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岁的向阳是一位救护车司机。天命之年，依然工作在救援一线。他说，见遍生死，有时候也无能为力，只能一趟一趟出车，跑在路上，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他把自己的社交媒体主页背景换成了站在救护车前的照片，资料栏写着：一辈子都在与死神赛跑。24小时踩紧油门
1月31日凌晨0点37分，值班室的求救铃响起，向阳接到急救中心调度员的电话，要到江汉区接一位新冠肺炎的疑似病例。
迅速通知医护人员，穿好防护服、隔离服，戴好口罩、护目镜等，他们在4分钟内出发了。
一名医生，一名护士，一名司机，两名担架员，组成一个急救单元组，是每辆救护车上的标配。为了节省时间，和求救方核实地址、询问病情等工作，全在路上进行。
接电话的是患者的女儿，带着哭声喊“你一定要来”。当时，她64岁的母亲已经陷入昏迷。
住处位于一片老式居民区，路封了，向阳兜兜转转才把车开到附近，担架员走小路过去，穿过狭窄的楼梯，把患者抬到了救护车上。
患者的女儿跟在一旁，止不住咳嗽，她说，此前几天自己一直在发烧。医生判断，她可能也被传染了，建议同去医院做检查。五六岁的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
向阳说，很多家庭出现不止一个疑似病例，有的是两例，有的则更多。
向阳的一位司机同事曾对媒体回忆，1月28日，他和团队成员接到报警后赶往汉口。求救的是一个三口之家，司机问：哪个是病人？对方回应：三个都是。
关上车门，向阳把救护车朝最近的医院开去。医护人员在驾驶室后面的车厢中，给患者做心电监护、测量血氧、上呼吸机。
这一天，和此前的许多天一样，向阳共转运了近20名患者。急救中心的工作人员实行三班轮换，连续工作24小时，休息两天。在疫情发生前，一个班（24小时）一般转运七八名患者。
武汉市急救中心工作人员朱康说，以往，整个武汉市急救中心每天接到的电话求助在3000左右，如今，這个数字超过了10000，最多曾达到15000。患者多的时候，每天打120的人要排队至少600位。
于是，和向阳一样的急救工作者，不眠不休地奔波在路上。他们分布在全市各地的57个急救站中，接到急救中心的调度指令后，驾驶着87台救护车、10台负压救护车，把一批又一批患者送到医院。我们不怕出车多，就怕病人送到医院没床位
1月31日凌晨，向阳载着患病的母女向医院驶去。蓝色警示灯闪烁在江城的夜色里，由于路上的车辆不多，警笛声已经很少响起了。
1月23日，武汉宣布“封闭离汉通道”，紧接着，中心城区实行机动车禁行管理。整个城市变得安静下来，向阳开着救护车行驶在路上，路上再也没有堵车的情况，甚至很少能看到其他车辆，偶有的几辆，除了运输车、接送医务人员上班的交通车、公务用车，剩下便是和自己一样的救护车了。平日里，街头偶尔走过三两个人影，基本是外出买菜的市民，帽子口罩，严严实实。
将病人送到最近的医院后，家属被告知医院早就没有床位了，到门诊挂号，当天的号也已经挂满了。
救护车上的医生去和医院的医生交涉，说着说着甚至要吵起来。向阳陪家属在一旁等候，他回忆：“大家都是医务人员，规则和道理都懂，但是看着病人昏迷在那里，大家都着急。”
最后，经过交涉，医院同意给昏迷的老人先挂号。向阳跑去找来三个板凳，并排放好，然后和担架员一起把老人抬到板凳上，等待接受医院的治疗。
向阳和同事们没有太多停留时间，还有下一个任务等着，他们必须尽快把车开回急救站消毒，然后赶去转运下一位病人。
向阳说，疫情暴发以来，几乎每个急救中心的工作人员，都曾被诸如此类的无力感裹挟。司机们说，有时候，他们甚至要拉着病人“跑好几趟”，一家医院无法收治，就赶忙送去下一家医院，无论是病床、留观床位，还是发热门诊，都已经人满为患。最多的时候，病人被向阳载着连续跑了三家医院，最终由医生协调入院。陆遥曾载病人连去四家医院，直到第四家得以挂上号。
“我们现在只希望病人有地方救治，床位实在是紧张，没有床位是我们急救站工作人员每天都遇到的困难。”一位急救站的站长说，“我们不怕出车多，就怕病人送到医院没床位。”防护物资要“省着用”
1月20日晚，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接受央视新闻采访时表示：根据目前的资料，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人传人是肯定的。第二天起，和向阳一样的一线急救人员开始启动三级防护。
到了1月下旬，向阳和同事们变得越来越忙，往往刚刚送完上一个病人，尚未回到急救站，就接到下一个任务，完成消毒后，立刻出发。
严格来说，口罩、防护服等也是一次性的，完成一次转运，应该换一次防护设备。但是特殊时期，只能“省着用”。
防护服的胶是一次性的，想要反复穿，只能小心翼翼地撕开一个小口子，小心翼翼地脱下来，用酒精和消毒水处理一遍，再挂到紫外线灯下消毒，下一次出车继续穿。
武汉市急救中心工作人员朱康说：“目前整个急救中心的防护物资还是不足，尽管有些物资陆续送达，但是缺口还是很大。”
疫情暴发时，向阳原本可以不回武汉。
1月22日，腊月二十八，他送女儿到北京学习。夜里，武汉发布“封城”的消息。
返回武汉的航班被取消了，向阳一边联系单位，一边联系北京铁路局，最终上了一班北京到珠海的高铁，途经武汉时，一个人下了车。
“我是当兵的出身，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不能退，后面就是祖国和家人，你退了他们怎么办？”
他和他的同事都没退，直到今天，依然开着那辆白色救护车，穿行在武汉的大街小巷。
交通管制后，人们对120救护车的需求上升，向阳和同事们变得更忙了。原来一个班出7～8次车，现在一个班出14～15次已经是常态了，基本上每出一次车，消完毒就马上要出下一次车了，夜晚想安稳地睡一两个小时完全是奢望。
向阳说，有时候忙着出车，甚至一天都吃不上饭。
一周前开始，当地的一家快餐店每天给值班的二十余个工作人员送免费午饭，一荤一素两个菜，外加一碗汤。每份饭的包装袋上都贴着一张便笺，是店主誊抄的网友祝福：“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请保护好自己。辛苦了。”“你们守护患者，我们守护你。”收到餐的第一天，同组一位护士当场就哭了。
向阳把它们逐一撕下来，工工整整，贴在值班室的桌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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