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第一个器官捐献协调员，我见证了器官捐献从深圳一步一步走向全国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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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我在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出生。1997年，我来深圳帮妹妹照看孩子。一次上街买菜，我看到路边一辆无偿献血车，就记起小时候看过的小人书里面，白求恩大夫献出鲜血挽救八路军伤员生命的故事，心想自己也有机会通过献血去救人了。后来，我成了深圳市红十字会无偿献血的常客，也成了深圳市红十字会的志愿者。
我真正理解器官捐献这件事情，是在2005年8月底。深圳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出去调研，会长给我打电话说，办公室不能没人，你过来负责接听几天电话吧，市民有什么需求就记下来。
第二天，我在深圳市红十字会值班，接到一个来自湖北天门的电话。那位女士的语气很着急，她可能憋了很多天，还有心里的悲伤和苦闷，一下子就忍不住哭了。
我安慰她慢慢讲。她说女儿叫金省，十八岁，高中生，多才多艺，学习成绩在年级名列前茅，下晚自习后发生交通事故，导致颅脑重度损伤。医生说无论怎么努力都救不回来了，在医院靠呼吸机维持着。她说了解到在国外器官是可以救人的。医生说她女儿所有的器官都是完好的，只有头部受了重伤。她实在不忍心让聪明乖巧的女儿白白地走了，就想把女儿的器官捐出来救别人，也好留个念想，这样她觉得女儿没有离开这个世界。
由于当时器官捐献体制不健全，她打了很多地方红十字会的电话，都被拒绝了。她说在深圳打过工，看到过街头相关的公益广告，知道深圳可以。深圳市虽然在2003年就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但两年过去了，只做过眼角膜和遗体的捐献，并没有器官捐献的案例。
我找自己认识的医生，再通过医生找医生，最后找到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所的陈忠华教授。他带领团队赶到金省所在的医院，全面评估，完成了捐献。
金省的肾脏救了上海两个小男孩，肝脏救了武汉的一个男孩，眼角膜让四个眼疾患者重见光明。
信息反馈回来，我完全没想到，自己无意间促成了我国首例无偿多器官捐献案例。我知道，在自然界，一朵花凋谢了，就结一个果子。但一个生命结束了，不仅救了三个人的生命，还帮助四个人重见光明，相当于救了七个人。
我觉得，这是件好事情，值得宣传，逢人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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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事的习惯，好听点叫执着，不好听点叫固执。
来自贵州望谟县布依族的26岁小伙子杨杰，为补贴家用，国庆节期间骑摩托载客，不幸发生交通事故，脑死亡，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杨杰在深圳打拼多年，一直向往能在深圳安家。他的堂哥给我打电话，说深圳的一些爱心人士到过他们的山区支教，教他们学习读书，他们才从大山里走出来。杨杰很喜欢深圳，堂哥就想把杨杰的遗体捐献到深圳，算是对深圳爱心人士的回报。
杨杰的爱人叫王丽妹，没有读过书，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她在丈夫出事后赶到深圳，我到医院后一边陪着她，一边向杨杰的其他家属解释器官捐献的相关事宜。
就在我教丽妹签完字后，一个来自湖北烧伤科的医生来电话说很发愁，有两个烧伤病人很严重，要是有皮肤能移植就好了。深圳的医生说杨杰的皮肤还很完好，就问是否同意捐献。这时亲属都沉默了。
一边是去世的杨杰，一边是命悬一线的病人，我内心十分挣扎，只得硬着头皮询问丽妹。
没等我话说完，她就崩溃了。我也十分难受，抱着她哭了起来。本以为我的这个请求已经无望，这时杨杰的堂哥哭着劝弟媳说：“捐吧，这也是积德行善的事情。他要是活着的话，动他一下我们都会心疼，现在呢，他已经离开我们了。如果能多救一个人，我们在世界上就多一个亲人，别的家庭就不会像我们一样失去自己的亲人了。”
