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比我大八岁，辞世时才64岁。谈起H，H太太道及一桩旧事：20世纪60年代，他们结婚不久，在村里种田。有一次，H上后山的树林里逛，不知沾上哪种树的毒液，回家后手臂长红斑，痒得要命。他赶紧去生产大队的医疗站求医。赤脚医生说是皮疹，开了抗过敏药物。H回家，按醫嘱服下一颗。次日，稍有好转，但还是痒。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下子吞下三颗，即正常剂量的三倍。事前，太太曾提出警告，说药不能乱吃，要先问医生。H说，还用问吗？多吃，药效增强，就好得快，这简单的道理，轮到你教我？结果是：H晕倒在地，吓得全家六神无主，赶去找赤脚医生，问要不要叫救护车把他送往县城医院。赤脚医生到家里来，把了脉搏，检查了血压，还查了书本，才说，不必，待药效过去就没事了。他卧床一天一夜才醒过来。
“他啊，一辈子就是这样。”H太太摇着头说。
和H太太告别，路上一直想着老友H的“简单加法”。她说得不错，H运用它可算得心应手。那一年，我33岁，他41岁，都在旧金山的中餐馆打工。仿佛约好了似的，一起患坐骨神经痛。他比我严重，走路才几分钟，就得蹲在人行道上歇气。我去看脊椎神经科医生，他不去，说另有窍门。原来，他实行土法的“四管齐下”：服成药“抗骨增生丸”；喝按中医所开方子煎的药；去唐人街的诊所请人针灸；贴“追风透骨膏药”。一个月以后，病情好转，他得意得不得了，对我说了好多次：想好得快，下药一定要加码。
中年以后，他变胖了，体重近100公斤。穿三件头西装在街上走，我指着他隆起的肚皮开玩笑。他说，你落伍了，这才是派头。不过，后来他部分地接受了减肥的理论。所谓“部分”，是指有所折中，比如，服“深海鱼肝油”相当灵活。有一次，他邀请我去他家，我问什么事。他说，太太和孩子去外州参加乡亲的婚礼，独自在家，没人啰唆，“咱来个吃翻天！”我哈哈笑了，骂他是头号吃货。于是，两个人吃牛排。他说，超市碰巧搞特惠，一下子买了三块。我看着三分熟的大块头牛排，每块重量超过一斤，连忙说，不行，对付不了。他说，怕个屁，看我。他把两块吃下以后，拿出一瓶鱼肝油，说，平日我吃三颗，今天六颗，把多吃的脂肪消灭掉。我哭笑不得。
吃大块肉的习惯，他维持到55岁。这时，心脏病来了，做了搭桥手术。出院以后，他指着被拿掉一根血管的右小腿对我说，不能不投降了。打这以后，严格减肥，吃得清淡，但惯性思维的马脚偶尔露出来。有一次，我和他在唐人街的咖啡馆，他看着玻璃柜里面的蛋挞，咽了口水。我说，来一块？他先是摇头，可是馋虫爬上来了。我去买了两个，说：“偶尔吃点无妨。”他说：“好！”吃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子，倒出一片，拍进嘴里。我问是什么，他说是阿司匹林，可稀释血液，“为了保险，今天多服20毫克”。
H的心脏搭桥十年后，血管又塞了。这一次来不及做手术，在医院撒手西去。H的“简单加法”确实另类，这也许跟其爱好有关，他跟我一样喜欢写作——不同的是，我喜欢写散文随笔，他喜欢写诗。也许，诗人的思维比较另类吧。
如今想起这位到老不脱“本色”的诗人，我看到，他的“简单加法”式思维是从小在农村养成的，维持了一辈子——且任何变化，都没有动摇这幼稚、肤浅且害人的“一加一必大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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