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阶层对子代影响巨大
克拉克教授是在他的新书《子孙照样发达》中得出这个结论的,尽管这个结论有些惊世骇俗。
研究人员追踪了与工匠职业相关的姓氏,比如史密斯(Smith)意指铁匠,贝克(Baker)意指面包师,卡彭特(Carpenter)意指木匠等,发现自13世纪以来,这一群体的阶层流动性十分缓慢,代与代之间财富和社会地位变化不大。与此同时,追溯英国贵族罕见姓氏的工作也在进行,上层社会人士,即那些姓氏和他们拥有的土地相关的人群,虽然社会地位和财富在几百年内逐渐降低,但他们仍然居于所处社会的富裕阶层,甚至更高。
克拉克教授把这种人类社会的高黏滞现象称之为“社会执着度”。
克拉克认为社会执着度是不变的常数,与文化、制度安排等无关。这真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发现,一位有名的哈佛教授亦有同感:“让我们希望,克拉克揭示的规律不是事实。”那么在那些当代国家中一般认为社会阶层流动性最高的国家,比如瑞典、日本等国家的情况如何呢?
精英还是精英
与英美相比,这些国家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做得比较认真,但是克拉克等人采用姓氏研究对瑞典贵族院成员进行了分析,发现从19世纪初到今天,在社会地位和财富状况上,上流社会家族的后代依然胜过普通人。例如,贵族的名字出现在瑞典律师协会律师名册上的频率是一般公众的6倍,带有贵族姓氏的人群收入比姓“穷人姓”的安德森(Anderson)的人高8.9倍。
那么克拉克的姓氏经济研究是不是也适用于中国呢?他们从名册中找出了13个罕见姓:诸、竺、茅、濮、裘、巢、恽、端木、钮、忻、萨、笪、宓。根据1820年至1905年的科考数据,有这些姓的人比王、李、张这“全国三大姓”获得进士的比例高8.6倍。
这说明尽管中国19世纪末到现今,社会体制发生过翻天覆地的剧烈变革,但明清时期的“精英”群体,到了21世纪还是社会精英。
阶层提升方程式
为什么这样的结论与人们对社会流动性速率的印象如此不同?克拉克的解释是,人们意识的重心是短期的,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代际变化,只是两代人之间发生的变动,这时随机因素(比如各种运气,包括好的运气或坏的运气)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而掩盖了真实的信号。
那么我们能做的是不是就仅剩下一点了——若想孩子成功,替自己找个好配偶?当然这是个好建议,更主要的是,要考察其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曾祖父母以及更上代人是否也成功。从长计议,才能确实把握他们的成功是否有坚实的根基。
而且克拉克教授最后仍然强调了个体后天努力的重要性,他指出,即使生来就有较强的竞争力,但要实现成功的人生还是必须通过后天努力;在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上还是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将资源最大限度向底层倾斜,还是能够大大地改善整个社会的健康和教育水平,提高每个人的个人能力和综合生活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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