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强等

　　我在苏联参加授衔

　　方强

　　1955年9月，中央军委决定为我军全体官兵进行授衔。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授衔。我是远在异国他乡的前苏联列宁格勒听到这个消息的。

　　1953年，我从中南海军，即今海军南海舰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位置上调到北京先任海军副政委、后任副司令员。负责领导海军潜艇、航空兵和院校工作。在海军领导岗位上，我深感要干好海军；必须要具有现代海军的理论知识和领导能力，中国海军要建设发展，应当向国外学习，而当时苏联海军是比较发达和先进的，同时中苏两国又是友好国家，因此经苏联驻海军总顾问的推荐，我向彭德怀元帅提出去苏联学习，得到了他的批准。195S年夏。我进入了苏联海军最高学府伏罗希洛夫海军指挥学院学习，中国海军一批领导干部去苏联军事院校学习，当时是没有军衔的，在那个学院里的苏联军人和外国学员都是佩戴军衔的，说实在的，当时感觉我军在一些形式上与他们是有差别的，一听说我们马上也要授衔了，心情真是挺激动的，最突出的感受就是你们外国军队有的我们也有，中国军人并不比你们缺少什么，穿上制服，戴上军衔照样威风。

　　1956年2月13日，我同时接到了两个请柬，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处的，上面写着：“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务院总理及国防部长命令，订于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三日十七时在列宁格勒军官之家举行授勋、授衔典礼，由聂荣臻元帅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务院总理及国防部长，分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以勋章，及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将官、校官、尉官军衔。请届时参加接受军衔。”另一个请柬是聂荣臻元帅署名的请柬，上面写着：“订于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三日十九时在列宁格勒军官之家举行庆祝授勋、授衔酒会。请届时光临。”2月13日下午，上完最后一节课，我们开始整装，擦亮皮鞋，换上中国式的军衔服，乘车前往列宁格勒军官之家。

　　我记得前来接受授衔的我军在苏联学习的陆海空三军各级干部有近百人。我们荣幸地见到了聂荣臻元帅。具体组织这次授衔仪式活动的是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处，前来参加我们授衔仪式的还有苏联军队的负责人，其中有一位炮兵元帅。

　　授衔仪式上驻苏联武官韩振纪中将宣读了命令，聂荣臻元帅将勋章一一发到我们将官手中，接受这次授衔的中国将军有不少人，其中有在苏联海军指挥学院学习的，有在苏联海军工程学院学习的，有在苏联装甲兵、炮兵学院和军事医学院学习的同志，军兵种的同志我已记不得有谁了，我只记得海军的一些同志。

　　这次授衔，我作为海军副司令被授予了海军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获得这三枚一级勋章的条件是红军时期为师以上干部，抗战时期为旅以上干部，解放战争时期为军以上干部。我符合这三个条件。与我一起在苏联学习的海军副政委刘道生，也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同时也获得三枚一级勋章。此外还有刘华清、朱军、易耀彩、刘中华等同志被授予了海军少将军衔。被授予大校军衔的有赵汇川、袁意奋、陈允中、高立中等。下午7时，授勋、授衔完毕，驻苏联武官处开始举行酒会，记得我们喝的是国内带来的茅台酒。聂荣臻元帅频频与我们干杯表示祝贺。在异国他乡，我军举行的这个授勋、授衔仪式，照样是隆重、庄严和热烈的。从那一天起，我们都穿上了统一制式、佩戴军衔的中国式军装了。中国军人以新的形象出现在世界上。

　　说句心里话，授衔后，我并没有感到自己多么荣耀，更多的是感到了肩上的重任。当时，我们国家还很穷，国力还不是那么强大，自己觉得从今以后更应当全力以赴努力学习和工作，为祖国为军队贡献自己的力量，军衔在肩，这是党和人民给予的重担。

