狗爬树之类的事。第一次出远门，全家人都很紧张，到处拆东补西凑来的几千块钱不知道该装在哪儿，放我背包里觉得不放心，揣在我衣服口袋里也不放心，最后父亲找来他的一条裤子，逼我穿上，那裤子上有个拉链包，将钱藏在里面，都还不放心，又让我母亲沿着拉链用针线缝了几道。坐了两天的长途车，终于抵达学校，放下行李，换了衣服，我就和我同学去吃饭，刚吃了一半，忽然记起刚换掉的裤子就扔在宿舍里，钱全在里面，来不及给我同学招呼一声，我忽地一下就跑回宿舍，一看裤子还搁在床沿上，整个人内心扑通扑通地狂跳不止。一个月后，我实在对这个学校毫无兴趣，给我父亲打电话，我说想回去补习，他有点失落，但也没有阻止我， “你自己决定吧，大不了我这把老骨头再多给你磨一年。”他的口吻里有着些许挫败感。2002年，我再一次参加高考，成绩比上一年还要低，也收到了一张通知书，云南南部的一个师专，这次我已没有任何理由补习了。在师专读书的三年，每逢暑假，父亲总要给我电话，让我回家帮他干活。我知道，为了供我读书，他扩大了烤烟种植面积，种烟是最苦的活儿，一家人没有几个强壮的劳动力，根本就无法应付。我回来后，经常和我的发小换工（他帮我干两天活，我又帮他干两天），这样一来，整个暑假，我每天从早到晚都是处于背着一百多斤烟叶行走在路上的状态，箩筐的背带勒在肩膀上，将双肩上的肉皮都磨掉了一层。有几次，我们还在地里掰烟叶，滂沱大雨就从头顶浇灌下来，站在旷野中，找不到一处可以避雨的地方。在空旷的大地上，头顶上雷鸣电闪时，站着的人极有可能会被雷电劈成两爿。这时我们都会俯下身去，把头塞进烟草的根部，任由身子露在外接受暴雨的冲洗。回到家时，全身上下都在滴水，父亲问我，“感觉如何？”“太累了”，我有气无力地回答他。父亲觉得我没有吃过苦头，有意让我锻炼一下，他也确实需要我，而我也确实长大了。

　　2006年我在镇雄安尔中学教书，第一个学期攒下来的工资就给家里买了一台29英寸的彩电。因为没有别的负担，父亲终于从陡峭的生活中找到了喘气的机会，整个人的状态变得稍微有所松弛。在我们村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的人生走向他是满意的，他期待我成为一位老师，捧“铁饭碗”，他用一生在我身上押注，终于扳回了一局。

　　是的，他扳回了一局，为此用掉了一生的时间。

　　8

　　命运真的过于吝啬，甚至是残忍，只给他赢的机会，却不给他享受成果的时间。他来人间就是为了赌这一把，赌局结束了，他也被召回去了。这是我和父亲一起经历的生，接下来，我将写下他的死，在我眼皮下，一寸一寸的死，一秒一秒的死，一克一克的死，死不够还要再添一点的那种死，今天死了明天还要接着死的死。我总觉得，这生死之间似乎只是隔着一堵墙，我从生的这边敲，他在死的那边听。

　　9

　　我坐在床沿上，握住他的手，不时俯下身去用耳朵感受他的呼吸，随着时间往后推移，我的耳朵离他的鼻孔越来越近，最后几乎要贴上他的脸才能感受到一丁点微弱的气息。我一直在他旁边不停地鼓励他，挺住，挺住，再有一小时、半小时、二十分钟、十分钟……一个长跑的人，即将抵达终点，长跑的路上似乎太孤独了，所以他生下了一个儿子，为他鼓劲。他也一直在等，我看到他的努力了，在他神志还未模糊之前，他问过我几遍——他的第二个儿子——我的二哥一家还在昆明往回赶的路上，他要看到他的子孙都到齐了，他才会放心离开。

