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我途经此处，准备骑摩托前往中东。躲避肆虐的沙尘暴时，我认识了老许。
他是东北人，46岁了，某个清晨从吉林白山出走，辗转到了罗布泊。
出走前，他是白山一家儿童服装店的老板，卡里有200万，人们喊他“许总”。这一切在妻子离婚后都已成过往云烟，加上当地同行结成联盟打压，生意落败。
一夜风沙之后，罗布泊恢复平静，我和老许下到路边的盐碱地上，地面如石头般坚硬，降水量几乎为零，生命力再强的植物也无法生存。
“真是可惜了这么一大片地，要是能在这里种上树，”老许捡起一块结晶物，“如果每一个来罗布泊的人都带一包土，死亡之海也是能见到绿色的。”
我没当回事，猜想他很快就会离开罗布泊。结果第二天他说，在镇子外面发现了一个地窝子，“比旅馆便宜，才30块一天。而且，那里有一片地适合种菜。”他已经把地翻了一遍，大蒜和洋葱也泡好了，土堆被风吹散就完了，让我赶紧骑着摩托跟他一块去。
“种菜？你这是走火入魔了吧，种出来又怎样，有意思吗？”
“怎么没意思，出门就可以看到一片绿，难道这不足以鼓舞人吗？没时间解释了，快开车吧。”
地窝子也叫地窖，是戈壁和荒漠中最简陋的居住方式，地面挖个坑，再弄泥巴盖顶。住进地窝子的第二天，沙尘暴又开始了，这一次比几天前更为猛烈。
老许拉着我出门。顶着风骑车，呜咽着的沙尘暴吹起沙砾，打在脸上生疼。天地间一片昏黄，魔鬼似乎再次统治了黑沙漠。
老许全然不顾被风扬起的灰尘，抄起一个啤酒瓶，使劲把土刨进塑料桶。把土运到地窝子后，老许用铁锹翻土、洒水，将一把大蒜和几个洋葱埋了进去。整个过程相当熟练。
老许看着这不到一平方米的土地，下面埋着一个中年男人孩童般纯真的梦想和倔强。“等着吧，七天后，这里将诞生罗布泊的第一片绿，”老许说，“我要请全镇的人来看，所谓的死亡之海，照样可以绿起来。”
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我才知道，老许的47岁生日就要到了，而他的愿望便是在生日时看到自己种出的绿色。
“人要是不想，活着就没有意义。我要把罗布泊都种上树、庄稼、蔬菜，后半辈子守护这些绿植，到时候这里就不是死亡之海了，而是一大片的绿洲。”
在老许种下大蒜的第二天，罗布泊漫天的黄沙终于偃旗息鼓。我在一条指示“楼兰村”的路牌下驻足。“楼兰村”其实并不存在，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上100多公里，穿过无人区的腹地，在雅丹风蚀岩的映衬下，有片残破不堪的城阙，便是传说中的楼兰遗迹。
和楼兰保护站那两个孤独坚守的汉子比起来，老许不是最不可理解的人。
在罗布泊深处死寂的荒芜里，楼兰古城以及神秘墓葬群的光芒，吸引着幽灵般穿梭其中的盗墓贼。由于缺乏保护，一时间，楼兰的盗墓之风盛行。
2002年，央视摄制组进入楼兰古墓群拍摄，居然“偶遇”七个盗墓贼。他们正躺在一个被掏空的贵族墓里睡觉，墓室里到处是散架的干尸、棺材板，陪葬品已被同伙运走。
2003年，一个探险队发现一辆逃窜的无牌白色汽车。它留下几座被盗的古墓，彩棺被劈开，干尸及绸缎碎片散落地面，精美绝伦的壁画惨遭损坏。
这两起轰动一时的盗墓大案发生后，为了反击日益猖獗的盗墓贼，失落的楼兰古国在千年之后，迎来了第一座人类建筑——楼兰保护站。
保护区内，几万平方公里都是苍茫的无人区，谁会愿意驻守这里，忍受难以想象的寂寞呢？
一间老旧平房上挂着“楼兰工作站”的牌子，保护站里那两个汉子是方圆数百平方公里仅有的居民。
杨俊和崔有生要在保护站整整蹲两个月，才能返回若羌县城，过上一个月的现代人生活，然后又返回楼兰，如此反复。
