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颖

　　

　　六姨在白塔坝当知青那阵，是我这辈子吃胡豆最多的时段。从春天开始，田边地角那些曾经开着蓝黑蝴蝶花的绿苗上，突然就长起了一串串青色的豆荚，最初嫩绿而扁平，之后，便如同被饱奶灌了婴儿般一天一个样地鼓胀起来，再之后，饭桌上就会多出些浑圆的青绿尤物，这些家伙每个头上都长着新月一般微笑的嘴，无论是被油盐煎炒，还是被沸水烹煮，抑或是被葱姜和酱醋腌淋，一律报以参透一切的笑意。

　　胡豆可以鲜吃，沸水一焯，加点葱姜辣椒，淋点酱油醋，如果再拌以田间随手摘回的带露鱼腥草，堪称时鲜美味。

　　鲜胡豆还有一种吃法，就是回锅，用热油加豆瓣炒汁，将半熟的青胡豆倒进去，一通爆炒，胡豆被炒成泥状，糯软的质感，香辣的味，令人食量大增。

　　稍过些时日，胡豆被阳光晒透晒干，进入它的成熟期。就像许多物种一样，成熟的胡豆不再青涩稚嫩，也不再傻不愣登的柔软，而变得坚峭和生硬起来，这时节的胡豆，落地哗啦啦，入嘴嘎嘣嘣，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人们或拿它来做豆瓣，与新磨的辣椒酱混在一起，成为一家人四季餐饭的重要伴侣；或将豆瓣用水泡软沥干后，用油炸成一盘香脆的奢侈品，躲在老人看不到的地方，偷偷尝一口神仙的生活。

　　当然，这并不是胡豆通过白塔坝人肠胃的常态方式，甚至之前需要蚝油而且使得人们饭量大增的回锅方式，都因为太过于纨绔和敗家，而被贫穷的白塔坝拒绝着。白塔坝胡豆的宿命，其实是一道以“急”闻名的菜——急胡豆？对，就是它！

　　这道菜究竟应该叫“急”还是“激”，一直是令我纠结的。若以味道和意味来论，我觉得叫之以“急胡豆”更形象生动；但若论之以制作方法，则“激胡豆”更加贴切鲜活。

　　激胡豆是一件好玩的事情，通常是用柴灶烧上小火，把一撮青而硬的生胡豆放进锅里翻炒，如同把愣头小青年丢进火热的生活，各种煎熬挣扎，各种火热碰撞，各种起落沉浮，各种喧嚣炸裂。最终，皮色变成沉稳的褐黄，内质却变得香脆甚至坚硬，所有受过的伤，留下的疤，都变成星星点点的黑色装饰。这时的胡豆，已走到了一颗胡豆能达到的人生最高点，但这还远远不是终点，因为它们还没有经历那惊心动魄的一“激”。

　　“激”的具体步骤，是用酱油、醋加葱姜和辣椒、花椒、味精兑成汤汁，将炒得热火朝天并发出爆响的胡豆兜头倒入，火热的胡豆遇到冰冷的汤汁，发出一声脱离苦海的欢呼，一时间沸烟升腾，香味四窜，好一番声色滋味，然后用锅盖盖上，任它焖十分钟，一份完美的急胡豆就隆重诞生了。

　　但这并不是令我魂牵梦绕的白塔坝版急胡豆，而是常规意义上的城里版，因为在白塔坝，酱油、醋和花椒、味精等，都是既贵又需要跑很远才能买到的奢侈品，非家里有贵客上门不买。白塔坝的咸味主要来自酸坛中的酸水，酸咸皆备，连醋都省了。而葱与辣椒，田里不缺，随手扯两个，剁细就成。最有特色的，是佐料汤中偶尔勾下的一勺新黄菜籽油，油色黄亮如秋夜的月光，在青的葱与红的辣椒之间，写意地成圈成点，好一番诱人气息。这是白塔坝人做急胡豆的汤料，用乳黄与淡蓝交织的老土碗装了，待胡豆踊跃翻腾之后，一个被岁月浸染成深黑的木锅盖迎头盖下，这时，那挂着炭烟的灶台，那终年被油烟晕染的，已变得如老人眼睛一般闪着浊光的玻璃明瓦，也变得如艺术品般辉煌了。

　　灶台上那一碗泛着淡淡烟火气，安静而柔软的胡豆，就那样一点一点地浸入我的梦里，随着年纪的增长，越来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