丽妹很艰难地拿起笔，我教她在表格上打个√。放下笔，她趴在我的怀里又哭了起来。
最终，杨杰捐献了心脏、肝脏、两个肾脏、皮肤，还有眼角膜，一共救了九个人。
作为多器官捐献者，杨杰是国内第一位捐献人体器官的少数民族人士，也是我国第一个无偿捐献皮肤的人。
丁思成是中国首位捐献亲属器官的未成年人。
2011年7月26日早上，思成要去上学，妈妈突然感到身体不舒服。他赶紧打120，医生全力抢救，但没有救回。
丁思成生活在单亲家庭，乖巧懂事。他给我打电话时，妈妈还有一丝自主呼吸，没达到捐献的要求。但是他始终记得妈妈说过，如果我们有那么一天，活不了了，就把有用的器官都捐出去救人。
8月2日晚上，我去办理手续，他站在旁边。我问他多大了。他说13岁。我说那没有民事行为能力啊。他说委托舅舅做法定监护人。舅舅签了字，他也签了字。8月3日九点多，他的妈妈心脏停搏。
如果心跳无法恢复，将无法完成捐赠意愿。所有人都盯着我，我请医生继续抢救。
丁思成坐在病房外，很着急，抓着自己的短头发，说妈妈一定要坚持啊，你要去救人。大家都在ICU门口等着。我进入ICU，手抓着一个台子，医生说你坐一下，我们轮班做心肺复苏，已经竭尽全力了，你看我们的衣服都湿透了。
突然，护士长说心跳恢复了。思成跳起来，抱著舅舅说：“妈妈挺过来了。妈妈真棒。”下午4点多进手术室，5点医生出来说，因为高血压，她的心脏不能救人，但半月板（两个膝盖，一共四个）可以帮到四个人，问是否同意捐献。
我去问了舅舅，他们让我问思成。他说：“愿意，妈妈还可以多帮四个人，我同意捐。”当时他自己蒙蒙的，过了一会儿，他说眼睛怎么看不见了，其实孩子是急火攻心，几天没睡觉，太累了。
他妈妈的器官救活了11个人的生命。他说以后要考医学外科，要治愈和妈妈得一样病的患者。孩子后来真的考上了医学院。
丁思成告诉我：“妈妈从小就鼓励我要乐于助人，我只是帮妈妈完成她的心愿。妈妈的器官开始了新的生命，会让我感觉妈妈她没有离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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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器官捐献协调员们还没有一个法定的职业身份，我们既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缺少晋升机制和工资发放标准。
有人把我们叫“劝捐员”，其实很多病人越到生命的后期，越有强烈的求生欲。如果劝他死了以后捐献，这就很忌讳。何况，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内心是恐惧的，这时去劝他捐献器官，也是不人道的。所以，我不仅不“劝”，甚至不主动联系捐献人。有一位捐献女儿遗体的父亲，因为犹豫不决而错失捐献器官的时机，事后埋怨我为什么不多劝劝他。我告诉他：“你的心情就是我的心情，所以我得尊重你的想法。”
也有人称我们是“生命摆渡人”。作为一名专职器官捐献协调员，我们的使命就是在逝者和生者之间打开一条通道，让逝者生命延续，让患者重见生机。
器官捐献有“双盲原则”，除非被捐献者主动提出或者同意，双方是不能见面的。我了解到，有一个小朋友受益者，获得了一个男孩的肝脏、胰腺和小肠。可以说男孩相当于给予了受益者三次生的机会，他很感激，想找到那个男孩的两个肾脏的受益者，还有眼角膜的受益者，就说我们是“一家人”。但是别人没有他那样的想法，他的心愿就没有实现。
我的印象里，被捐赠者很少主动提出见面。我曾想象各种双方见面的情景，其中一幕是，一个女孩贴着一位陌生老人的胸口，听她爸爸的心跳。那画面，该多美啊。
深圳郊区的吉田墓园最高处的山坡上有一株大榕树，叫“光明树”，树下是那些眼角膜和器官捐献者长眠的地方。
一位大连的女大学生，患不治之症后，一遍遍打电话要捐献。当她心脏停搏后，医生过去获取了她的眼角膜，并把她的骨灰葬在光明树下。获得她的眼角膜移植的那位小伙子只要时间空闲，就会买一束鲜花，到光明树下，给那个素不相识的姐姐献上一束花。
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而根据2018年相关数据统计显示，捐献案例只有300多万份，太少了。
我的心愿，是希望國人这方面要解放思想，如果生命不能继续，就让生命延续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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