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社团从一开始就以贵州为目标，我作为贵州人，也是因此很早就成为组织者中的一员，我们单纯的想法，是“到最穷、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我们那时候都刚刚经历高考，是一群在应试教育下长大，也对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很有自信的人，习惯了每年假期去给母校的学弟、学妹传授学习方法，不觉得支教与此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我们的确是满怀热情和真诚设计了课堂，只是都没能超越自己的一厢情愿。“他们一定缺英语老师和口语训练吧”“他们一定没发现数学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吧”“他们一定会喜欢体验戏剧表演吧”，最重要的是，“他们一定会欢迎我们的吧”。
也是一厢情愿，我们对乡村生活的想象是浪漫化的。唯其如此，我们才不假思索，一心要到最苦的地方去，而不满足于最初几次由我妈介绍的县城中小学。因为那些经历大体愉快，但太过平凡，不觉浪漫。
我们后来终于联系到贵州省新店镇，小镇上有一所学校，一条小河依偎在小镇旁边，这是一个名字里带着一点乡土气息的地方。让我们颇感自豪的，是这所学校是我们自己走街串巷联系的，不是通过任何关系找的。然而事实证明这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虽然我们这些所谓香港来的大学生，大部分是在内地长大的普通学生，但团队里也有香港本地学生和外国友人，学校其实颇有一些疑忌。他们没有拒绝我们，但也没有全力支持，而是采取旁观的态度，把初一、初二每个班学习最差与最淘气的那些学生组成了四个班，在远离教学楼的地方，给了我们一块领地。除了一位我们可以联系的团委体育老师，我们基本完全被放任自流了。临走那天晚上，学校领导倒是请我们吃了一顿饭。
酒过三巡，略有醉意的主任跟说相似方言的我渐渐聊起来，忍不住说：“你们还是年轻，当时为什么不联系政府？如果是走了正规渠道过来，我们肯定全力配合啊！”我一时愣住，这些问题我们甚至从没想过，可见真是年轻。
学校虽然慎重，但还是帮助我们租了学校对面那唯一的招待所。第一天推门进去，大家都闻到一股腐臭，可是谁也没敢说出口。说好了来吃苦、来支教，大家都一边做心理建设，一边强忍着，不敢显出挑剔的样子。我们二十个人，住了那栋小房子的二、三楼，过了好几天，才好奇地循着那味道推开了一楼的门，发现里面养着猪。床不够，都得三四个人挤，被子也不够，且是潮的，盖在身上一阵湿冷。贵州的夏天是很凉爽的，可在我们那栋阴冷的小楼里，只有凉，没有爽。自来水是没有的，只有老板娘放在一楼的一口大缸，里面的水想是积的时间久了，已经发黄。发黄的水似乎也有味道，大家还是忍着都没说，每天按配给小心地用着。嘴上不说，身体是诚实的，没几天，好些人就病倒了，有人着凉发烧，有人浑身起疹子。很多人到了这时候，才明白贫穷的真相，不是柴火炊烟，而是黑冷腐臭的房间。
我们想到了条件艰苦，但没想到自己来到这里，只是一群多余的人，学校对我们心怀顾忌，我们热切幻想过的学生们，则对学习完全没有兴趣。
除了没有体验过真正的贫穷，我这些来自大城市、重点中学，习惯做好学生的朋友，可能也从不知道真淘气的学生是什么样子的。我一个好朋友刚在大学戏剧社做了主演，又做了导演，正是满腔热情的时候，去贵州之前，他们戏剧社刚应邀去了成都一所实验学校带学生体验戏剧。她带着相似的期待来了，排了一出三国历史戏配合我的历史课。结局是，没有人在意场景和台词，分配角色后，演员们就十分入戏地真打上了。教室迅速陷入了“老师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混乱状态，打出了尘土飞扬的舞台效果。
剧本本来是“桃园三结义”，约略演得像“三英战吕布”。我们那时候喊哑了嗓子，只恨自己不会武功，不能一统天下恢复秩序，吹一句“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我朋友事后相当痛苦，觉得是自己的设计引起了一场混乱，众人只好纷纷安慰她，打架是每节课都在发生的，无论黑板上正画着三角形还是写着古诗词。
事实上，我作为“班主任”第一天去教室，便大开眼界。从走廊过去，我就看见我们班一个小男生在隔壁窗前一蹦一跳的，和里面好几个声音对骂，过了一会儿，那窗户里飞出一条桌子腿，他转身跑了。我正好奇这桌子腿从何而来，进了我们班就很清楚了，教室里没有人坐着，最后一排的桌椅已经被拆了个干净，桌面是盾，桌子腿是矛，全班人打得不亦乐乎。
孩子们很快发现我们是没有什么惩罚能力的。女老师只会苦苦劝诫，男老师通常会自己生闷气，有一个脾气比较直的男老师真发了火，就被这些孩子以群殴相威胁，以至于他要在女老师们的保护下回招待所，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那些孩子能给我们面子。
到这个时候，我们始终不明白这种敌意到底从何而来。从一开始，孩子们就不明白我们的行为，不理解我们的动机，加上我们来了，他们就从自己的班里被挑选出来，送到这栋楼，真有一种为了配合我们而被发配的感觉。可是我们又何曾期待过这种安排、这种感觉？我们又是否明白自己想要什么？到群殴事件，大家的苦闷值到达峰值，最初的失望、困惑、疲惫，乃至愤怒，都不比此时，我们在陌生的地方，感受到的是恐惧。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