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一下，在19世纪写小说可不算赚钱的买卖，那时出版业远没今天这个规模，读者也仅限于上流群体，写小说更多是为了名垂史册，而不是为了赚钱，因为靠小说赚钱实在太难了。
比如邦雅曼·贡斯当，今天他以伟大的自由主义理论家而著名，但在1815年前后他的标签是政治家，在18世纪末则是才子兼社交红人。他写过一本小说叫《阿道尔夫》（1806年），卖给书店老板，得了一万法郎，但不是一次付清，而是分为5000法郎金币和5000法郎期票。该书印了3000本，到1830年后才卖完。
在19世纪，一辈子就写一本书的人比比皆是，然后卖给有出版权的老板，得不到多少钱，除非你们有长期合作；你的书销量够高，同时还能不断供货，收入才能稳步提高，但再高能高到哪儿呢？
雨果流亡比利时的时候，为给家人留下足够的财产，决定写《悲惨世界》。他要价200万法郎还是100万法郎无法得知，总之这笔钱不算多——即使是200万法郎，按当时的利率无非就是10万法郎的年金，而那时已是经济缩水的第二帝国末期了。
雨果年轻时，因悼念贝里公爵的诗一炮而红，成为夏多布里昂力挺的文坛小霸王——他写一本小说能赚多少钱呢？《巴黎圣母院》可作为一个参照，雨果有天在书店闲聊，说：“我写了一本小说：在中世纪，有大教堂、大学生、美女、怪人、腐败的贵族，你觉得值多少钱？”书店老板当即给了他5000法郎的现金，还开了一张一万法郎的期票，表示拿到书后再给另一半——也就是说《巴黎圣母院》大概值3万法郎，3万法郎在复辟王朝时代是什么概念呢？一个时髦单身汉一年大概需要2万法郎来应付各种开支，但已婚的雨果拿到的是期票，提现要打折扣，所以他如果没有其他财产，纯靠写作想让一家人过上体面的日子，需要一年写出两本《巴黎圣母院》，这还是在他已经走红的情况下。
再看沃尔特·司各特，他在那个倒霉的出版印刷公司倒闭后，背了11.4万英镑的债。他苦哈哈地写小说，竟真靠写小说还清了债！为此我们应该感谢有限责任法晚通过了几十年，否则我们就看不到这么多有意思的小说了。
真正把小说变成捞钱买卖的是报业的兴起，之前连载小说都是在刊物上，比如称霸俄国文学界的《现代人》，上边登短篇、节选和评论，但那样的刊物发行量并不大，考虑到时间延迟和公共场合陈列，阅读量是发行量的10倍，读者也并不多。
但到19世纪中期以后，报业蓬勃发展，尤其因为有广告收入，连载小说的稿费就水涨船高。像大仲马这样的红人，报纸编辑按行给钱，所以他们就写一些非常简短的句子来凑行数，比如以下对话：
“真的吗？”“真的。”
“您确定？”“确定！”
“这么不要脸地骗稿费吗？”“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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