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每加班一小时都一定能使寿命减少五分钟，世界上恐怕不会有这么多人加班。但工作时间与健康并不是一个确定关系，而是一个概率关系。比如一项历时11年，跟踪考察了7000个英国人的最新研究显示，每天工作11个小时的人患心脏病的可能性比8个小时就下班的人高67%。这个结果并不像听起来那么可怕，因为一般人患心脏病的概率本来也不高。有很多人一生劳累奔波，最后仍然长命百岁。而统计表明那些工作很轻松，生活无压力的人反而不如努力工作的人长寿。但不论如何，超时工作的确会带来更高的健康风险。
即便如此，那些为了工作宁可冒风险的人也可能是相当理性的。所谓“健康无价”其实是不可能的。我们每一次出行都冒着出交通事故的风险，但我们还是决定冒这个险。所以对待健康和工作的正确態度，不是一味地强调某一段，而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计算。
某些事业会使人完全忽略任何形式的计算，人们为了完成这项事业，可以什么都不顾。邓稼先不是不知道核辐射，也不是不知道他的健康对国家的重要性，但他仍然亲自去查看核弹碎片。橄榄球是一项高风险、高利润的运动，美国橄榄球运动员蒂尔曼拥有260万美元的合同，但他在纽约遭遇“9·11”恐怖袭击后，选择了一个更高风险却利润更低的职业——参军，结果死在阿富汗。
经济学大概解释不了邓稼先和蒂尔曼的行为。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用钱来衡量，但不管算什么，大多数人的大多数工作是做了计算的。有人参加美军去伊拉克服役只不过是为了一家人的医疗保险。日本核泄漏事故发生后，前往清理福岛核电站的全部志愿者年龄都超过了60岁。人们把这些志愿者视为英雄，他们的确是英雄，但他们是有理性的英雄。据一个志愿者跟记者说，他们的决定不是出于勇敢，而是出于逻辑：“我今年72岁，还有13～15年的寿命。而就算被辐射了，也需要二三十年才能形成癌症。所以，我们这些年长的人得癌症的可能性更小。”
因此，一个选择了高风险、高回报的人，在健康出问题以后应该愿赌服输——再给他们一次机会，他们很可能还是这样选。真正后悔的，是因为酒后事故重伤残疾的足球运动员曲乐恒和当时开车的张玉宁这样的人。酒后驾车的回报远远抵不上其风险。作为球星、明星应该专门玩大的，却在这种小事上冒险。所谓“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说的是不冒不该冒的险。正确的态度不是不冒险，而是看值不值得。曹操说袁绍“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大约就是说他不会正确计算自己健康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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