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的侍从。朴实善良、目光短浅、自私狭隘、胆小怕事。（有的版本译作桑丘·潘沙）
桑丘是—个穷帮工，因为生活没有出路，他才跟着堂吉诃德出来，相信未来有一个“海岛总督”做，以借此改变他一家人的窘况。这个形象基础是穷苦的劳动农民，因此他在书中不论是怎样的情境下，始终保持劳动农民的特点。
他重实际：不论堂吉诃德有怎样的臆想，把事情说得怎样玄，但他都有自己的判断，一切从切身利益出发，明白客店不是城堡，风车也不是巨人。但他是主人的随从，他不能有拂主人的意志。
他对人忠实：不管多么有危险，他没有把堂吉诃德抛开过，他始终热爱他，跟他去为了实际报酬和未来能管理—个海岛的许诺。他虽跟着主人去受苦，但却有眼前的获得和未来的期待。
他容易轻信，但却有判断的才能，并颇为聪明机智，在他的嘴里谚语—串一串注外出，都富有深刻的生活哲理。
他能主持公道，同情弱者，并仇视与嫉恨不平世道。这集中体现在他当“总督”时所实行的仁政上面。作者在这里告诉人们，一个农民远比那些达富贵人更能治理好国家。如他在—个叫做“布拉它留”的“海岛”，坐堂审案，对三件案子（一件是裁缝为雇主的纠纷、一件是借钱还没还的纠纷、一件是诬告强奸案）的处理，简直是高明极了。这在昭示西班牙人民：渴望的—个良好的社会理想，只有在人民自己的努力下才能实现。他离任时两袖清风，并说明他是—个例外的“总督”。[1] 唐·吉诃德的侍从桑丘·潘沙也是一个典型形象。他是作为反衬唐·吉诃
《唐·吉诃德》 德先生的形象而创造出来的。他的形象从反面烘托了信仰主义的衰落这一主题。唐·吉诃德充满幻想，桑丘·潘沙则事事从实际出发；唐·吉诃德是禁欲主义的苦行僧，而桑丘·潘沙则是伊壁鸠鲁式的享乐派；唐·吉诃德有丰富的学识，而桑丘·潘沙是文盲；唐·吉诃德瘦而高，桑丘·潘沙胖而矮。他，桑丘·潘沙是一个农民，有小私有者的缺点，然而到真正把他放在治理海岛（实际上是一个村）的位置上时，他又能够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不贪污受贿。后来由于受不了贵族们的捉弄离了职。他说：“我赤条条来，又赤条条去，既没有吃亏，也没有占便宜，这是我同其他总督不同的地方。”朱光潜先生在评价唐·吉诃德与桑丘·潘沙这两个人物时说：“一个是满脑子虚幻理想、持长矛来和风车搏斗，以显出骑士威风的唐·吉诃德本人，另一个是要从美酒佳肴和高官厚禄中享受人生滋味的桑丘·潘沙。他们一个是可笑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是可笑的实用主义者。但是唐·吉诃德属于过去，桑丘·潘沙却属于未来。随着资产阶级势力的日渐上升，理想的人就不是唐·吉诃德，而是桑丘·潘沙了。”
杜尔西内亚
堂吉诃德的心上人。一位身强力壮、嗓门奇大、性格泼辣的地道村妇。却被堂吉诃德视为公主或贵妇人，并称为"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
参孙·卡拉斯科
学士，堂吉诃德的乡邻，头脑灵活、爱开玩笑。
佩罗·佩雷斯
神父，堂吉诃德的好友，为人热情、善良。
公爵夫妻
西班牙王国的封建贵族代表。为富不仁，虚情假意，对堂吉诃德主仆二人百般捉弄，只为满足自己取乐的心理。
卡德尼奥
出身贵族，感情丰富，与同城人卢辛达从小青梅竹马，感情笃厚。
卢辛达
美丽尊贵的姑娘，聪明伶俐，对待感情优柔寡断，差点屈从于费尔南多的威逼利诱。不过最终理智战胜情感，于卡德尼奥走到了一起。
费尔南多
贵族，里卡多公爵的次子。雍容大度、风流倜傥。
巴西列奥
一位贫穷的小伙子，聪明专情，最终得到心爱的女人基特里亚。[3]
唐·吉诃德点评鉴赏编辑 唐·吉诃德作品主题
