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家庭主妇来说，这已是非常糟心的事了，偏偏忍无可忍的老公又甩出这么一句：“你要是我的秘书，早就把你开除了！”
瞧，家庭进化到现代社会，就会不可避免地向职场靠拢。但三口之家的小公司，往往是最难治理的。
有一次，我周末突然需要在家里加班。小孩子在一旁左蹦右跳，不断骚扰：妈妈，你来陪我玩儿一会儿呀！娃爹却安心地躲在卧室看电影。忍了一上午后，我冲进卧室大喝道：你就不能看看孩子吗？没看到我在加班吗？娃爹怒回道：难道双休日还不许我休息一下吗？
我默默回了客厅，边带娃边加班，之后反思总结出几点：第一，即便在公司，老板也是最不得闲的那个，周末加班、干活最多的，往往是老板自己；第二，即便在家庭生活中，“员工”激励制度也非常重要。
有本美国精英阶层育儿秘史的书今年很畅销，名叫《PrimatesofParkAvnue》，谷歌将其翻译成《公园大道的灵长类动物》。作者韦内斯迪·马丁是耶鲁大学人类学博士。她以人类学研究的角度，解析了纽约上东区的“灵长类动物”在生存、社交、育儿等方面暗流涌动的竞争。
紐约上东区是纽约的富人区，世界上房价最贵的地区之一，居民也大多是世界顶级权贵，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有掌控不了的事情——孩子。于是，“上东妈妈”们的家庭绩效考核中，除了持家是否得力，是否能够有效管理家庭预算、促进资产升值，最重要的一项便是如何让娃进入名校、考试门门得A、如何进入家委会、最终如何向着常春藤联盟进军。在上东区年终奖——贤妻奖金中，育儿占了相当大的权重。
得知美国的精英阶层，对生活的目标也和我们差不多时，我不免失落起来。人生果然没有捷径。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比你富有的人，往往比你还努力，你还有什么机会？
家庭公司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孩子究竟应该算为产品，还是员工；究竟应该算为成本，还是效益。
我经常读《金融时报》的一个专栏中，作者便将家里的孩子称为“成本中心”，从1号到3号。“成本中心”的开销，与消费型社会的发展同步。一台新的笔记本电脑，带来的是各种硬件产品的更新：手机、摄像机、低音电吉他、音箱……
她每年年终都会为自己买一个包包，作为供养3个“成本中心”上了12个月私立学校而没破产的奖励。但她也会设计KPI来要求“成本中心”：想要一个新的游戏机先考10个A。所幸，她的3个“成本中心”最终都进入不错的大学，家庭公司总算进入了正收益成长阶段。
这无疑是个成功家庭公司的模板。在韦内斯迪·马丁看来，精英阶层最后总会成功。这是她后来搬出上东区才发现的：精英社区里有种永远一丝不苟的态度，对生活的非凡计划性，以及明知不可得依然不断尝试的努力。这或许就是被称为“野心”的内驱动力，用个时髦的词汇：正能量。
离开那里后，马丁说，她爱上了上东区。
如此一来，我发现我家缺少一个成功公司的“鸡血”气质。我家的“成本中心”极其佛系，面对类似KPI的激励制度，他微微一笑：那我不要了；我家的“员工”也动不动就要撂挑子，拒绝加班。
当然，最关键的因素可能在我这个老板身上。我缺少打造一个伟大团队的野心，更缺少上东区家庭公司老板的魄力：不想干？咱们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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