　　我想到了在革命战争时期牺牲的战友们，他们没有活到共和国诞生的时候，更没有得到什么职务和军衔，我的许多在战争时期的领导和战友，如果活到授衔的那一天，他们都一定是赫赫有名的将军。而他们没有得到，但他们均为共和国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我想到了1936年在红军西路军征战的岁月，当时我是红九军的宣传部长，我的军政委陈海松，当时是红军中最年轻的军政委，他活着最起码要被授予上将军衔，可是他在带领我们红九军在河西走廊与敌人大血战时牺牲了。与敌血战时我曾被敌人击伤，军政委陈海松曾下令一个连反冲锋把我从敌人手里夺回来，如今他牺牲了，而我活着。我今天的生命和荣誉，可以说是我的政委和战友们给予的。

　　我想起皖南事变，想起与我同时期参加革命的湖南平江籍的老乡，那次事变，光平江籍营以上干部就牺牲了近百人，他们活着一定有一批共和国的将军啊。

　　我还想起战争年代，那些曾冒着生命危险支援我们的人民群众，想起1933年当我负重伤后，那些，女赤卫队员抬着我，爬了近百里山路把我送到了医院的情景。革命胜利后他们照样还是工人农民，他们是无名的英雄，我们的荣誉和地位是人民群众给予的。光荣属于他们。

　　更使我难以平静的是每当我看到当年牺牲在战场上我的战友们留下的妻子们，我就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我看到她们就想到她们都是没有了将军的夫人啊，而我是有夫人的将军。先烈们和他们留下的夫人们都是共和国最大的功臣，他们的光荣比山高比水长。

　　我在心里暗暗告诉自己：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所得到的荣誉和地位都是党和人民给予的，都是革命先烈给予的，要珍惜他们给予我们的一切，我们肩负的不只是荣誉和地位而更是前辈和先烈的嘱托。应当将这一切努力化做前进的动力，化做责任和使命，继续为党和人民。为国家和军队努力奋斗。

　　1955年授衔至今已有半个世纪了，当年我44岁，如今已96岁了。我这个老兵早已卸下了戎装。但我军的宏伟事业在继续发展前进，我衷心希望一代一代的全军将士们，不忘我军的光荣传统，珍惜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不辱使命和责任，将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推向辉煌。

　　方强原名方鳌轩。湖南平江长寿街人。1912年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工农革命军。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在南京参加授衔、授勋

　　沈启贤

　　1955年我荣幸地被授予少将军衔和共和国第一批军功勋章三枚(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这应是我终生的荣誉。当年隆重举行授衔、授勋典礼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1955年11月26日，我收到两份参加授衔、授勋典礼的大红金字请柬：

　　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命令，订于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午八时在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授衔、授勋典礼。由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刘伯承元帅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将官军衔，请届时参加，接受军衔。

　　南京军区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命令，订于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午八时在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授衔、授勋典礼，由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刘伯承元帅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第一批勋章。请届时参加。接受勋章。

　　南京军区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同时我还收到陈毅元帅以个人名义为庆祝授衔、授勋典礼而订于1955年11月30日举行酒会的请柬。其请柬和信封都是用民间表示喜庆的喜鹊团锦花纸，非常雅致。所有请柬背面都贴有注意事项的字条。为了使参加典礼的同志了解整个典礼情况，典礼秘书处还随请柬附送一本特别印发的《南京授衔、授勋典礼须知》(内容包括日程排列、授衔、授勋典礼程序以及典礼、酒会、晚会、着装等须注意的问题和勋章佩戴位置的图示)，工作十分细致，也可以看到共和国这第一次为开国功臣授衔、授勋典礼的隆重和气派。

　　当时我是南京军事学院空军系主任，奉命创建空军系。从朝鲜战场调回国内、从陆军改行空军、从战斗部队转到军事院校、从战火纷飞的战场转到和平环境的城市，才两三年。一切都很新鲜，都要学习。此时收到参加授衔、授勋的请柬，心情非常激动。我想到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几十年来所走过的不屈不挠的艰苦历程；想到多少英雄、烈士为这支部队的正义目的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才终于胜利创建了共产党执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成就；今天我们从战火中诞生的共和国百废待举，需要建设、需要发展、需要前进。因此我认为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为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的英明决策，将使这支胜利之师从野战军发展成为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为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授军功勋章，也是正规军队必须有的赏罚制度。因此我不仅为个人参加授衔、授勋感到光荣，也为人民解放军向正规化、现代化进军感到兴奋。