最早将《唐·吉诃德》介绍到中国来的是周氏兄弟，即鲁迅和周作人。他们于20世纪初在日本接触到了这部作品。周作人在一本叫做《欧洲文学史》（1918）的教材里几乎一步走完3个世纪的解读，说塞万提斯“以此书为刺，揭示人以旧思想之难行于新时代也，惟其成果之大，乃出意外，凡一时之讽刺，至今或失色泽，而人生永久之问题，并寄于此，故其书亦永久如新，不以时地变其价值。书中所记，以平庸实在之背景，演勇壮虚幻之行事。不啻示空想与实际生活之抵触，亦即人间向上精进之心，与现实俗世之冲突也。唐吉诃德后时而失败，其行事可笑。然古之英雄，现时而失败者，其精神固皆唐吉诃德也，此可深长思者也”。[4]
堂吉诃德爵士荒诞不经的行为在西方人眼中看起来是不合逻辑无法理喻的，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却有另一种描述，叫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者“。无论是什么样的理想和信仰，它的伟大或许不在于它多么合乎逻辑，而是有人为了捍卫它付出了我们为之轻天下的身命，人身如电光速逝，信心却可如日月长明。富贵难移，如文信公然，贱价市信，如郭沫若辈。今昔两异 人心不古，殊可一叹
《唐·吉诃德》乍看似乎荒诞不经，实则隐含作者对西班牙现实深刻的理解。作者采用讽刺夸张的艺术手法，把现实与幻想结合起来，表达他对时代的见解。现实主义的描写在《唐·吉诃德》中占主导地位，在环境描写方面，与旧骑士小说的装饰性风景描写截然不同，作者以史诗般的宏伟规模，以农村为主要舞台，出场以平民为主，人数近700多人，在这广阔的社会背景中，绘出一幅幅各具特色又互相联系的社会画面。作者塑造人物的方法也是虚实结合的，否定中有歌颂，荒诞中有寓意，具有强烈的艺术性。
《唐·吉诃德》之所以成为世界之最，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人生中永远解决不了的难题：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
原因有二：第一，人类从精神层面上总有一对矛盾：理想和现实。这是第一位的。《唐·吉诃德》利用文学形式将这对矛盾揭示得深刻而生动，可说淋漓尽致，使得每代人都感受到果真如此，予以认同。第二，塞万提斯早在17世纪就写出了《唐·吉诃德》，可说他是现代小说第一人，正因为他是第一人，所以他的《唐·吉诃德》对西班牙文学、欧洲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所以，这样的作品，不仅当时会被译成多种文字。而《唐·吉诃德》正是这样一部作品。 塞万提斯写《唐·吉诃德》时，为的是反对胡编乱造、情节离奇的骑士小说及其在人们中造成的恶劣影响。 塞万提斯在《唐·吉诃德》中一方面针砭时弊，揭露批判社会的丑恶现象，一方面赞扬除暴安良、惩恶扬善、扶贫济弱等优良品德，歌颂了黄金世纪式的社会理想目标。所有这些，都是人类共同的感情，它可以穿越时空，对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都具有现实感。相隔四个世纪之后，仍感动着每一个读者。因而，这部作品被世界54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名作家推选为最优秀的经典文学名著第一名也就不足为奇了。[5]
唐·吉诃德殖民主义
作为一部典型的殖民主义文本，《堂吉诃德》产生在西班牙的“黄金时代”盛极转衰之际，小说主人公游侠的基本目标则是在海外建立殖民统治。堂吉诃德首次出游失败后，就是用这种神话诱使穷乡僻壤的农人参与作者一手导演的殖民冒险的：“堂吉诃德说得天花乱坠，又是劝诱，又是许愿，这可怜的老乡就决心跟他出门，做他的侍从。堂吉诃德还对他这么说：他尽管放心，跟自己出门，因为可能来个意外奇遇，一眨眼征服了个把海岛，就让他做岛上的总督。
对历史的重新书写，使《堂吉河德》充满了浓厚的殖民语境。在小说中，我们发现美洲或印度的镜像几乎无处不在。主仆二人在游侠过程中，不时巧遇夫妇或父女到美洲去赴任，多次听说国人在西洋发了大财。这些描写，表现了塞万提斯作为当时最大殖民帝国公民的一种占有欲望。他们无视自己手中的黄金、白银是疯狂掠夺和血腥杀戮的结果，认为殖民地的财富理所当然地属于帝国资产；而西班牙人，则有权心安理得、随心所欲地支配和使用它们。[6]
