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凤

　　学校变成了兵营

　　1948年的冬天格外冷。

　　那时候，我是北平黄城根小学6年级的学生。离放寒假还有一段时间，还没有进行期末考试，一天，上午下课时，教国文课也是班主任的胡老师通知我们说：从现在起，停课了，下午不必来学校了，明天也不必来学校了，什么时候复课，等待通知。说完，就组织全班同学建立了一个通讯录，把每个学生的家庭住址都抄录下来，如果复课，距离学校最近的人由老师通知，然后由近及远。一个一个地传达下去。当时只有大官或者富商的家里才有电话，也不可能有“公用电话”，全靠学生们的两条腿，组成了这个通讯链条。

　　每天待在家里，教科书已经背得烂熟于心。我想去学校看看，祖母不让我走出院门，说是外头很乱。我只能一个人在院子里徘徊，可是院子里种植的花儿们草儿们，因为天气严寒早已经桔落，只有两棵夹竹桃树的树叶，还保留着些许绿色。

　　正当我百无聊赖地打发时光时，一天的上午，忽然有位同学找上门来。我以为是通知复课的，然而不是，原来她也是如我一样在家里憋不住了，找我玩儿玩儿。有了一个伴儿，我就恳求祖母，允许我们去趟学校，祖母看我实在想念学校和教室，就勉强答应，并反复嘱咐我说：“快去快回。”

　　走进学校的大门，觉得气氛与往常大不一样。传达室的老头炳林(事隔60年，我仍然记得他的名字)认识我们，他看见两个小姑娘忽然出现，赶紧走出屋门，叫着我的名字，问：“你们干吗来了?”我们说：“去教室看看”。炳林说：“别去教室!有大兵住着呢!”我和同窗面面相觑，之后说：“那我们去院子里看看。”炳林说：“看看就得了。赶紧出来!”我们答应：“好!”就跑进去了。(关于炳林老头，我还得啰嗦几句，因为还有后话：他是学校的门卫，细长的个子，慈眉善目，在学校当传达差不多一辈子了。他熟悉所有的学生，学生们也都喜欢他。老师们都直呼其名“炳林”，学生们也跟着老师这样叫他。这种没大没小的称呼法，他一点儿也不生气，总是微笑着面对所有的人。他年纪渐渐地老了，学校就把他的儿子招来做帮手，儿子与他长得很像，于是大家都称他的儿子为“小炳林”。)

　　我们的校园很古老，据说是由一座大庙改建的，树木参天，一个院子连着一个院子，有假山，有金鱼池，教室都是前出廊后出厦的大屋顶房子。(这所百年老校依然健在，不过校舍已经完全变样了。)

　　话说那一天。我们先跑到本班教室的门口，隔着窗户往里面看，果然有若干大兵围着火炉取暖，他们都穿着土黄色的棉军装，有一位还笑着向我们招手。我们不敢理会他，赶紧跑开。但见所有的教室里都住着大兵，无奈之下，我们只能跑向操场。操场上也有不少大兵，他们都在干着同一件事情：把教室里的课桌和椅子劈成劈柴。原来教室里的熊熊炉火是用我们的桌椅点燃的。看到了这一幕，我们很生气，不敢久留，立刻遵照炳林的话，离开学校。返回家中。

　　西黄城根是一条不宽的马路，说它是马路也许不十分确切，因为它不像西四北大街或者西单北大街那样铺上了柏油，它是一条土路，不过经过的行人和车辆却很多。在我们从学校回家的路上，就看见一群大学生正站在路边讲演，他们打着一条横幅标语，上面写着“反饥饿，反内战”六个大字。我们毕竟太小，听不明白他们在宣讲什么。

　　以我当时的见识，我只知道学校变成了兵营。学校的大门坐西朝东，隔着西黄城根，面对着北平四中的操场，而四中操场也已经变成了炮兵阵地。我的家离这个炮兵阵地很近，不论白天还是深夜，都能听到从四中操场发出的大炮声：“嘭——”!“嘭——”!断断续续，没有规律，很是吓人。祖母怕屋子的玻璃窗被震碎，都用高丽纸糊上了“米”字条。天黑后，实行灯火管制，窗户上都挂着又黑又厚的布帘，其实不管制，也总停电，所以几乎每逢晚上，都生活在黑暗之中。