　　全军实行军衔制的准备工作，中央早在两三年前就已经启动。据说制定各级军衔的评定条件非常严格，将官必须是红军，少将必须是在解放战争期间任正职师长三年以上的指挥员；每个高级干部都要由上级党委做详细的德才签订；战功统计也十分认真。1953年南京军事学院党委对我的鉴定，功过都写得非常具体客观。甚至我1951年在志愿军主力部队三十九军任职参谋长期间，军委电报调我到志愿军总后勤部任参谋长，我因不愿离开战斗部队而回电“请求收回成命”的错误(彭老总在志愿军司令部见到我时只批评了几句，没有给我处分)，也都写上了，现在看到鉴定书深感惭愧。我上世纪30年代初在旧军队当排长时，受思想进步的教官影响而自觉秘密开展兵运活动；1935－936年与几个战友先后组织两个连起义参加红军后，参加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解放(辽沈、平津、渡江大决战)以及抗美援朝战争。历次战争期间，我都是前线营、团、旅、师、军指挥员，有过一些战功。但由于我不是中央红军，没有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又多年来都被视为旧军人出身，加之我有个性，决不迎合，敢讲真话，敢对上级提意见，因此我一直估计自己只能授大校军衔。当得知被授少将军衔时，我深深感受到党中央对革命者一视同仁的胸怀。

　　1955年正式举行授衔、授勋典礼是分阶段进行的。首先是由国家主席毛泽东、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亲自为元帅、大将隆重举行授衔、授勋典礼。然后，由几位元帅奉命代表中央分别到各大军区所在地为将官军官和有功人员授衔、授勋。当时的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元帅奉命代表中央，为南京军区(华东地区)海、陆、空部队、军事机关、军事院校的军官、将官授衔、授勋。由于这是一个新鲜事物，谁都没有经历过，因此在典礼前一天，安排所有参加典礼的军官将官和受领第一批勋章的人员，都要到南京人民大会堂预习典礼仪式；要求大家均按规定着装，进入会场后脱帽、按照图示的位置入座。

　　1955年11月29日是人民解放军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南京大会堂内外军警警卫森严。上午8时前，南京军区被授衔、授勋的军官将官都已提前入场。我们都是按规定穿1953年发的呢军服，戴大檐帽，佩戴军徽和胸章，穿1955年发的黑色松紧口皮鞋(入场时，来宾和将官的帽子留放在自己的汽车上)。我们将官是按横排座位一排就是一组。我在规定的座位就座后，看到主席台后墙上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军旗，台前上沿悬挂着“隆重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授勋典礼”的大红横幅会标，会场布置庄严肃穆。将宫都正身肃坐，等待自己即将获得的荣誉和最高奖励。

　　8时整，身着威武、气派的元帅服的刘伯承元帅莅临会场，南京军区首长发出立正口令，全场起立；刘元帅及主要来宾登上主席台就座后，听口令坐下。司仪宣布：“南京授衔、授勋典礼开始，奏国歌。”全体自动起立。此时我心情激动。不仅为人民解放军辉煌的胜利历史感到骄傲，而且为人民解放军的未来构想了一幅光辉的图景。国歌奏毕、全场坐下后，司仪开始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将官军衔命令”。接着宣布：“由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刘伯承元帅代表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将官军衔”。然后开始唱名，听到唱自己的名字时，本人起立答“到”。每一组最后一名唱完，便由缰长率领列队登上主席台，走到规定地点面向刘元帅。刘元帅从第一名起，依次双手授予命令状，并与被授衔人握手，被授衔者亦用双手接受命令状，并行立正注目礼。待最后一名接受命令状后，这一组就在向导指引下去后台更衣室，凭更衣证领取更换新军服(旧军服放进新军服的空套袋内)。更衣完毕后，全组列队回到会场时，全体将官都已穿着领边和袖口都绣有金丝花边、双肩戴有星数不等的金色肩章的深蓝色西式将军礼服，英姿勃勃，神采飞扬(记者形容)。授衔完毕后，休息10分钟。然后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彭德怀部长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校官军衔命令》。由于校官军装、肩章赶制不及，故只宣读命令。以后再补发新军服和肩章领章。于是，第二次休息10分钟后，便接着举行授勋仪式。

