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

　　她真是美丽动人，细嫩的麦色肌肤，绿宝石色的杏眼，长达腰际的黑色直发。她是来自安第斯山的姑娘，同样可以说她是印度尼西亚的古典佳人。她的衣着打扮有一种特别的味道：猞猁皮外套，碎花真丝衬衫，亚麻布长裤，一双叶子花色流线型皮鞋。当时我正在巴黎戴高乐机场排队办理前往纽约的登机手续，她踏着母豹式的轻盈脚步走过来，我就想：“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美的女人。”

　　她只在瞬间超自然地出现，很快又消失在前面的人群中。

　　那是上午9点。从前一天夜里就在下雪，机场大厅却仍旧是春意盎然。我排在一位荷兰老太太后面，她为她带的11件行李和工作人员争吵了几乎一个小时。我正为此感到厌烦时看见了美人，瞬间呼吸都停止了，以至于都不知道那争执是什么时候结束的，直到女职员叫我，我才从神游中醒过来。为了向女职员表示歉意，我问她是否相信一见钟情的爱情。她回答说：“当然信了。”她的目光没有离开电脑屏幕，问我想要什么座位。

　　“都行。”我郑重其事地跟她说，“只要不在那位有11件行李的老太太身边。”

　　她眼不离电脑屏幕，给我一个商业式的微笑。她给我圈出登机卡上的座位号，把我的证件交给我。这时我才注意到机场刚刚关闭，所有的航班都要延误。

　　“延误到什么时候？”

　　“上帝知道到什么时候。”她微笑着说，“广播通知今天上午有今年以来最大的雪。”

　　她搞错了，是本世纪以来最大的雪。但在头等舱候机厅里倒似乎拥有真正的春天：花瓶里有新鲜的玫瑰，就连音乐都是那么优美而舒缓，符合设计者的意愿。我忽然产生一个念头：这儿才是那美人最合适的避难所。我开始在各个大厅寻找她的身影，并为自己的胆量激动不已，可是看见的多是生活在现实中的男人，在那里读着英文报纸；与此同时，他们的女人却在想着别的事，透过大玻璃窗望着那些一动不动地停在雪中的飞机，望着那些冷漠的工厂和被机耕过的、广阔的路易斯平原。中午过后，头等舱候机厅闷热得让人难以忍受，为了呼吸新鲜空气，我逃了出来。

　　在外面我遇到更惊人的场面。人们挤满了候机厅，扎营在憋闷的走廊上，甚至楼梯上，和他们的狗、孩子及手提行李一起躺在地上。和城里的联系也中断了，这座透明的塑钢建筑仿佛一个搁浅在暴风雪中的大瓶子。午饭时，7家饭店、所有的咖啡馆，甚至酒吧门口都排起长队，可只开了不到3个小时就不得不关门了，因为既没吃的也没喝的了。儿童一下成了这个世界的一切，几乎同时开始哭起来，人们开始产生一种恐惧感。在这恐怖的时刻，我唯一弄到的食物是在一家儿童商店买到的两杯奶油冰激凌。我在柜台前慢慢地吃着，服务生在往那些没被占用的桌子上放椅子，我一边从镜子里看着自己，手里拿着最后一个空纸杯和最后一小勺冰激凌，一边脑袋里想着那个美人。

　　航班本来是上午11点的，但延误到夜里8点才起飞。我总算能飞了，头等舱的旅客开始登机了，一位空姐把我带到座位上。我几乎停止了呼吸，就在我的邻座靠窗——那是专门留给特殊旅客的位置——坐着那位美人。我向她问候时几乎有点张口结舌，她没有察觉。

　　她在做着她的事，男服务生给我们拿来迎客的香槟。我拿起一杯想献给美人，可我好后悔，因为她只是向服务生要了一杯水，先是用一句不可理解的法语，然后又用一句不太易懂的英语，说在飞行中请不要为任何事情叫醒她。她的声音温文尔雅，带一點东方的伤感。

　　等水被拿来时，她打开放在膝盖上的一个角上包铜的化妆盒——这很像奶奶们用的那种盒子，又从一个五颜六色的管里取出两片金黄色药片。她做这一切时都井井有条。最后放下舷窗遮光板，最大限度地伸展开她的座椅，用线毯盖到腰部，没有脱掉鞋子，戴上眼罩，背对着我侧躺在座椅上，没一会儿就睡着了，8小时12分的飞行中她没有咳嗽，也没改变一下姿势。

　　我吃着自己的晚餐，心里自言自语地对她说话，似乎她醒着。我每喝一口香槟便举杯祝福一次：“干杯，美人。”

　　晚餐结束，灯光熄灭，开始播放没人爱看的电影，在这昏暗的世界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本世纪最大的风雪过去了，大西洋上的夜空是那么广阔而清澈，飞机像停止在群星中。在几个小时里，我一点一点地欣赏着她，而我能感觉到的唯一的生命信息，则是经过她前额的那些睡梦的阴影，好像水中的云。她脖子上有条链子，在她那麦色的皮肤上细得几乎看不出来，完美的耳朵，没扎戴耳环的耳洞，玫瑰色的指甲显示她的健康状况良好，左手上戴一枚平面宝石戒指。由于她看上去不到20岁，我想那不会是一枚结婚戒指，而是男友的一个礼物。“知道你在睡眠，睡得那么安详，放松的躯体，优美的曲线，离我的胳膊那么近。”我想着，品味着香槟的冠状泡沫，心里重复着迪埃戈精妙的十四行诗句。然后我把自己的座椅也放到她的高度，这样我们躺得更近了。

　　我觉得自己睡了有几个小时，被香槟酒和无声电影搞得醒来时头痛欲裂。我去了趟卫生间。我身后第二个座位上躺着那位有11件行李的荷兰老太太，睡态丑陋。在过道中间地上，躺着她拴有彩色链子的老花镜，我没有去给她捡起来，而是欣赏了一会儿这幅画面。

　　我先前香槟酒喝得有些过量，睡了一觉好多了。我看着镜中的自己感到吃惊：卑鄙而又丑陋。这才发现那些因为爱情的贪杯真是可怕。突然飞机开始颠簸，又尽可能拉平，仍然快速飞行着。机舱灯亮了，工作人员让乘客都回到座位上去。我急忙出来，幻想着只有上帝的晃动才能唤醒那美人，而她应该扎进我的怀抱里来逃避这恐怖。

　　美人睡得真沉，飞机已开始降落，她还是不醒。我必须设法晃醒她，即便她会气恼，因为在这最后的时刻，我唯一想做的就是看看醒着的她，以恢复我的才华，也许还有我的青春。但我没能这么做。她在广播通知“即将着陆”时醒了，没用谁帮忙，那么美丽清新，仿佛在玫瑰花丛中醒来。她拿掉眼罩，睁开明亮的眼睛，扶直了座椅，把线毯丢到一边，摆动了一下头发，又把那个角包铜的盒子放在膝盖上，快速地化了妆，时间恰好到机舱开门。她没有看我一眼。她穿外套时，衣服几乎掠过我的头顶，用纯正的美洲西班牙语说了句对不起，连声告别也没说就走了——至少应该为了我们幸福的夜晚，为我所做的一切说声“谢谢”吧。

　　她在今天纽约太阳升起时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