漫长的值守岁月里，狗成了保护站工作人员最亲的“家人”，最老的那条已经陪伴他们八年了。
到了晚饭时间，崔有生给我端来一碗泡面，里面加了两块馕饼。“一碗泡面两个馕，两个馕一碗泡面……”崔有生念叨着，多年以来，泡面和馕是他固定的无人区套餐。所有的补给都是换班时一次性从380公里外的若羌县拉过来的，一路顛簸，到站里时已经坏掉一小半。罗布泊夏季地表温度高达六七十摄氏度，即使是冻了一夜的羊腿，立刻用车送往保护站，也会在路上腐烂。所以夏季的保护站里没有肉，食物是蔬菜、米饭、泡面以及馕饼。
崔有生和杨俊还要在这里待上四十多天，才能调班回若羌县。而都市的繁华，由于离开太久，更像是一片虚妄的海市蜃楼。
当晚我住在保护站里，夜间风声大作，呜咽之声不绝于耳。在只适合死亡生存的地方，你不敢去想明天，更不敢回忆过去，最孤独的守候莫过于此。
修路队一个月前驻扎进来，要修一条从保护站直通若羌的公路。习惯了寂寞的崔有生和杨俊，并没有因为人多而变得兴奋。
“这方圆几百里，平时连个鬼都没有”，最长的一次，由于没人换班，崔有生在无人区待了八个月，出去后蓬头垢面的他三天没说过一句话。而杨俊则连续坚守过整整半年。
白2003年设站以来，很多看护人员都被艰苦的环境吓跑。有人第一天来了，第二天跟着补给车回去了，有的人连工资都不要就辞职了。
眼前的老男人已经在这片无人区孤独守护了13年，没有人知道这13年里，面对茫茫荒原以及两千年前的楼兰遗迹，他会生出怎样的情绪。
四十三岁的崔有生直到最近才结婚，几年前，每次从无人区回到县里，亲朋们都会给他介绍一个女朋友，可是等到他再次返回，女孩已经选择了别人。
年复一年面对荒芜，时间已经死去，而他依然在这里坚守。
近年来，随着百米高的瞭望塔建成，加上工作人员巡逻设备加强，盗墓现象越来越少。但在此之前，杨俊和崔有生面对的可不只是进来采石头的人。
2009年12月13日晚，崔有生夜间瞭望时发现墓葬群方向有车灯。次日一早，他便开始寻找盗墓贼，终于在下午两点多找到了两辆摩托车。四个盗墓贼弃车步行至五六公里外盗墓，三人挖墓，一人用望远镜望风。
“这伙人鬼得很，摩托车放在远处，这样我们即便发现摩托，却找不到人。”崔有生把盗墓贼摩托车的气、汽油全部放掉，行李也烧掉，回到保护站打卫星电话向文物局汇报。由于路太烂，接到报警后，汽车开了8个小时，警察深夜才到保护站。
当他们第二天赶到盗墓贼停放摩托车处，却发现车不见了。经验丰富的盗墓贼在来的路上，每隔几十公里都藏有汽油和食物。
沿着摩托车的车痕继续追赶，盗墓贼却故意在小型雅丹间穿行，甚至来回行驶，制造混乱的车痕。这场生死追捕持续了四天，终于，苍茫的戈壁滩上出现了两个黑点，正是那两辆摩托车。警察鸣枪示警，终于将二人抓获。当时他们已经吃完了食物。几天后，另外两个逃脱的盗墓贼也被抓获。
自建站以来，他们一共抓获盗墓团伙五个，缴获盗墓所用车辆三辆，驱赶盗墓团伙四个。若不是他们，整个楼兰早已被盗掘一空。
第二天一早，崔有生和杨俊便起床了，检查越野车，准备出发巡逻墓葬群。
我打算和他们一起去，但崔有生拿着一部卫星电话走过来：“刚接到电话，部队和文物局今天下午要来视察，你赶紧走，被他们逮到，车子都给你没收了。”
我没有办法，毕竟这里名义上仍属于军事禁区，我也没有任何申请单，只好匆匆离去。离开之前，我问了杨俊最后一个问题：“你后悔来这里吗？”
“有啥可后悔的？这地方总得有人保护。”杨俊淡淡地答道。随后老崔发动了越野车。
在两个平凡、孤寂灵魂的守护下，楼兰古国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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