　　冬天的夜晚，乌蒙山上到处飘着细密的雨丝，气温持续下降，在那些寂静的山道上，冰凌僵住草木、电杆、泥土时，发出嘶嘶嘶的声音如蚕子噬咬桑叶。我第一次感到时间的慢，像锯片一样缓缓拉过肌肤。我的二哥一家正在火急火燎地往家赶。一个人正在飞速赶去与另一个人作最后的告别，那个要离开的人已经站在生死之门前，向着人世的方向焦急张望，我甚至听到了死亡的大门哐当一声启动了，它在慢慢合拢，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挤压着我的内心。快接近凌晨了，陪我守夜的人有的已经熬不住回去休息了，几个老人在炉火旁边喝酒边唠嗑子，不时地我伯父会叮嘱我，“盯着他的眼睛，一旦眼球发绿，瞳孔散开，就要赶紧抱进堂屋里去。”这是我老家的风俗，人不能躺着死在床上，这样会被别人说闲话，通常会被认为是这家人不积德的表现。需得全家人围着，坐在堂屋里，烧着纸钱慢慢离去，这样才是我老家人 “正确” 的死法。我握着他的手，像一个提着口袋收捡骨头的人，深陷在焦急的等待中……突然，门哐一声被推开，寒风从门口灌进来，几个人带着一身寒气，径直抵到父亲的床沿上——二哥一家到了。

　　爸爸、爸爸……我们轮换着喊，他的睫毛动了一下，他知道我们到齐了，约莫十分钟后，他整个人的面容似乎开始松动，眼窝里也泪汪汪的，但在灯光的照耀下隐约能看到伯父说的那种“绿”。我大叫一声，“爸要走了”，同时双手探进他的身体之下，像抬一块布匹一样将他整个身体端起来，大家也跟着搀扶，将父亲挪到堂屋里提前备好的靠椅上。 我们兄妹几个稳住他的身子，母亲在他脚下垫了一个木斗，据说这是通往阴间的桥，有一瞬他的一只脚滑下木斗了，还是他自己抬上去的。已经有人在堂屋里烧起纸钱，摇摇曳曳的火光中，我一直托住他的下巴，感到手心里有一股重量在慢慢摊开，伯父走过来摸摸他的眼睛和鼻子，十分肯定地告诉大家，“人已经走了”，我母亲、姐姐和妹妹随即恸哭起来，伯父让她们把头转向一边哭，不要让眼泪滴到父亲身上。那时天麻麻亮，哀恸之中，火炮在屋外噼里啪啦地炸开了，那声音在很远的山峦上回荡着，似乎是我们刚刚送走的人，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而那边正在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迎接他的到来。

　　鞭炮声响过后，残雪滑落，乌鸦飞出竹林，村里人也闻讯赶来，与我们一起料理父亲的丧事。

　　10

　　壬辰年正月十二（2012年3月4日）清晨六点，父亲寿终于家。享年六十岁。

　　《安魂曲》《大悲咒》的声音循环飘荡在村庄上空，雾岚散尽，大地露出它的仁厚与宽容，我们沿着山的走势，在贵州和云南的交界上，找到一块敞亮开阔之处，作为父亲最后的归宿地。站在那儿，可以眺望山峦起伏的贵州，人间烟火遍布于苍松密林之中，这是他的来路；站在那儿，也可以远观高天厚土的云南，南来北往的人们蹀躞于阡陌交通之上，这是他的归途。

　　人影嘈杂，每个人各行其是，搭棚、借物、砌灶、杀猪、买菜、请端公、通知远亲近邻等等。而孝家是不用具体做事的。闲下来时，看见有人下棋，我便上去与其切磋一番。我的堂嫂看我像个置身事外的人，笑嘻嘻凑到我身边说，“别家老人过世，都哭得呼天抢地的，就没见你掉过一滴眼泪”。我只是莞尔，没有作答。我的堂嫂哪里知道，我的眼泪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流干了。父亲逝世后，之前那种痛彻心扉的感觉在我身上荡然无存了，反而心生一种“大逆不道”的轻松。我想父亲如若在天有灵，也不会怪罪于我。他是那种做事干净利落，从不喜欢拖泥带水的人，如果要让他身边的人活在痛苦里，那他是断然不会愿意的。