唐·吉诃德艺术特色
其次，从艺术角度讲，塞万提斯通过《唐·吉诃德》的创作奠
定了世界现代小说的基础，就是说，现代小说的一些写作手法，如真实与想象、严肃与幽默、准确与夸张、故事中套故事，甚至作者走进小说对小说指指点点，在《唐·吉诃德》中都出现了。比如在唐·吉诃德身上，愚蠢和聪明博学，荒唐和正真善良，无能和勇敢顽强就这样矛盾地融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可笑但并不可恶，甚至是相当可爱的幻想家．桑丘，这位侍从的性格特点与他主人之间，既有相同方面的陪衬烘托，也有相反方面的衬托对比，而且又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相比之下，如果唐·吉诃德是幻想型，那么这位侍从则属于现实型.他无论干什么，都不会忘记自己的现实利益，即使冒傻气时也不例外。他更不是一味的傻乎乎，在“总督”任上的那一番审案，也
各种版本的《堂.吉诃德》 (8张)
颇有那么一点智慧的闪光，如果说：唐·吉诃德是一位聪明的傻瓜，那么桑丘则应该是傻瓜中的聪明人。除了这个两个个性突出，对比鲜明的主人公外，书中还塑造了700个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性格的人物形象，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时代、反映现实，它所带来的意义，也许对于整天充斥着音乐影像电子多媒体合成的各种多维刺激的现代人感受不深，但是在当时，人们的唯一娱乐方式就是挑灯读书，因而能早在17世纪——文学刚刚启蒙复兴的时代，塞万提斯就写出了《唐·吉诃德》，它给予近现代小说的发展就是深刻的、革命性的影响。所以说他是现代小说第一人，正因为他是第一人，他的《唐·吉诃德》对西班牙文学、欧洲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
在创作方法上，塞万提斯善于运用典型化的语言、行动刻画主角的性格，反复运用夸张的手法强调人物的个性，大胆地把一些对立的艺术表现形式交替使用，既有发人深思的悲剧因素，也有滑稽夸张的喜剧成分。尽管小说的结构不够严密，有些细节前后矛盾，但不论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是塑造人物的典型性上，都比欧洲在此以前的小说前进了一大步，标志着欧洲长篇小说创作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唐·吉诃德人物形象
在塑造唐·吉诃德的形象时，用喜剧性的手法写一个带有悲剧性的人物。[7] 首先，它把人物放在一个个不同的情景之中，用讽刺的笔调和夸张的手法，一再描写人物的荒唐行动，造成喜剧性的效果。其次，小说又着重描写人物主观动机与它的客观后果的矛盾（或适得其反，或迂腐反常，或自讨苦吃），在喜剧性的情节中揭示其悲剧性的内涵。再次，小说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在作品中，桑丘与唐·吉诃德无论在外形上，还是在形象的内涵上，都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高一个矮，一个重理想一个讲实际，一个耽于幻想，一个冷静理智，一个讲究献身，一个看重实利……两两对比，相得益彰。这一构思也是塞万提斯的创造，它不仅有利于塑造人物，而且增添了小说的情趣，突出了作品的哲理意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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