　　司仪宣布：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第一批勋章命令》、宣布由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刘伯承元帅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第一批勋章。然后开始唱名授勋。除12位上将为一组另坐一处外，其他仍按每一横排为一组，列队有序地登上主席台，接受刘伯承元帅代表毛主席授予的勋章。授勋仪式与授衔相同，但被授勋人员回到自己的座位后，可以互相帮助在礼服胸前按图示挂勋章。待全部授勋完毕，司仪宣布“礼成”、“奏乐”：“前进、前进、前进，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胜利进行曲》军乐奏响，全体起立。待刘伯承元帅率领主席台上的首长离场后，全场喜形于色的将

　　官、校官才按军阶次序先后离开会场。

　　我记得当天下午在南京饭店举行了有当地党、政、军领导出席的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授勋典礼的盛大鸡尾酒会，全部被授衔、授勋人员和来宾的夫人都被邀请参加，盛况空前。晚上还举行了晚会。

　　抗战时期新四军司令员、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即解放战争时期的华东军区)司令员、建国初期的国务院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为庆贺解放军实行军衔制，于典礼次日下午，以个人名义在南京饭店宴请被授予将官军衔的老部下。他致贺词说：“今天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同志们授衔、授勋，是授予每位将军以终身荣誉……”这句话语重心长，几十年来我都没有忘记。

　　沈启贤陕西汉阴人。1912年生。1930年参加西北军，1936年起义参加陕南抗日义勇军，1937年编入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授衔的回忆

　　彭富九

　　1955年9月初，我到中央党校带职学习。国庆节前接到通知，要求我在9月29日(或28日)到中南海参加授衔仪式。那天单位派华沙小车送我去的。

　　授衔仪式在怀仁堂举行。我们那批是少将专场，约一二百人，上午9时前进场，对号入座。授衔仪式由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主持并点名，他叫到谁，谁就上台领取证书和勋章。第一位被叫到的是汪东兴。我正随大家一起鼓掌时，没想到第二个就叫到我。我走到主席台上，周恩来总理亲手向我颁发了授衔证书和三枚勋章。

　　返回座位的时候，我看到邓颖超在观众席指着我对身边的人说：你们看，彭富九这个小鬼也成将军了!那年我37岁，在老一辈革命家眼里还是年轻后生。以后查资料得知，在1955年的少将当中与我同岁或略小一点的共有三十几位。

　　被授衔的同时，我们都领到一个写有号码的字条，是到礼堂内的一侧领取将军礼服的凭证。礼服装在一个纸盒里，已经别上了肩章。当晚，我穿着将军礼服，偕妻子周博雅参加了在怀仁堂院子里举行的鸡尾酒宴会，大家都兴高采烈，互相握手庆贺。那天我的妻子格外高兴，因为家里出了两个将军——她的父亲周士第被授予上将军衔，丈夫被授予少将军衔。

　　1955年国庆节那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公布了第一批授衔名单，总参三部仅登出了李涛(上将)和我(少将)的名字。因为三部还有几位批准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同志没有见报，我误以为有什么变化，感到有点意外和不安。一打听才放心，他们的授衔仪式另外举行，好像是在国庚节之后。

　　1955年实行军衔制，是贯彻军官服役条例，实现军队正规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在三部，干部的定级评衔由李涛同志主管，并以干部部门为主组成一个专门班子进行这项工作。因所属部队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同志多，有些单位的级别尚不明确，所以难度较大。我当时主持业务工作，虽然没有参加具体的定级评衔工作，但也了解当时的评定原则：首先是考虑干部现任职务、资历、功绩和德才表现，然后还要报到总干部部进行综合平衡。记得李涛同志对我讲过：“如果都按军级授少将军衔，三部的将军太多，总干部部恐怕难通过。”最后的评定结果是，我和其他6位红军时代的同志被授予少将军衔，而其余二十多位老红军分别被授予了校官军衔，甚至个别在基层工作的老红军还被授予了尉官军衔。被授予大校军衔的部分同志在1951年晋升为少将。

