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我5岁时孙卓出生。孙卓顽皮、机灵。我们在一起总是吵闹，为了玩具或者零食争抢。这种吵闹是亲昵的，我不让着他，他也不让着我。
2007年，小学三年级时，我回到湖北监利老家上学。爸妈带着孙卓去了深圳，他们想在深圳安顿下来再接我过去读书。
2008年1月，独自在老家待了大半年后，大伯把我送上从监利开往深圳的大巴。
那时，我对孙卓被拐的事情一无所知。爸爸接到我时是深夜，他看起来心事重重，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因为太累，回家后我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我才想起没有看到弟弟。走出房间，客厅的墙上贴了很多寻人启事和报纸，纸上印着弟弟的照片。没有人正式地跟我谈过孙卓的事。记者和警察频繁到访，在他们和父母的谈话中，我渐渐拼凑出事情的详细过程。
深圳和我想象的大城市不一样。上小学时，我的活动范围都在深圳白石洲的城中村，围绕着下白石新村的家、包子店和店铺所在的巷子。
家也和我想象的不一样，变得破碎、摇晃。家里总在争吵，三天两头大吵。妈妈，爸爸，奶奶总在互相指责。爸爸越来越沉默，妈妈越来越敏感。从前，她爱漂亮，喜欢穿优雅的长裙，也爱尝试新东西。弟弟走失后，她更轻易地就被触及最痛苦的地方。有时她只是和我聊天，说着说着，突然想到以前的事，就开始流泪，越哭越傷心。她的身体也变差了很多，有时去买菜，回来的路上会给家里打电话，说来路上接一下吧，我走不动了。
记者来时，爸爸会提前告诉我，我会主动避开。那时的心态是大人正在办要紧的正事，我应该回避。我帮不上什么忙，不能再给父母添麻烦。
有媒体曾写在深圳七年，我一直被要求隐藏身份。网络上有些网友觉得对我不公平。但这确实没有造成对我的伤害。我反而觉得在找弟弟这段漫长的跋涉里，我什么忙都没有帮上。
无尽的争吵过后，家里的氛围转为沉重、压抑。每个家庭成员都避免提到孙卓，一提到“卓卓”，大家就会突然静默。每年的10月9日，孙卓走失的日子，每个人心里都会记得，但大家不会交流。寻找孙卓从未停止。爸爸的手机一整天都在响，他总在接电话。起初，他贴寻人启事，后来，他联系被拐孩子的其他家长，和他们相互依靠。十几个家长会聚在我们家，他们不会哭闹，讲话声听起来克制、冷静，神情和父亲一样的沉重。有时，他们只是吃饭，有时，他们吃饭后立刻开车出发去外地。
爸爸经常不在家，他去过中国大部分省份。妈妈急躁，常因为拖延、磨蹭、丢三落四等习惯问题训我。我开始写日记，难过的时候、心里憋闷的时候都会写。那几年写完了10个本子。
和妈妈最大的一次冲突发生在我在白石洲念六年级时。中午放学后，妈妈在店里一直唠叨我，没等到上学时间，我跑去学校门口晃荡，不想待在家里。
妈妈气急了，跑来校门口，把我拉拽着拖回家里。当时我感觉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我就跑出家门，跑向附近的大沙河公园。
天渐渐黑了，平静下来后我决定回家。在家门口，我看到两个警察。爸妈报警了。因为孙卓的事，警察了解我们家的事后，应该是很快赶来帮忙了。
妈妈的眼睛像是哭过。爸爸神情严肃，看到我时突然松懈下来。我躲进里屋，关上门，躺在床上。我想到爸妈，被愧疚淹没。如果我曾有一丝因为被忽视的委屈，也在那一刻烟消云散。我知道，他们已经没办法承受第二次失去了。
寻找孙卓这14年的跋涉，爸爸一直都是坚强的。我没有看到他哭过，他身上有种力量，像不灭的流火，像既枯又荣的野草一样野蛮生长。爸爸靠着这种信念坚持。14年，他一直用手掌护住这簇火焰。
和爸爸一同组成深圳寻子联盟的家长们不少都找到了自己的孩子，爸爸和另一名被拐儿童的父亲彭高峰关系很好。2011年，彭高峰的儿子彭文乐在江苏找到。爸爸很开心地去机场接带回孩子的彭高峰。一群记者围住他们，爸爸躲在远处，有记者突然看到爸爸，问他：“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接着又问：“你是不是希望孩子是孙卓？”
在视频里，我看到爸爸坐在凳子上开始大哭。他哭得那么伤心，连坐都坐不稳了，几乎从凳子上滑落。爸爸是个普通人，他也会有脆弱的时候。
2014年，电影《亲爱的》上映。我的同学里只有两个好朋友知道孙卓的事，但我觉得和她们一起去看会很尴尬，便一个人去看电影。演员张译的神情竟然真的像我爸爸，那种摧折感、心事重重的样子让我想起爸爸的脸。影片结尾，看到爸爸的脸，我哭到无法从椅子上站起来。
小弟弟孙辉的出生改变了家庭的低沉气氛，家里开始有了笑声。“辉”谐音“回”，寄予着对孙卓的期望。但孙辉的降临没有打破或者动摇过寻找孙卓的信念，而是给这种信念增加了一种柔软的力量。如果说我们家是大海上飘摇挣扎的航船，那么爸爸是桅，妈妈是帆，孙辉是风。孙辉降临的时候，起风了。
直到二年级，家里都确保每天接送孙辉上学、上兴趣班。“我们班很多同学都是自己上下学，我也想自己上下学，不用人接送了。”记得有一次，孙辉这样跟我说。
我觉得有必要把事情告诉孙辉。后来，妈妈和孙辉认真地聊过，告诉他我们坚持接送你是有原因的。孙辉那么小，却理解了。
孙辉出生后，父母仍然在寻找孙卓，日日找，年年找。如果他们老了，找不动了，我也会接过这个担子，继续找下去。
我去广州读了大学，大二时去欧洲交换。决定出国留学前，我告诉父亲各个学校所需的学费，父亲的回应永远都是“好”。他希望我能在学业上走得更远。
现在，我在新加坡读研究生，知道孙卓被找回的消息，我又震惊又高兴。12月6日的认亲仪式上，我通过视频终于看到他的眉眼，肉肉的，笑起来眼睛弯弯的，我也有双这样的眼睛。
和孙卓视频聊天前，我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他。想告诉他我想快点见到他，想问问他过得好不好。他会不会觉得有压力，会难受吗？我想告诉他，慢慢来，有什么事情就跟爸爸妈妈或者跟姐姐说。可一看到他，刚说一句，哈喽孙卓，我是姐姐，我在新加坡，我就已经泣不成声。反而是他一直在安慰我，像哥哥安慰妹妹一样，他说别哭啦，不要哭，这没什么好哭的。一副很懂事的样子。
爸爸曾经说，他们三五十个被拐家庭时常聚在一起，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就像患了癌症的病人。我也想用“癌症”形容这14年来家庭遭遇的痛苦。现在，“癌症”终于被治愈了。弟弟能找回，是我23年来最光明的一件事。因为他，我觉得我此前的人生重新变得光明。
这些天，我频繁梦到孙卓。妈妈说他成绩很好，英语没有理科那么好。我想寒假回去后我可以给他补课。在梦里，他终于是长大了的模样，我坐在他身旁，教他念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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