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家家都有体温表。苗条的玻璃小棒，头顶银亮的铠甲，肚子里藏一根闪烁的黑线，只在特定的角度瞬忽一闪。捻动它的时候，仿佛打开裹着幽灵的咒纸，病了或者没病，高烧还是低烧，就在焦灼的眼神中现出答案。
小时家中有一支精致的体温表，银头，它装在一支粗糙的黑色钢笔套里。
妈妈把体温表收藏在我家最小的抽屉——缝纫机的抽屉里。妈妈平日上班极忙，很少有工夫动针线，那里就是家中最稳妥的所在。
七八岁的我，对天地万物都好奇得恨不能放到嘴里尝一尝。我跳皮筋回来，经过镜子，偶然看到我的脸红红的。我想，我一定发烧了，觉得自己的脸可以把一盆冷水烧开，我决定给自己测量一下体温。
我拧开黑色笔套，体温表像定时炸弹一样安静。我很利索地把它夹在腋下，冰冷如蛇的凉意从腋下直抵肋骨。我耐心地等待了五分钟，这是妈妈惯常守候的时间。
终于到了。我小心翼翼地拿出来，像妈妈一样眯起双眼把它对着太阳晃动。我什么也没看到。
我拈起体温表，全力甩去。我听到背后发出犹如檐下冰凌折断般的清脆响声。回头一看，体温表的“扁杏仁”裂成了无数亮白珠子，在地面轻盈地溅动……
罪魁是缝纫机板锐利的折角。
怎么办呀？妈妈非常珍爱这支体温表，不是因为贵重，而是因为稀少。那时候，水银似乎是军用品，极少用于寻常百姓，体温表就成为一种奢侈。楼上楼下的邻居都来借用这支表，每个人拿走它时都说：“请放心，绝不会打碎。”
现在，它碎了，碎尸万段。我知道，任何修复它的可能都是痴心妄想。
02
我望着窗棂发呆，看着它们由灼亮的柏油样棕色转为暗淡的树根样棕黑色。
我祈祷自己发烧，高高地烧。我知道，妈妈对得病的孩子格外怜爱，我宁愿用自身的痛苦赎回罪孽。
妈妈回来了。我默不作声。我把那支空钢笔套摆在最显眼的地方，希望妈妈主动发现它。我坚持认为被别人察觉错误比自报家门要少些恐怖，表示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而不是凭自首减轻责任。
妈妈忙着做饭。我的心越发沉重，仿佛装满水银。实在等待不下去了，我就飞快地走到妈妈跟前，大声说：“我把体温表打碎了！”每当我遇到害怕的事情，我就迎头跑过去，好像迫不及待的样子。
妈妈把我狠狠地打了一顿。
那支体温表消失了，它在我的感情里留下一个黑洞。潜意识里我恨我的母亲——她对我太不宽容！谁还没失手打碎过东西？我亲眼看见她打碎了一只很美丽的碗，随手把两片碗碴儿一摞，丢到垃圾堆里完事。
不久，我病了。
“你可能发烧了。”妈妈说，伸手去拉缝纫机的小屉，但手臂随即僵在半空。
妈妈用手抚摸我的头。她的手很凉，指甲周旁有几根小毛刺，把我的额头刮得很痛。
“我刚回来，手太凉，不知你究竟烧得怎样，要不要赶快去医院……”妈妈拼命搓着手指。
妈妈俯下身，用她的唇来吻我的额头，以试探我的温度。母亲是严厉的人。从我有记忆以来，从未吻过我们。这一次，因为我的过失，她吻了我。那一刻，我心中充满感动。
我终于知道了我的错误的严重性。后来，弟弟妹妹也有过类似的情形。我默然不语，妈妈也不再提起，但体温表像树一样栽在心中。终于，我看到了许许多多支体温表。那一瞬，我的脸上肯定灌满了贪婪。
03
我当了卫生兵，每天须给病人查体温。体温表插在盛满消毒液的盘子里，好像一位老人生日蛋糕上的银蜡烛。
多想拿走一支还给妈妈呀！可医院的体温表虽多，管理也很严格。纵使打碎了，原价赔偿，也得将那破损的尸骸附上，方予补发。我每天对着成堆的体温表处心积虑、摩拳擦掌，就是无法搞到一支。
后来，我做了化验员，离体温表更遥远了。一天，部队军马所来求援，说军马们得了莫名其妙的怪症，他们的化验员恰好不在，希望人医们伸出友谊之手。
一匹砂红色的军马立在四根木桩内，马耳像竹笋般立着，双眼皮的大眼睛贮满泪水，好像随时会跪倒。我以为要从毛茸茸的马耳朵上抽血，战战兢兢地不敢上前。
兽医们从马的静脉里抽出暗紫色的血。我认真检验，周到地写出报告。
我至今不知道那些马得的是什么病，只知道我的化验结果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兽医们很感激，说要送我两筒水果罐头作为酬劳。在维生素匮乏的高原，这不啻一粒金瓜子。我再三推辞，他们再四坚持。我说：“那就送我一支體温表吧！”
他们慨然允诺。
春草绿的塑料外壳，粗大若小手电。玻璃棒如同一根透明铅笔，所有的刻码都是洋红色的，极为清晰。
“准吗？”我问。毕竟这是兽用品。
“很准。”他们肯定地告诉我。
我珍爱地用手绢包起。本来想钉只小木匣，立时寄给妈妈，又恐关山重重、雪路迢迢，在路上震断，毁了我的苦心，于是耐着性子等到了一个士兵的第一次休假。
妈妈仔细端详着体温表说：“这上面的最高刻度可测到46摄氏度，要是人，恐怕早就不行了。”
我说：“只要准就行了呗！”
妈妈说：“有了它总比没有好。只是，现在不很需要了，因为你们都已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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