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过后，急诊抢救室推进一位呼吸心跳骤停的老太太。心外按压、电除颤、气管插管、静脉注射……抢救紧锣密鼓地进行，病人却没有恢复的迹象，她脆弱的心电信号徘徊于细颤与完全静止之间，换句话说，她的心脏完全不能自主跳动。闻讯而来的急诊三线医生已经理智地脱了手套，拍拍我肩膀说，“估计没什么戏了，心脏基础病多，药物反应又差，出去跟家属交代病情吧。”
我应承着，把手里的器械交给其他人，心里却总有些不甘。刚才反反复复进出抢救室告病危、签知情、开药方、送化验，我已跟这家人接触了几次。门外只有一老一少两个男家属，老人是患者的老伴，可能一下受打击太大，虽还勉强支撑，但已明显对我说的话做不出回应；给我印象深的是那个年轻人，从我说“你是病人儿子吗，请在这签字”，他认真看我一眼说“我是女婿”，但随即坚定落笔的瞬间起，我再跟他说话时就已稍稍超出了例行公事的范畴。也许是他那满头大汗、双眼泛红的样子感染了我，也许是他那句“爸，小娜没在，您就都听我的”触动了我，总之有一瞬间我突然想起我远在香港进修的愛人和他的父母，想是不是每个年轻人都能在危急时刻承起家庭的责任，让离家的人可以安心而无憾。
最终我还是出去又交代了一次病情，但所学知识与心中不忍让我在谈话最后话锋一转，建议他们换一种药做最后一搏。当天晚上的小奇迹就这样发生了，这个“神药”抑制了传说中的“交感风暴”，终结了我们多达17次的电击复律，病人的自主心跳恢复了！
应该说，那之后的几个小时确曾让人看到一丝希望，但短暂的平静过后，是更加彻底的束手无策。说实话，那一刻我竟然有些后悔，不是遗憾治疗上有什么未尽之责或过失之举，而是感慨，早知如此，倒不如早点结束“战斗”，不给这家人这许多不切实际的奢望。我的三线领导教育得对，充分交代病情是组织抢救的重中之重，宁肯说得重些让家属做好思想准备，也好过亲手制造个梦幻泡泡给他们，现在又亲手将它戳破。
我心情有些沉重地再次推开抢救室的大门，不得不把我们对病情的预期尽量客观明确地表述给家属，我告诉他们，老太太现在就像是灯油耗尽的过程，如果心跳再次突然下降，就基本没可能再救过来了。
说罢我小心地观察家属的神色，但并没有迎来预期中的情绪反弹，那年轻人深吸口气，望向我的目光伤感而真诚：“大夫，您说的我们都明白。从您第一次跟我们谈话，我们就感觉这次是真的不行了，就是可怜我爱人……她在上海出差，一直怕见不到母亲最后一面，”说着他突然摇了摇手里的手机，脸上瞬间明亮了一些，“不过幸亏您这么尽心尽力，她刚打电话说已经到医院门口了，还来得及！谢谢您……”话音未落，一抹纤细的身影像旋风一样冲到我们面前，上气不接下气，“小鹏……我妈在哪里？”
那一夜，抢救室破例允许家属陪床，直到最后一次抢救来临；那一夜，女孩压抑的低泣和小伙子低声的劝慰，让身经百战的护士们都不禁有些动容；那一夜，这家人居然在办完一应手续后再次回到抢救室，一起朝我深鞠一躬，嘴里说着“谢谢大夫，谢谢大夫”；那一夜，我懵懂前行的成长之路上似乎又冒出了一些新的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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