　　在他倒床之后，饮食起居都要人照顾着。为了能更好地照顾他，我在他的床榻之侧搭了一个床位，这样只要他想起来方便，我能第一时间知道。经常在半夜时分，我从迷糊中惊醒，看见他正扶着床沿，身子在艰难地移动，即便到了这个地步，他还是不想打扰我，而这时我会愤怒，会对着他吼，会责问他为什么不叫醒我。父子之间的爱如此沉默，以致于有时候我们爱着对方，以一种看起来极其粗鲁的方式。他身上已经没有脂肪了，从之前150多斤骤降到60多斤，坐在坐便器上，会因为臀骨和坐便器之间的硬对硬而硌出痛苦的声音，这时我会抱着他，让他的屁股悬空着对准便槽。他是一辈子死要面子的人，那里能够接受这种屈辱，何况还要让我受累，开始他是如何也不愿意的，后经我百般劝说，他自己也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才勉强接受。这让他内疚万分，总觉得自己的病连累了我们。辗转过几家大医院都没能让他的病有所好转，他也知道自己可能无药可救了，但一听到村里有行脚医生走过，他就会让我母亲将人家请到屋里来，他还是想碰碰运气，我看着行脚医生在他面前吹嘘着手里的虎骨鹰爪之类的奇效，我知道那是骗人的，但我还是会给他买下来。躺在床上，他一定回忆过自己的一生，也去过几个热闹的地方，有时会冷不丁地冒出一句，“哪里好耍？哪里好耍都没得人间好耍。”这时会有一股清泪从他的眼角滑向枕边，我赶紧和母亲顾左右而言他，将话题转向别的地方。

　　11

　　父亲患的是肝癌，发现时已经是晚期了。他不喝酒，唯一有可能导致这个病症的原因就是肝炎。一个生活四壁漏风的农民，根本不可能有体检的胆量和意识，几十年的肝炎没有得到遏制，久而久之就引起肝硬化，从而导致了肝癌。也不知道需要多久，肝炎这种常见的病症才能恶化成肝癌。在他病逝前的几年，我经常看见他在敞坝里浇水洗澡，身上的几块腹肌像畎亩中隆起的田垄，即接受了上天的馈赠也接受命运的索取，只不过他付出的太多，而得到的又实在太少。

　　当我姐夫从昆明打来电话告知我关于父亲的病情时，我正站在镇雄县安尔村乡村中学的讲台上，两个男人隔着六百多公里的距离，在电话两端竟然情难自已饮泣成声，癌症猛于虎焉，就像一座大山突然坍塌了，将那些猝不及防的人突然埋于泥土之下。那些天我一直把自己禁闭在幽暗的书房里，为了不让同事和学生听到我的哭声，刻意把低音炮的声量调到最大。我的女友，也就是我后来的妻子总是陪在我身边，两个悲伤的人都不敢抬头看彼此的眼睛。后来经我和家人商量后，很快把父亲送回老家，医生说他最多能活五个月，农村人讲究叶落归根。

　　可是一个很严峻的事情很快就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如果父亲病逝，我们将如何操弄他的丧事。老家的房子太窄了，一进二居室的两层房子，门小如框，棺材无法进出，即便能进去屋里也很难摆下来。我和二哥很快达成共识——立即建房，五个月的时间从下基石，砌墙，水泥打板封顶，工期催紧一些应该能赶上。父亲回家没几天，我就开始忙活起来。对此他十分不解，几次厉声问我，“建房干嘛？你兄弟二人又不回来住。老子身体好的时候你不建房，现在我干不动重活了，你却建起房子来，哪怕是捡一块砖背一片瓦都要请工人，浪费钱。”我只骗他说我要结婚了，家里太窄办不了婚事。我们所有人都守口如瓶，不敢告知他的病情，更不敢向其说出我们真正建房的目的。随着他的病情一天天恶化，房子也建起来了，刚安上门窗，我从镇上请马车拖回来一副硕大锃亮的棺椁摆在堂屋里时，他似乎一切都明白了，也认命了，躺在床上终日默不作声。

