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山东人说你还没葱高的时候，不要尝试反驳，因为你可能真的没有葱高。”
我在凝结水汽的车窗上徒手写下这段文字，就像刻下一段世纪末的长诗，用以警示下一个成都人不要在山东卖葱的嫂子前丢脸。
長途客站附近的葱贩早已习惯了外地人的惊叹，他们宠辱不惊地搭着话，然后让那帮只问不买的外地人快些走开。
一些摊贩不时地抽出根葱送进嘴巴里，你根本不知道那几百斤的葱最后是卖完的，还是被他吃完的。
即便是谈天论地，叫嚣着开战的硬座男子也会在出站口的葱摊前停滞不前，然后在徒劳的砍价中补充往后数年的谈资。
这些见闻常常能引发车厢里经久不衰的附和与质疑。
小伟上次去山东餐馆要求老板撒点葱花，老板略有迟疑，但依旧答应了他。
后来他告诉我，老板朝他碗里撒了三两大葱，还问他够不够。
我的山东同事讲，山东大葱是甜的，你得啃，得用门牙切断纤维，用臼齿咀嚼，用舌尖触碰甘汁，得快，得狠，对自己狠，也对大葱狠。
不能干啃，手里还得端着白面馒头，一起啃。
“像是乌云穿过了身体，嘴里只留下奔雷与闪电投射出的无尽甜蜜。”
但我只品出了辣。
“大葱是山东人的苦药片，是无法排遣的哀伤来临之前的叹息，”同事讲道，“有什么问题我们会留着吃葱的时候再讲。”
“我初中的时候喜欢去济南山师东路附近的面馆，跟几个同学一起去。”
他讲，他们会点上几碗素面，几瓶青岛，几根大葱，嚼着葱，就在夜色中过早地谈论死亡与爱情。
然后各自回家，有时被父母发现喝高了，就挨顿打醒酒。
“我爸喜欢拿大葱抽我，特别疼。”
老一辈的山东人喜欢直接把大葱丢进薄饼里，卷起来，蘸着酱吃。
但没见过这般阵仗的外地人常会感到诧异。
就在去山东的火车上，我一度认为我对桌的那哥们儿吃的是甘蔗卷饼，并且疑惑于他吃甘蔗是怎么做到不吐渣的。
山东大葱——准确来讲是章丘大葱——每年都会在山东搞比赛。
大赛回到了生命最初的模样，没有烦琐的规矩或黑暗的哨声，比的就是谁更大，谁更长。
姚明身高是山东大葱的基本单位。
相识的老农们在比赛那天相互攀比，0.7个姚明只能算及格，1.2以上的常能收获一片妒忌的目光。
那段时间，姚明的肖像就充斥在各个赛场上，外地人都以为是姚明来走穴了。
回到四川之后，我保留着对大葱的那份过犹不及的尊重，连重庆小面里的葱花也值得我的双目行礼。
因为我知道，当见识了外面的花花世界，人往往不会变得更狂妄，反而是变得更谦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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