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人生挺顺利，麻省理工学院的哲学教授，有自己的房子，婚姻幸福，孩子比自己小时候更聪明、更勇敢。但也都免不了会遭受疾病、孤独、失败和悲伤。他27岁时患上了慢性疼痛，经常无法入睡。35岁时遭遇中年危机，感到生活重复、空虚。八年前，他的母亲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他说，对人类的生存处境不存在解药，但他研究、教授道德哲学二十多年，相信道德哲學可以帮助人们应对疾病、孤独、悲伤、失败、不公正和荒谬感。
在哲学家看来，生病也不是绝对的烦恼，“健康是身体及其组成部分能正常运行，疾病就是身体运转失灵，而生病是疾病对生活体验的影响。疾病是生理的，生病是现象学的，是对生命的感受。生病不会必然导致生活变差，生病后的生活质量取决于运气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生病、残疾确实是一种缺憾，但缺憾总是难免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生活是什么也不缺，到了不能再增添什么的地步。他认为只存在一条幸福的道路，就是要在智力上很优秀，思考宇宙及其法则，拥有勇气、节制、慷慨、公正等美德，且得到了命运所有的馈赠。但幸福是多样的，我们不是要享用所有的好东西，喜欢各种音乐、文学、艺术、运动、爱好。一种东西有价值，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接触它。最多意味着我们要尊敬它、保护它。残疾使我们无法从事某些活动。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害的。但没有人能够获得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大部分残疾为生活留下了足够的价值，他们活得不比多数人差，有时还活得更好。”
有人说亲人去世后特别悲痛的人有一些自我沉溺，“悲伤也许是有些自怜，但人们不只是为自己悲伤，也是为逝去的人、为他们失去的东西悲伤。悲伤不是脆弱，而是象征着持续的爱”。哲学能提供安慰，但不是说不再悲伤，而是知道如何以应有的方式悲伤。C.S.刘易斯在思考他妻子去世时说：“失去亲人是爱的体验中普遍的、内在的组成部分。它在婚姻之后，就像婚姻在求爱之后，或者秋天跟在春天后面。它不是一个过程被截断，而是其中一个阶段；不是舞蹈被打断，而是下一个舞步。”
约翰·卡格是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洛厄尔分校哲学系的教授，他在《攀登尼采》一书中说：“我经常告诉学生说，是哲学救了我的命。”
19岁时，卡格因为在实行极端的禁食，饿到晕倒在路边，他父亲抑郁、酗酒，他也有抑郁甚至自杀的倾向，是尼采教会了他如何面对痛苦。“对尼采来说，重点不是避免苦难，甚至也不是征服苦难；和之前的许多哲学家一样，他认识到受苦是人类境况中不可避免的基础事实。全身心地拥抱生命，包括其中的一切苦难。我们必须去欢迎和拥抱苦难，一如欢迎和拥抱幸福。”
现代社会也不容许那些曾赋予人类以活力的基本冲动。当一个人“去工作”的时候，他很少是为了行使自由意志的欢乐而这样做的，而是为了在未来拿到薪水。“人们不再充满激情地生活了，他们只是将生活一再拖延下去。尼采批判现代文明对生命力量的压制和削减，他相信，人应该充分享受其生命，得到完满极致的体验。如果痛苦和死亡不可避免，我们或许也可以转而拥抱它们，甚至于欢欣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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