　　平民百姓当时并不知道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正在进行激烈的政治斗争。但是知道，军事对峙的局面已经形成：“八路”已经打到了北平城外，正把北平团团围住；而国民党的军队，正把北平这座文化古都变成一座大兵营。

　　每天都听着“嘭”“嘭”的炮声，夜里，偶尔，房顶上还会响起人与人互相追逐的脚步声。听着这些陌生而奇怪的声音，心里着实紧张得很。即使是少年，即使只有11岁，夜晚有时也无法安然入睡。

　　大人们以往谈论的话题是通货膨胀，贪官们控制的银行里发出来的钱币，一会儿就更换一种，什么“法币”，什么“金圆券”，把老百姓兜里的最后一分钱都搜刮到了他们的口袋里。现在，当“八路军”已经兵临城下时，话题则改成了轻声地互相询问：“这仗，打得起来吗?”“北平有这么多的文化古迹，要是真打起来，不是都会毁于一旦吗?”

　　全家就在担忧、恐惧与等待的氛围中。迎来了1949年的元旦。

　　欢迎解放军

　　1949年的元月下旬，又有同学敲门，这次是接到了学校的通知，要我们每人做一面小旗子，于31日几点钟(事隔60年，几点钟已经忘了)去平安里路口集合(当时的平安里是一个丁字路口，西侧没有马路，与今天的平安大道大不相同)，欢迎解放军，他们的部队那天要从西直门进城。

　　31日那天，我准时来到了平安里，手里举着姑母为我做的旗子，站在马路牙子上。等着看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解放军。马路两边已经站满了举着旗子的人，除了我和同学外，大部分是成年人。

　　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吧，听见有人喊：“来了!来了!”

　　不一会儿，就看见一队身穿黄色棉军装，肩膀上扛着枪的军人走过来了。他们踏着整齐的步伐，齐声高唱一首歌。这首歌是我过去不曾听到过的，后来我才知道，这首歌叫《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我家的亲戚中，有一位神秘人物。从我幼年刚刚学会“听话”的时候起，祖母和姑母就常常谈到他。她们说起他时。声音总是压得很低，愈是如此。我愈是牢牢地记住了他的名字。虽然我懂事以后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但是我已经弄明白了他是我的二舅舅。他投笔从戎时，我刚刚出生，是襁褓中的婴儿。

　　他本是北平一所名牌大学历史系的高才生，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他毅然离开故乡北平，绕过日军的封锁线，去找抗日军队。他的目的地可能是延安，也可能是重庆。结果他走到了延安。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老北平，“八路军”是一个犯忌讳的名词，所以，自从他走后，我们就没有了他的音讯。然而，作为一个孩子，在听了祖母与姑母断断续续地谈论后，我心里滋生出了对他的敬意。

　　在我举着旗子欢迎解放军的时候，心中怀着朦胧的期待：也许我的舅舅会突然出现。

　　两次敲门声

　　童年记忆中，有两次特别的敲门声，印象深刻，它们都与我的舅舅有关。

　　一天的傍晚，我放学回家后不久，忽然传来了敲门声。那敲门声很轻。

　　我家的老家人李永生已经离开北平回故乡。所以祖母亲自去开门。我是小姑娘，开门的事是不让我做的。姑母是大姑娘，开门的事也不让她做。

　　祖母问：“谁呀?”

　　门外一个有点耳熟的声音答道：“是我，老太太。”

　　听到这声回答，祖母便把右边门扇上方的搭钩打开，那是一个约有六寸见方的窗口。她从这个小窗口向外一望，看见是认识的人，这才拨开了大门上的粗木门栓，把门打开，放来人进门。

　　来人进来后，立即返身把大门关上。也不往院子里走，也不进屋，而是弯下身子，把他的右裤腿往上面卷，再把袜带拉开，从袜子筒里掏出来了一个牛皮纸信封，把它郑重地交给祖母，悄声地对祖母说：“这是我家二少爷带给府上大少爷的。”

　　我定睛一看，这不是我外祖父家的车夫老李吗?所谓“二少爷”者，不就是我的二舅舅吗?