　　他身体好的时候，干活是我们村里众人翘指称赞的一把好手。无论是做自家农务还是帮助别人从不拈轻怕重，多脏多累的活儿都一肩担起。建房期间，他总是不放心，经常从床上爬起来，颤巍巍走到施工现场，咬牙切齿地责怪我，他看不惯我请来的工人，总觉得他们在偷懒，干活太慢。为了加快建房进度，我每逢周末，就会乘坐一天的车赶回家参与建房，挖土、抬砖、拌灰浆一样不落下。我干活的时候穿的是他平时劳作的衣服，上面浸满他的汗渍和来自庄稼地里的露水，总觉得很潮湿。有一天我蹲在墙根下歇息，无意间从那件衣服的口袋里摸出一粒黄豆，都已经发芽了。因此想起他苦命的一生，从没享过一天清福，子欲孝而亲不在，我悔恨至极。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那件衣服还穿在我的身上，那粒豆芽就长在我的心里。

　　12

　　从昆明回到老家集镇上，下车后要走20分钟的泥泞路才能到家，途中我们遇到了很多人，他们都知道父亲这次出门是去治病，有的小心翼翼地向我们探问父亲的病情，有的叮嘱父亲回家后要好好疗养，有的从父亲憔悴的样子上也看出了一些端倪，但都心照不宣。这些人中，有个邻村的婶娘背着一大箩筐萝卜，杵在地埂边上歇气。她气喘吁吁地远远就给我父亲打招呼，言语里尽是关怀，说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成人了，劝我父亲干活不要那么拼命。出人意料的是没过多久，那位婶娘就因为突然病发送去医院的途中不幸离世。父亲躺在家里，听到哀乐从邻近的寨子里传来，问我们谁去世了。当得知答案后，他说了一句“命中注定”，对于生死似乎看得更开了一些。那段时间，左邻右舍也经常有人来探望他，有人带来另一个不幸的消息，父亲的一个远房外甥，就住在临近我家的贵州寨子里，小他十多岁，得了绝症，命不久矣。自此之后，他每天都会询问我们对方的情况，似乎要比比看他俩谁先熬到最后。其实，他是担心他俩同一天逝世，邻里帮忙的人手不够。事实证明他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抬他入土那天，人们刚一放下肩上的丧担，立即就朝贵州方向涌去，那边他的外甥家里，一切都已做好准备，正等着人们赶来发丧。

　　从发病到他的生命结束这段时间，大约5个月，我不能天天在家里陪他，每个星期天从东到西横穿整个镇雄县的版图去上课，光在路上就得花一天时间。每次要走之前，我都会装作很轻松的样子，和他商量，“我去上课，你要等我”。他一辈子患得患失，总觉得我好不容易弄到手的“铁饭碗”会被人家觊觎，有时候甚至用命令式的口吻让我不要再来看他。

　　我的朋友给我描述过，每一个肝癌患者最后都是痛死的，他们的肝就像面团失水一样，慢慢的固化，变硬，最后嘎嘣一声脆响就裂开。我实在不忍目睹他被这种疼痛折磨得痛不欲生的样子，提前到处打听“杜冷丁”的购买方式，这是一种镇痛剂，在人体内脏剧烈绞痛时，它能减缓这种病痛的程度。但我百度过杜冷丁，“本品为国家特殊管理的麻醉药品，务必严格遵守国家对麻醉药品的管理条例，医院和病室的贮药处均须加锁，处方颜色应与其他药处方区别开。各级负责保管人员均应遵守交接班制度，不可稍有疏忽。使用该药医生处方量每次不应超过3日常用量。处方留存两年备查。”虽然疼的是父亲，但好像我比他更需要杜冷丁。我托朋友从不同的医院购买，在家存放了七八支。我见过父亲疼得最厉害的时候，整个身子蜷缩成一团，咬着牙，脸上青筋暴露，汗珠一粒一粒地从头皮上挣出来，实在挺不住了，他就指着桌子上的菜刀，求我们送他一程。开始给他注射杜冷丁，他的身子会痉挛一下，最后那几天，无论针头如何扎进他的肉里，他都纹丝不动。疼成为一种常态，人反而变得异常平静。