　　军队首次授衔时，有不少主动让贤的事例。比如我的直接上级李涛同志就认为自己授上将衔高了，主动向总干部部提出要降下来。在战争年代，干部会因为部队建制变化而出现级别升降，那时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是第一位的，大部分人都没有怨言。1955年大家扛上了肩章，级别差距一下子都显露出来，开始还有些不适应，个别同志认为自己评低了，许多年之后心情还不愉快。

　　国庆节后，李涛同志向单位的校官授衔，我从中央党校回到部队。主持了直属机关的尉官授衔仪式。

　　有一位叫钟其汉的老红军被授予了尉官军衔。钟其汉是江西人，长征路上冒着枪林弹雨把充电机一直抬到陕北，那部充电机现陈列在军事博物馆供人参观。钟其汉同志能吃苦，工作认真，到延安后积极投入大生产，为改善部队生活做出不少贡献，荣获特等模范称号。进城以后，他自知没有文化，难以适应部队的要求，主动提出转业。后来因他生活困难，我们又重新在部队为他安排了工作，任后勤部门的一个副科长。虽然军衔不高，钟其汉依然忠于职守。认真完成仓库保管工作，既没有怨言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大家都很尊重和信任这位“钟科长”，因他种庄稼是把好手。所以又亲切地称他为“钟老汉”。我们两家相距不远。他把自己种的果蔬拿来给我尝鲜，我家省下的票证也常给他使用。两家孩子是要好的朋友，经常一起玩耍。

　　在中央党校，我是研究班支部第一小组的学员。小组里有霍士廉(组长)、谢富治、闫红彦、白栋材、薛迅、武汉市委何书记(名字记不得了)、杨静仁和我，共8人。因为国庆节授军衔时，谢富治和闫红彦被授上将军衔，我被授少将军衔，所以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开玩笑说：“你们组是一个兵团司令部，有上将司令员，上将政委，少将参谋长。”党校同期学员中也有获将军衔的，不过我们这个组将军比较集中，所以在党校被戏称为“兵团小组”。

　　被授衔之后，永新的乡亲们纷纷来信祝贺，自己也感到光荣，但没有任何功成名就的感觉，原因之一是想起了战争年代已经牺牲的同志和已经离开部队的老领导。比如曾希圣和曹祥仁同志，他们长期担任军委二局的领导，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如果他们还在军队任职，军衔肯定会比我高。还有一个原因是我长期在总部机关工作，在那些战功显赫的将领面前，我还属于小字辈，没有任何骄傲的资本。所以，荣获将军称号对我来说除了感到光荣之外，更重要的是一种鞭策，唯尽心尽力把工作做好，不辜负党和人民给予的信任和荣誉。

　　岳丈周士第是黄埔一期的，作风严谨，注重纪律，恪守“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原则，因同为高级干部，所以我们之间也不例外。1955年授衔以后，我们成了一对“翁婿将军”，而关系依然如故。新中国成立后，战备、科研始终贯穿于我的日常工作之中，比战争年代头绪更多，一年到头也难得与他见上一面。我们级别虽有高低，但无隶属关系，偶尔拜访或相遇，双方只谈家事，托对方向熟人问好。周士第知道我单位的性质，所以从来不问我的工作。个别时候部门之间的工作联系需要他出面，周士第也是从办公室给我打电话。回想起来，我们之间唯一的娱乐活动也就是陪妻子回娘家时与他下盘象棋。

　　“文革”期间我受到严重冲击，受坏人挑动的军事院校学生把我劫持到军校秘密批斗，家也被抄了。后来，学生们把勋章、肩章、照片等物品还了回来，惟有1955年周总理签发的授衔证书不见踪影。后来得知一名学生在大串联时曾用这份证书冒充是我的孩子。如果他看到这篇文章，希望他能设法还给我——毕竟那是一份珍贵的纪念啊!

　　1955年被授衔的将军大部分已经去世，听不到“开国将军”这类荣誉称号了。我有幸听到人们这样的赞誉，但在我心目当中，“开国”这样的词汇，永远属于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朱德、彭德怀这些军队的元勋。

　　彭富九江西永新人。1918年生。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责任编辑兰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