　　“他现在在哪儿呀?”我不禁大声地发出疑问。

　　老李立刻用他那只厚实而有力的大手捂住了我的嘴，悄声地对我说：“姑娘，小声点。”大概是因为捂了我的嘴。他很不好意思地看了看祖母。然后向祖母告辞。

　　祖母对他说：“到屋里坐一会儿吧。喝点茶，歇歇脚之后再回去。”

　　老李说：“谢谢老太太。我是瞒着我们老爷和老太太出来送信的。这就得赶回去。”

　　祖母也不强留，看着他出门，走远，然后把大门关严拴紧。自始至终，那封用牛皮纸信封装着的信，都被她老人家死死地捏在手心里。

　　进了屋门，祖母轻声地嘱咐我说：“别告诉任何人老李来过，也别告诉任何人老李送过信。这件事跟任何人都不能提起，因为如果外人知道了，咱们家就有危险。记住了。”我似懂非懂，但是祖母吩咐我的话，我一定照办。

　　另一次敲门声发生在一个严寒的冬夜。全家都已睡熟。那时北平城里已经弥漫着紧张的空气。忽然，外面响起了剧烈的敲门声和叫喊声。铜门环被敲得震天价响，两扇木门也晃荡起来。还夹杂着粗暴的喊叫：“开门!开门!快起来!开门!查户口!”

　　祖母被这阵吵声惊醒，立刻起床穿衣。

　　我于朦胧中感觉到：有一帮人进入了我们的卧室，带着寒气，带着嘈杂的声音。我立刻把身体缩紧，把被子蒙在头上。

　　听见一个嘶哑的声音冲着祖母喊道：“把户口本拿出来!”

　　祖母赶紧打开抽屉，把我们家的户口本交给了他们。

　　那天晚上恰巧是停电的日子。一个人打着手电筒，另一个人拿着户口本验看。之后就把亮光移向了我们睡觉的床，找寻登记在册的人，进行核对。大概是他们发现了我把被头蒙得很紧，使他们无法看清楚睡在里面的是谁，那个嘶哑喉咙再一次冲着祖母叫道：“睡在这个被窝里的是谁?”

　　祖母赶紧回答：“是孩子。是我的孙女儿。”

　　还是那个嘶哑的喉咙：“让她把脑袋伸出来，验看验看!”

　　祖母说：“孩子还小，她睡着了!”

　　嘶哑喉咙说：“不行!不管大人孩子一律验看!”

　　祖母不得已，轻轻地拍拍我的背，其实她知道我已经被吵醒了，只是保护着我，怕我被吓着。我只能不情愿地从被头下面钻出头来。因为室内没有灯光，只用一只手电筒照明，几个来人的面孔，看上去显得有点儿狰狞。

　　他们在卧室、书房、厨房、院子里前前后后地仔细搜寻了半天后，没有发现任何多余的人。那个嘶哑喉咙不甘心，冲着祖母大声问：“某某呢?”他说出了我二舅舅的名字。

　　祖母用沉默回答他们。

　　嘶哑喉咙咆哮道：“某某呢?他是不是来过你们家?”

　　祖母镇定地回答：“不知道。没有。我们两家不来往。”

　　嘶哑喉咙说：“听说他来北京了。他要是来北京，你们得向我们报告。听见了没有?”说完了这句话，他们就骂骂咧咧地走了。

　　“昨天夜里来的那帮人是谁呀?”第二天清晨，我向祖母发问。

　　“那是保甲长们。”祖母一边回答我，一边温柔地抚摸我的头发。

　　后来我才知道，在北平的胡同里，10户为一甲，百户为一保，所谓保甲长，就是国民党政权的最基层组织。我当时非常诧异怎么连亲戚都不知道的事，保甲长们却了如指掌呢?

　　舅舅来了

　　话说回来。1949年的春天，寒假结束，六年级的第二学期开始，学校正式复课了。一天，我刚上完第一节课。下课铃声还没有响完，炳林就站在教室门口，高声地喊我的名字。平时跑腿找人的事都由小炳林代劳，今天却是老头亲自出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我从位子上站起来，走到门口，朝他发问：“炳林，是叫我吗?什么事呀?”炳林很焦急地对我说：“有一个解放军的军官，腰里别着手枪，后头还跟着两个勤务兵，到了学校传达室，说是找你，下了学接你回家，还说是你的亲戚。我等了好一会儿了。等着小炳林打下课铃。你有这样的亲戚吗?”

