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其他地区出现“超生”新闻时，原因多半会指向“重男轻女”、“遗弃女婴”，而在川渝，则是“17年生8胎，只为要一个女儿”。据考证，传说中的“女儿国”东女国，就在川西一带。
此外，根据2019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显示，目前在中国，承担家务依旧以女性为主，成都却是个例外——成都女性做家务的时间低于成都男性。
这一调查数据，在短时间内冲上热搜榜，引起大量讨论，不少人表示，在成都，甚至是整个川渝地区，男性承包家务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川渝的已婚男性，会有“耙耳朵”这一可爱的别称。
耙耳朵，是川渝地区对“怕老婆”男性的一种调侃。20世纪70年代左右，成都男性流行在自行车后座，安装一个类似于“耳朵”的椅子，以提高妻子的乘坐舒适度。这种带“耳朵”的自行车，被人们称作“耙耳朵”。后来，川渝的人们便把丈夫呵护妻子、爱护妻子的行为，称之为“耙耳朵”。
种种细节，难免引人深思，为什么川渝地区对女性如此重视？又为何川渝女性的生活，看起来如此安逸？川渝女娃儿太拼咯
“自古蜀女多豪杰”，洒脱直爽的辣妹子，文能研墨写诗，武能扛枪打仗。
成都浣花夫人，面对外敌骚扰，跃马横刀，亲自挂帅，率兵开展成都保卫战。而当后蜀亡国，蜀主孟昶的妻子花蕊夫人，作诗痛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毫不掩饰自己的悲愤心情。
宋朝时，本是民间歌女的成都人刘娥，先嫁银匠，后入宫廷，成为宋真宗赵恒的章献明肃皇后。待宋真宗驾崩后，刘娥垂帘听政。这位颇有计谋的政治家，是宋朝第一位临朝称制的女性，后人经常将其与武则天、吕后并称，并称赞其“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
垂帘听政期间，刘娥留下了许多功绩，不仅结束党争、创设谏院，还兴办州学、修建水利，同时还主持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在中国的历史传说中，花木兰、穆桂英、樊梨花等巾帼英雄层出不穷，而唯一一位被单独列传、得到正史认证资格的女将军，则是明朝末年的重庆人秦良玉。
在丈夫马千乘任职石柱土司期间，秦良玉曾多次协助其押运粮草，千里奔袭，立下赫赫战功。当马千乘在监狱含冤离世之后，秦良玉代领其职位。时至清军逼近京师，秦良玉率兵三千，直抵山海关。皇太极的常胜神话，被秦良玉终结，只能暂时退兵返回关外。
败在秦良玉手下的，还有起兵屠川的张献忠。1634年，张献忠攻陷川东重镇夔州（今重庆奉节），秦良玉率兵迎战，与儿子马祥麟前后夹击，大败张献忠。甚至在另一次交锋中，张献忠的帅旗，都被秦良玉夺去。
到了近代，川渝女性同样拔丛出类。抗日英雄赵一曼、革命烈士江姐、医学女博士乐以成……时至今日，川渝女性同样毫不逊色。在今天，提及川渝女性这一名词，后面总会跟着一个形容词——勤劳能干。
川渝的女孩，在小的时候，都曾被父母这样教育过：你不好好努力，将来长大依靠男人吗？
可见在川渝女性的意识里，依靠别人生活，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自食其力搞事业，是川渝女性的共识，而川渝也诞生一批如红旗连锁曹世如、新希望李巍等女性企业家。
甚至是在依靠重体力劳作、很少有女性劳动力的工地，也从来都不乏川渝女性坚韧的身影。这些川渝女性，多跟随丈夫结伴而行，搬砖砌墙、和水泥绑钢筋，样样都行。钱包有票儿，腰杆自然硬得很
作为中国地势三大阶梯中，第一级阶梯与第二级阶梯的过渡地带，川渝西承青藏高原，东接长江中下游平原，整体高低悬殊，交错出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
高山将川渝环顾，将其揽入怀中，形成一块巨大的盆地。西北侧的群山，可阻挡冬季来自北方的冷空气，使得四川盆地的植物和农作物四季常绿，加之降水充足，水道密布，极利于农作物的自由生长。
早在战国时期，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建造，确保了四川盆地内最富饶的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旱灾、水灾等农耕时代最大的自然灾害威胁，被排除在外。在这样优越的农耕条件下，男性劳动力的优势并不明显。换句话讲，在农耕时期的四川，男性可以做的工作，女性也完全可以胜任。
除此之外，以川渝女性劳动力为主的蜀绣、蜀锦等手工业制造，更是为古代四川的经济发展撑起了一片天。
作为“蚕母”嫘祖的故乡，川渝很早就推广了养蚕缫丝技术。产自川渝的蜀锦、蜀绣，或飞云流彩，或章彩绮丽，分别位列中国四大名锦和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历代王朝都曾在成都设立锦官，管理蜀中的织造事宜，这也是成都被唤作“锦官城”的因由。
秦汉时期，成都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丝绸产地，精美的蜀锦、蜀绣，南通茶马古道，输往印度、缅甸一带，北经丝绸之路，输往西亚、欧洲一带，成为全球盛行的“奢侈品”。而在三国时期，蜀锦、蜀绣甚至一度成为蜀国军费开支的重要来源。
而川渝发达的丝织业背后，是一群勤劳的川渝“织女”。在农耕时期，“男耕女织”是最基础的家庭分工模式，织锦刺绣，基本都由女性操作。通过织补绣花，川渝的女性不仅可以担负起小家，甚至还推动了整个四川的经济发展。
有了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自然也水涨船高。三从四德？么嘚听过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以及相对封闭的盆地地形，养成了川人散漫自由的心态，其精神内核自成一派。因而，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来自中原地区的纲常伦理等封建制度文化，对川渝地区的影响相对较小。
坐落在都江堰的青城山，是中国道教的大本营。道家主张阴阳和谐，提出了贵柔崇阴的主张。而道教始祖老子，也曾在著作中表示：“万物草木之声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在道家文化思想的浸染下，对于柔软的女性力量，川人十分看重。此外，在川渝一带，散布着多个少数民族，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仍有少数民族尚处于母系氏族社会。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成都人卓文君，与司马相如一见钟情之后，勇于趁夜私奔；在司马相如尚未发迹之时，甘愿荆钗布裙，当垆卖酒；得知司马相如移情于他人之后，也有“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的果决。
如此“离经叛道”、敢爱敢恨的，还有长于成都的唐朝女诗人薛涛。乐籍出身的她，在邂逅元稹之后，付出所有的爱意与热情，“双栖绿池上，朝去暮飞还”。即便这段短暂的感情最后无疾而终，薛涛也能坦然接受。
大约是“卧龙岗上散淡的人”过多，整个川渝地区都弥漫着开放、自由的社会氛围。生活在这一环境里的川人，言及敢爱敢恨的女性，自然是赞赏多过苛责。
后来在元末明初、明末清初时，历经战乱后的四川人口锐减，随着“湖广填四川”政策的推行，大量外来人口进入川渝，以及在抗日战争时期，全国物资人员均向西南撤退。四川也像一个巨大的容器，将一波又一波外来人员的思想，潜移默化为追求个性、自由开放的“川渝模式”。
事实上，川渝女性看似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背后，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深思。
毕竟，只有将自己与男性摆在平等位置，而非自顾自地享受男权让渡给女性的某些微小“特權”，才算是真正的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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