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衣服扔床上，书包扔床上，坐下来，莫名其妙就感觉很没劲。”
这种“没劲”的感受，一发而不可收。坐着玩手机，本想玩几分钟就好，结果屁股好像粘在了椅子或者床上，越玩越懒得动。什么事都没劲：不想学习，不想吃饭，不想上厕所，一切都在往后推。一直玩到天黑，室友进门吓一跳：“哟，怎么摸着黑玩手机，灯也不开！”一件外套是否搭好，本身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价值。做了也不会赚，不做也没有亏。绿豆芝麻的一点事，为什么会影响一个人到如此地步？
其实，一个人再怎么累了一天，回到宿舍，绝不至于连搭衣服的力气都没有。假如这件事真有什么好处——譬如，这件外套特别贵重，不允许有褶皱——自然也就做了，不费吹灰之力。之所以懒得做，就是因为没什么好处。没有好处的事，何必费一道手呢？我现在认识到，这一理念对现代人至关重要。如果听从这样的想法，干脆放弃了这样的事，就会陷入意义感的困境。
搭衣服没什么好处，就干脆不去搭，一个人等于把自己变成了一台投币式的机器。只有足够清晰的利益，才能构成自己的行动逻辑。既然我能摸黑玩手机，何必起身去开灯？既然我还能再挨一会儿饿，何必现在去吃饭？至于学习就更想不通了，学习有什么好处？假如是为了学分、文凭、前途一类的东西，那我磨蹭几分钟再开始学习，又有什么损失呢？
不能那么想。那样生活会变得很没意思。
我以前过年回家，要坐二十多个小时火车，还好可以通过学校订到硬座票。那趟火车上，没有座位的人比有座位的更多。这些人挤在一切可以容身的地方：走廊、厕所、车厢连接处，甚至座位与桌板之间的间隙里。到了夜里，就只好人叠着人入睡，歪着头，扭着肩，蜷着腿，侥幸睡着的也是一脸痛苦……去上一趟厕所，必须把他们叫醒，请他们挪动一下，才能勉强在地板上的头与身子间找到落脚的缝隙。我常常想，究竟是怎样的力量，让人们宁可忍受这样的屈辱，也一定要在这几天里挤破头，千里迢迢走这么一遭呢？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疑问。我家的钟点工就说，她宁可过年那几天留在北京，挣的钱是平时的好几倍。到了春天再回家，火车票不用抢，还不遭罪。
不能那么想。那样生活也会变得很没意思。
支撑我们的意义感的，一部分是理性，还有一部分就是不符合理性的行为。有些事情我们能说出好处：“对，我学习就是为了将来赚大钱！”还有些事情我们完全说不出好处，没有非做不可的理由，但就是一丝不苟地做，而且津津有味。比如回到宿舍，把衣服搭好，把鞋换了，把书包放到写字台上，把灯光调到舒服的亮度，把茶泡好。我们很少去解释：“我泡茶是为了……”它就是一个再朴素不过的仪式。但在意义感这件事上，永远不能小看仪式的力量。
我和今天的很多朋友一样，不喜欢陈规陋习。结个婚，一定要新郎在接新娘的门外被关上几十分钟。又是唱歌又是哀求，接亲团往门缝里猛塞红包，里面嘻嘻哈哈地刁难：“大点声儿唱！”有时看得烦了，也想：迟早要开门，何必搞得这么麻烦呢？但我知道这是理性的思路。省却这个环节当然可以，但它能改，也就意味着其他环节都能改。一场婚礼又有什么是不可或缺的呢？誓词？拥吻？交换戒指？敬酒？这么想下去，整个仪式都没意思。亲友们又何苦参加呢？理性人倾向于省力，追求极致的投入产出比。而仪式的价值恰好在其反面。它不问回报，只求参与。而所谓的意义感，只会在一个人把衣服一丝不苟搭好的过程中，无须思考这样有什么好处，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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