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是彼得说的那种自由派理想者，我的新闻理想就是调查文学，就是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所以我第一次看见彼得就觉得他很腐败，是新闻记者中的败类。
尽管我知道彼得是一个“政治不正确”的记者，但是我还是经常去他家吃饭，他有一个漂亮的瑞士老婆，还有非常可口的食品与令人惬意的宴席；席上用的都是要好的外交人员和记者免税从国外带进来的上好食材：意大利的帕玛火腿、法国的新鲜奶酪、挪威的三文鱼，有的时候还有俄罗斯的黑鱼子酱，这些是头菜，之后一道为意大利面，很简单。当然，彼得家的晚宴必须有川流不息的红酒和香槟。我就是再看不惯彼得，也没有能力拒绝这样的晚宴邀請，甚至必须承认，“腐败”真的挺好吃的。
彼得那时候收藏了大批的中国当代艺术品，他家里像个画廊，方力钧、张晓刚、曾梵志等人的作品都在他的客厅里。但是他并不是那种时刻表示他欣赏这些艺术品的人，有一次在他家，一位画家问他：“你为什么喜欢我的画？”
彼得大笑，把我搂过来说：“你好好把我说的翻译给他：我从来没说过我喜欢他的画，他的画那么郁闷，我看见就想喝酒打老婆！”他哈哈大笑，还一再嘱咐我：“你别糊弄啊，如实说给他听！奶奶的，我买他的画是因为以后会很值钱！我根本就不喜欢他的画！哈哈！”
当时我似乎更讨厌彼得的一点是，这个浑蛋不仅没有任何良心，还这么贪婪。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感觉他这种赤裸裸的功利心还挺有魅力的，至少和他在一起没有乏味的时刻。
有一年夏天菲律宾火山爆发，彼得受一个欧洲电台的委托去做实地报道，同时，这个电台在德国会当场为菲律宾灾区募捐。有一天上午，我接到他的一个电话说，你下午三至五点钟来我家，帮我个忙。
我去了，发现那天不止我一个人，彼得认为信得过的朋友都在那里了，而且大家都在厨房里站着。
“是这样哈，”彼得仍然香槟在手，给大家指挥着，在他身边有一个电台记者常用的录音机，他家的电话也挪到厨房里来了，厨房每个灶眼上都烧着一大锅已经开锅的水，咕嘟咕嘟地冒泡。
“待会儿电话响了你们就开始叫哈，不要太大声音，就是有点害怕，好像锅里的开水要溅到你们身上那样地叫。”他指挥道。然后他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锅和锅盖，“你们可以偶尔弄点大动静出来！”他喝了口香槟，“这太刺激了，你们就是灾区的菲律宾人哈！拜托你们千万不要说出中文来！”四点钟，彼得手机响了，是德国电台打来的，我在他的指挥下跺脚、小声呐喊、哭泣，凭想象做出各种火山灾区难民的状况和声音，而彼得大声地冲着话筒说：
“是的，迪特，火山还在发作，我身边就是一群难民，他们有的是丢了孩子的父母，也有和父母走散的孩子，很惨……”
20分钟后，彼得的菲律宾火山现场报道在他的厨房里顺利结束。我们所有参与报道的人都得到了帕玛火腿、芦笋沙拉和意大利面的款待。那天我觉得彼得根本不是一个记者，就是一个玩世不恭的浑蛋。但是他真的是我认识的最好玩的一个浑蛋。
对了，挂了电话，彼得就往开水里扔了一堆龙虾，说是犒劳我们这些“菲律宾灾民”的。晚上11点，大家酒足饭饱要走的时候，彼得接到德国电台电话，恭喜他现场采访非常成功，听众们很感动，他们得到很多捐款。我走的时候，彼得拍拍我的肩膀说：“看见没有，做点好事挺容易的，不用自找罪受哈！”
彼得离开中国后不久就中风了，他失去了语言能力——不能说话了，走路也一瘸一拐的。在彼得家吃过饭的人都想帮忙，找针灸大夫、吃中药，什么都试了。彼得也乖乖地好几次飞到北京接受治疗，每次都没有什么进展，但是大家都鼓励他，要他坚持治疗。彼得的老婆告诉我们，由于彼得不能工作，他们现在靠卖画为生，当然他们的投资回报在几万倍的空间，所以他们并没有任何生活困难。在日内瓦，他们在湖边有一栋大公寓，彼得每天早上去散步，在湖边喝一杯咖啡，买张报纸，之后回家自己做午饭。晚上他和老婆还经常出去吃饭。他还是很精神，而且非常害怕自己会发胖。
彼得就这样过了六七年后，向老婆提出来要协议自杀。他老婆和女儿都极力反对。
彼得的中风生活比一般人的退休生活舒适，他没有理由终止生命。彼得的朋友也开始了一次大阻挠，轮流去日内瓦劝他不要寻短见，甚至那些宗教理念很强的朋友告诉他，如果自杀他就会去地狱的，是违背上帝旨意的。听说每当有人跟彼得提到上帝的时候，彼得都哈哈大笑，用颤抖的手写道：
“我就是要找他算账去。”
彼得的老婆终于被他说服了，他们给一个国际组织打电话，这个组织是专门执行协议自杀的。据说自杀当天，这个组织会帮你订一顿与亲人一起的晚餐，之后道别。亲人出去以后，这个组织会准备一杯茶，喝了以后就会没有痛苦地安静死去。这就是彼得的选择。
彼得死后我看见他老婆，问她是怎么被彼得说服的，她说，这个老浑蛋认为：死亡是他为自己组织的最后一次晚宴；他必须要活得好玩，如果在活人群里他感觉已经不好玩了，那他必须去另外一个世界。
我不是很赞同彼得的很多观点，但是我佩服他对自己生命的控制。他的死亡决定很自私，但是彼得一直是活得非常自我的一个人。也不得不说，他的腐败、谎言和死亡都有一种轻于鸿毛的优雅。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