　　我的脑袋里立刻有不少蒙太奇闪过，然后抬起头来回答炳林：“有。那一定是我舅舅。他在哪儿?”

　　“他在传达室里等你呢，来了好一阵子了。”

　　我马上三步并作两步地朝着传达室飞奔。

　　奔进传达室后，果然看见有一个个子很高、身材魁伟的军人。他有一张清癯的面孔，细眉细目，看上去很慈祥，一点儿也不威严。他穿着一套黄色的棉布军装，头上戴着一顶黄色的棉布军帽，跟我几天前去欢迎的解放军士兵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他的腰带上别着一只手枪，身后还站着两个很年轻的战士。

　　一看见我走进传达室，这位中年军官就笑眯眯地迎了上来，用他的一双大手拉住我的手。很亲热地叫了一声我的乳名。然后说：“你长得真像你爸爸!”舅舅与父亲青年时代是挚友，他悄悄离开北平时的盘缠，还是爸爸送给他的。

　　我也脱口而出地叫道：“舅舅!”

　　他又惊又喜地问我：“你怎么会认得我?”

　　“我当然认得您。我奶奶，我爸爸，我姑姑，常常说起您。我的亲人里头，只有您一个人是解放军。所以，我一看见您，就知道是我舅舅。”

　　听了这话他很高兴。他让我请了假，就拉着我的手，带着两个警卫员，坐上了停在学校门口的一辆美式军用吉普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吉普车)，说：“舅舅接你到军区招待所里看看去!”

　　老西单商场的南侧，有一条胡同，靠近胡同西口，有一个大华饭店(地理位置就是今天的西单购物中心，大华饭店早已被拆除)，这座大华饭店是当年解放军刚进城时的华北军区招待所。

　　舅舅住的房间很朴素，陈设简单：一张单人木床，一个写字台，一把软椅，一张用餐的方桌，方桌旁边摆着两把木椅。他在写字台旁边的软椅上坐下，请我坐在方桌旁的木椅上，开始和我说家常。我们谈了很久。之后，他就沉默了。良久，他向门外高声叫道：“勤务员，去食堂打饭，要点好菜，我要请我外甥女儿吃饭。”饭后，他把我送回了家。

　　参加开国大典

　　与舅舅见面的前后，我家的院子里住进来了二十几位女兵。因为我的家中只住着三个女人：祖母、曾外祖母两位老人和我这个小女孩，所以派驻在我家的士兵皆为女性。她们也都穿着黄色的棉军装，整天嘻嘻哈哈，唱唱跳跳，她们告诉祖母说，是宣传队的。她们的队长说一口南方话，面带微笑，管祖母叫“大娘”，管我叫“小鬼”，还经常要帮我们打扫院子，祖母也总是客气地拒绝。住了大约一个月，她们说房子“派”下来了，就向我们告辞。这一切，都使我觉得特别新鲜。

　　1949年的10月1日，那时我已是师大女附中的初一学生。午饭后，老师带着我们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每人的手里都拿着一盏五角星形的红灯笼。

　　当时的天安门广场是黄土地面，左右两边各有一面红色的围墙，围墙的样子跟故宫的围墙很像。东西长安街以天安门下面为界划分，东侧和西侧各有一座“三座门”，红色的建筑，东西两面通透，三个门洞，中间的门洞较大，南北两边的门洞较小。当天下午，我们一直坐在天安门广场的黄土地上，等待着大典开始。

　　后来，终于听到了老师的命令：“全体起立!”

　　之后不久，就听到响起了“轰隆”“轰隆”的礼炮声。因为我们站在长安街的南侧，所以看不清楚天安门城楼上的情形；又因为当时的音响设备与今天不能同日而语，所以也没有听清楚上面在说些什么。详细的新闻，是从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报道中了解的。

　　大典结束后，天色已晚，庆祝游行开始。我们立刻点燃了手里的红灯笼，列队从广场走到了天安门城楼下。仰头张望天安门，上面灯火通明。可是队伍不能停留，我们只能继续步行，再从天安门城楼下走回到位于辟才胡同的学校。

　　当时还没有理解，我，一个普通的初中学生，竟然有幸亲身参加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开国大典。

　　责任编辑兰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