　　13

　　在他生命最后的几年里，其他几个子女去了昆明打工自食其力，而我在离他一百多公里的地方教书，很少回家。他和我母亲带着两个孙子，留守在老家，平时各忙各的，偶尔从电话里询问着彼此的近况，除了再三叮嘱我“保重身体”，似乎也就没有太多的话题。有时候因为信号太弱而中断通话，两个老人会在另一端猜测着到底发生了什么，提心吊胆地活着的人，总是会把事情往最坏的地步去想，如果是在晚上，那他俩是不敢睡去的，除非我们重新打去电话，把事情说清楚，他们才能安心。

　　子女们邀请他去过几次昆明。到底是见过一点世面了，好几次竟然在邻人面前炫耀起来。最后一次，他去昆明的时间有些长了，是我打电话去催他回来的。他在我的声音里听到了焦躁与愤怒，即刻用一种承认错误的口吻向我保证尽快回家。三天后，我在镇雄县环城东路接到了他，他带着家里的长孙，费了很大劲才硬生生将自己从面包车里扯出来，我从车窗口望进去，里面还挤着一堆灰头土脸的人。那时我租房住在镇雄县环城路，楼下是一家小餐馆，我们在那里吃饭，边吃他还边告诉我，家里的活儿不用我操心，他回来顶多一个星期就做完了。他认为我是责怪他偷懒，跑去昆明躲农活了。他不知道，那天我是先给母亲打了电话的，电话中我觉察出母亲的孤独，脑海里总浮现出老家的茫茫夜空之下，一个农村女人孤独地蜷缩在被窝里，窗外传来一点点风吹草动，立即心惊胆战地坐起来的情景。我希望他们彼此陪伴着。

　　前几次，他去昆明看望子女们，回来的时候，总是被他们收拾得光彩照人，整个人的精气神一点不像农村人。而这次，他坐在我对面，虽是深秋，气温还很高，他穿着宽松的灰色T恤，松软疲沓的大短裤里晃荡着两条毛茸茸的腿，整个人面容暗黄，胡子拉碴的，瘦了一圈。那晚父亲和我挤在出租屋的一张窄床上，谈了很多，但谁也没有料到，那竟然是我们的最后一次深夜长谈。

　　几天后，我突然接到村里人的电话，对方告知我父亲倒在包谷地里，母亲正随同宅邻将其送往村卫生所。我赶紧打电话安抚母亲，说我随后就会到，父亲可能是劳累过度或者血糖高之类的，去医院挂两天吊瓶，休息一下就没事了。我到医院的时候，他眼珠子骨碌转了一下，连忙在我母亲的搀扶下强撑着坐起来。他又开始自责起来，说自己身体出了一点小病，就让大家都丢下工作跑回家。三天后，我越来越觉得不对劲，他的病情似乎没有好转，整个人像霜打的茄子般蔫着。在我的再三坚持之下，他被迫和我进城了，住在县医院，各种尿检、抽血、心电图、B超等，每检查一样，他都会问我多少钱。那段时间，我陪着他在医院，总觉得生病的是两个人，他身体的不适和疼痛，完全在我的身上有着切肤的感受。父亲一生都很在乎别人的看法，就怕自己的行为会给别人带去不适，即便挂吊瓶时，护士在他手上扎了七八针都找不到血管，我几次差点发脾气都被他制止了。县医院的检查结果最终出来了，医生告诉我，说他肝上的有个肿瘤，是良性的。我们一家人如释重负，连夜来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我们要求转院，觉得昆明的的医疗条件更好一些，一家人围着他，并承诺治好以后，如果他愿意就留在昆明生活，我们任何人都不再干涉。

　　送他离开镇雄的那个清晨，二哥把车开到城郊，我在空地上点燃一挂炮仗，希望借此冲洗掉笼罩着他的霉运。炮仗一响，父亲就随同家人驶向昆明，而我转身返回县城，独自走在巨响之后的寂静中，走成滚滚红尘里，一个无人等候的孤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