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一例

　　我接诊的第一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是警车开道送来的。那是2020年1月24日，除夕。

　　他戴着口罩，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头顶有点秃。资料上写他姓万，比我大一点，我就喊他“老万”。

和患者做朋友

　　进到隔离病房，我需要给老万做一些基础的检查。量体温的时候，护士有一些紧张，我说：“我来吧。”

　　我们用的是红外线感应的体温枪，但是戴着两层手套，手特别不灵活，我一不小心按错了按钮，体温枪关机又开机。我说实在不好意思，操作还不是特别熟练。然后一边测体温，一边趁机和老万说话：“你感觉怎么样？”

　　老万抬起头，眼神明显错愕了一下，定定地看着我，开口说了第一句话：“你不怕我吗？”

　　我指了指防护服，说：“我穿着这些还怕你吗？倒是你，你看我这样，不害怕吗？”

　　老万挂着口罩的耳朵动了动，也许是挤出了一个笑：“我很感谢您，被确诊以来，您是跟我说话离得最近的一个人。”

　　因为得病，老万没法跟别人接触，别人也不敢跟他接触，这是非常真实、无法逃避的“被隔离”，被关进笼子的感觉。忽然从一个正常人变成因疫情而被追踪的确诊病人，这个角色转变来得太快了。从老万的感受来说，他只是有点发热，却忽然被隔离在一间小屋子里，不能出去半步，谁都见不到。没有缓冲，没有过渡，发现了就被控制了，心里其实很难一下接受。而被隔离的这些天里，可能也没有人进过老万的小屋子，跟他说说话。想到这儿，我拍拍他的肩膀说：“老万，你不用担心，来到这里咱就是朋友了。”

　　我问老万，关于这个病他知道多少。老万的表情很茫然，说他也不是很了解，只知道這个病的传染性特别强，跟当年的“非典”很像。

　　我说：“你说对了，是跟‘非典很像，但是当年我们面对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的时候，防护措施是12层口罩和传说中的‘板蓝根冲剂，今天和当年可不一样了。”

　　“对于这个疾病，你比我了解得多，”我坦率地告诉老万，“你知道它有什么症状，知道自己是什么感受，你知道你的身体里发生着怎样的变化。而我没有见过，更没有得过，你是我的‘第一例。说实话，现在我没有什么切实有效的治疗方案，请你理解，但是也请你相信我，我会和你一起面对它，好吗？”

　　我也知道，说出“我也不了解，我们一起面对”这样的话，其实很冒险，相当于在自己的病人面前袒露自己“不知道”。但从我接诊到老万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有把他当成病人，而是想和他做朋友。这是我有意为之的。

最重要的是希望

　　10天前，病区筹建的时候，我站在隔离病房那扇窗户外面无数次设想过：如果我得了这个病，我是什么状态？我是什么心情？我需要什么？

　　一个可以说话的朋友，或许在这样的时刻最能给我安慰。

　　因为穿着防护服，彼此都看不出样子，医护人员会在各自的防护服上做标记。我在胸口左边写了自己的名字，又画上一颗红色的爱心，右边写了一句对老万说的话：别怕，我跟你在一起。

　　特殊时期，不光治疗手段需要试，连沟通方式，怎样面对确诊病人，怎样在这样的环境下和病人建立信任，都需要一点点摸索。

　　“现在全国对这个疾病都不是特别了解，我关注的可能是药物、治疗手段层面的东西，而你有切实体会，你把你的感受告诉我，我们就可以一起去面对这件事，就没那么可怕了。”

　　当我说完这些话的时候，我并没有在老万的眼神中看到遗憾或是悲伤。老万反而打开了话匣子，慢慢开始说他是怎么确诊的，说他的感受、他的症状。

　　“老万，我没有把你当成一个病人，你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吗？”

　　老万定定地看着我，说：“我明白。”

　　对于这个疾病的进展，谁也不知道明确的阶段或者说周期，但是病人的心理状态每分每秒都在变化，随着隔离时间的延长，一天一天，恐惧、焦虑都会加重。

　　治疗过程中，老万会不停地问：“今天我的化验结果怎么样？”“我的胸片拍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案？”他甚至说：“有没有新的治疗方案，你不敢在别人身上用的，可以给我试试！”

　　疫情防控中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就是像老万这样的确诊患者的心理问题。他们的压力主要来自对家人的愧疚，一人确诊，全家都要被隔离。这个过程中，他们见不到家人，我们就是他们每天能够见到的唯一对象。

　　每次跟老万聊天，我都会格外留意老万的反应，从他的反应判断他的状态。我需要的并不是他听我的，或是信我的，我需要他参与进来。我教老万看他的化验结果，给他讲解ct影像怎样看：“你看你原有的病灶现在已经缩小一部分了，这说明，我们在一步一步走向胜利！”

　　ct影像的前后对比，一点点细微的变化，我都指给他看。只有他动起来了，把精力放在我说的话上，他才不容易胡思乱想，心理压力也会小些。

　　其实，感染性疾病的康复主要得靠病人自身的免疫系统，用药只是抑制病毒的繁殖，并不能将其杀灭。所以说人很重要，自己很重要。而对这些被隔离的人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希望。

互相支撑

　　有一天，我发现老万特别烦躁，一见到我就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着急地说：“您能帮我个忙吗？”

　　我赶紧问怎么了。他说：“现在我确诊了，我父亲也被强制隔离了，我父亲80多岁的人了，生活不能自理，脾气又倔，我这实在是没办法了……”

　　老万听说父亲一直抗拒隔离，特别不配合，因此非常担心。

　　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打电话给疾控中心，说明了情况。疾控中心很重视老万的情况，答应尽量协调。第二天，老万的家人就过去照顾老万的父亲。当天下午，老万父亲的咽拭子核酸检测显示阴性，被获准居家隔离。

　　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老万。老万的脸被口罩遮盖，但露在外面的那双眼睛热切地看着我，眼圈渐渐红了。老万没说话，却主动握了握我的手。

　　当天晚上，同事们都去清洁区吃饭了，病区里的病人都睡觉了，我一个人在隔离病区值班。只是值班而已，却几乎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一个小时。

　　白天，我在病人、同事面前是“小太阳”，是带来希望和光亮的人。但夜晚，在隔离病区的走廊里，待眼前的一切都安静下来的时候，我终于能面对自己，才发现原来自己也有撑不住的时候。

　　大年初一，老万的哥哥来给老万送饺子。他哥哥一见到我就拉住我，说带了两份饺子来，一份给老万，一份给我。“您不用担心，这个肯定是干净的。”

　　但是我确实不能吃他的饺子，因为我们的病区里，所有物品都是单向流动，病人的物品是从病源通道进来的，一旦进来只能刹住，不能再往清洁区走。

　　他哥哥转而给我拜年：“您辛苦了。我弟打电话都说了，我知道您很勇敢，但是您要保护好自己。今天是大年初一，我给您拜个年吧。”

　　说完给我深深鞠了一躬。

　　那一刻，我真的差点绷不住。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和病人之间其实是互相支撑的。

　　我一直把自己想象成战士，在战场上坚决不能退缩，不能有任何思想波动。但其实我也清楚，自己就是个穿着白大褂的普通人。从1月15日开始一直到现在，没有昼夜、不知阴晴、连续不断地工作，听见老万哥哥那句话的时候，我特别想家，想往家打个电话。

　　我想告诉老万，也告诉那一晚的自己：别怕，有很多人跟我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