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龙新和媳妇秀儿住在蚁楼。蚁楼与医院一墙之隔,但要去医院,得从泥水泛滥的巷道出去,绕到大门口。张龙新每次背着秀儿去医院检查,过巷道就会骂:“没得屁眼的,也不修修……”秀儿就在他背上流泪。
蚁楼其实不算楼,只是个烂尾工程,修到二楼就戛然而止。有人租下来,在楼顶铺上防水布,屋内隔成十几平方米大小,租给住不起院的病人,久了人们就叫这里“蚁楼”。张龙新不喜欢这名儿,这不是把人往低处瞅吗?刚搬来时,房东让他选房子,他让秀儿选,秀儿就瞅着价格表,选了北边的房子。张龙新立马反对说医生让多晒太阳呢,就住进了朝南带阳台的房。
我住进去时,张龙新夫妇已经住半年了。那天,我刚把房间收拾好,张龙新就来了。他在开着的门上敲了两下,逆着光我没看清面孔,阳光把一条影子拉长,铺到我的脚前,像一块木屑嵌进光里。“我是楼上的,叫张龙新,他们叫我老张。”张龙新并没有进屋子,我伸伸腰,让了让,脚刚好踩到他的头。我等着他说话,好半天,他没再吱声,我赶紧说:“叫我香米。”他这才进来,说希望我进出动静轻点儿,他媳妇一有动静就会吓得大汗淋漓。
张龙新一说话,瘦脱了相的脸上,两块颧骨不断动。他媳妇秀儿得了怪病,活泼泼的一个人,在广东的假发厂工作了几年,回来刚把老家的房屋翻新,就病了,医生说目前查不出病因,反正就是肌肉一天天萎缩,最后缩得像葡萄干,等死。
“你呢?”他问我得的是什么病,我说:“血有点儿白。”他疑惑了一阵,随即咧嘴一笑,转头指着阳台上的凌霄花,说这花开得好看,看着人舒服一半。
从此我就跟张龙新熟了。
蚁楼的人来自全国各地,各种怪病都有。只要是晴天,蚁楼的病人都会到坝子里晒太阳,我也晒。秀儿我见过几次,三十多岁的样子,病恹恹地瘫在躺椅上,身上搭条毯子,只一会儿,就睡得像个婴儿。
有天我刚输完液回来,张龙新来了,先是谢谢我的周全,然后问我,阳台上的凌霄花在哪儿买的。我没理他,蜷在床上,难受。他竟找来了很多竹篾片,在凌霄花四周圈出了一个高高的花架。我没心情,任他忙碌。
下午我出去买东西,在巷口碰上张龙新。他抱着一盆还未开花的三角梅,脑袋晃在绿叶中说:“花期长,这个。”
傍晚,我听见楼上“乒乒乓乓”的声响,接着是女人的号哭,秀儿在骂:“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用,还买狗屁花啊?”张龙新咕哝什么我没听清。一会儿,院坝里“哗啦”一声,我心抖着一紧,跑到走廊上,见花盆被摔得稀碎,三角梅倒伏,土散了一地。又一会儿,张龙新下来,扶正三角梅,将土拢实,缠上一层密实的草绳,草绳外糊上泥浆,他尽可能将每一处都抹得光滑,然后把三角梅放到楼门边上。见我在看,他满脸沮丧,咧了咧嘴,匆忙进了屋子。
鄰居们多少有些言语,说张龙新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男人,有些女人啊,享得了一福享不了二福。据说秀儿一直闹着离婚呢。
春节我回了老家,等我再次来到蚁楼,已是初夏。租房未退,原本打算春节过了就回来,但父亲拉着我去看一个老中医,折腾了几个月,病情不见好转。我开门就看见阳台上那盆凌霄花绿意葳蕤,屋子里有“草色入帘青”的味道,藤蔓攀爬成了一根绿柱。
我以为凌霄花早死了。
张龙新见我回来,笑着邀请我去他们家坐坐。迈进门槛,我就呆住了,只见阳台上一片花海,一束束凌霄花吹着喇叭,红的,粉的,紫的,在阳光里摇曳。张龙新用草绳在阳台上织了一张网,藤蔓顺着经纬四面开花。秀儿坐在花海中,仰脸赏花,花影落到脸上,漾开一抹红晕。
张龙新给我捧了一把糖果,说:“得谢你,香米。”我将一袋熏腊肠放到桌子上,说:“老家带的,尝尝。”
张龙新有些忧愁,他说下周要去北京,医院已经联系好了:“还好,秀儿同意治疗了,全靠你的花。”
秀儿给我让座,我挨着她坐在阳台上。秀儿说:“你看,他没少下功夫。”我看见输液管子一头缠在凌霄花的主茎上,一头连着一个大可乐瓶。
张龙新像偷了什么被当场抓住一样,嗫嚅道:“不见你回来,花快枯了,我就想了这法子……”我一下子哭得像个孩子,倒让他有些手足无措。
每天我输完液,就爬到二楼,边赏花边想一些过往。我想起那个男孩儿租下房子那天,他说终于有家了,我说差盆花。我们在纸上同时写了凌霄花,我就成了这盆凌霄花的主人。没隔多久,我查出来有病,男孩儿一把扯了凌霄花,走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收拾好这盆花,离开厂子,住进了蚁楼。
张龙新带着秀儿去了北京,我还在蚁楼。每天给凌霄花浇水时,我能感觉得到头顶上花海热烈的花语。去医院输液,路过楼门口,我蹲下来,也给三角梅浇上水。三角梅开得如火如荼。
(推荐者:小凉)
(发稿编辑:赵嫒佳)
(题图、插图:豆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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