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前法国总统，他应该有过N个情人，但是其中有一个和他生了一个女儿。他知道自己的癌症到了晚期之后，带妻子和子女去了埃及，在尼罗河上坐船一周。之后又在法国南部乡村别墅与情人和私生女聚会。之后回到自己在巴黎的公寓里，把所有药都停了，一个人等待死亡降临。
自打生下来，我从没认真考虑过怎么去死这件事情，一直到我妈妈1995年被宣告病危。妈妈得了肾病以后，每周需要透析，虽然是在高干病房，条件非常好，但是她还是说：“我死了算了，这么活着没意思。”对于我妈妈来说，活着是为了享受生活，要做事情，要见朋友，要旅游。如果这些事情她都不能做了，那她宁可不活着。之后妈妈换了两次肾，虽然要吃药，但她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活的。她没什么忌口，经常去各个城市签名售书，喜欢在家请客招待朋友，春节和我们出国旅游是必需的。
妈妈最后一次病倒时说，她不要急救，不要插管子。我问她为什么，她开玩笑地说：“不好看。”其实我知道她想留在家里，不想去医院。这一点，我们都没有守住，最后还是去了医院，也插了一根管子。之后，我挑了一本书，握着妈妈的手，给她念。插管一天以后，妈妈的手轻轻地捏了我一下，我凑到她嘴边，听见她说：“我不想坚持了。”之后不到24小时，她就走了。这是她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妈妈一直认为死亡是她的敌人，一直在战斗。所以，等死亡真的到来时，并不是她想象的那样：她躺在史家胡同51号的卧室里，周围是她的朋友和亲人，她可以跟他们一一说再见。没有，不是那么从容的，最后她还是依了我和她的医生，去了医院，跟死亡作最后一搏。我有时候会想，妈妈在天之灵会不会怪我没有让她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走向生命的终点？
我父亲对死亡的观点和我妈妈差不多，但是最后，我父亲已经不能做主。他最后几年很不容易，一个人住在香港的老人院里面，他的妻子希望他活得长一点，活着本身就是目的。爸爸是个和蔼的老头，从来不愿意让他的女人不开心，所以就坚强地活着，受各种罪。爸爸中风以后，很多事情不能自理，从床上到轮椅要用一个布兜，先塞到屁股底下，把身体吊起来，然后放在轮椅里面。我去看他，每到要用布兜吊他的时候他都要我躲开，我想他不愿意我看见他那时候的样子。爸爸是在香港医院的急诊病房走的，可以说是最不理想的环境，而且家人不能陪，每天只能去两个钟头。大部分时间能看到听到的是其他7个病人痛苦的呻吟和医务人员的广东话。我不能握着他的手，给他念一本书。不能，连这点安慰都没有。
爸妈走了以后，我开始考虑死亡。我得策划一下，我不能把这个决策留给身边的人，我妈留给我，我没有照办。我爸干脆放弃了，听别人的，走的时候骨瘦如柴，已经没有人样了。
爸妈走了以后，我开始考虑死亡。我要怎么走呢？首先，我不会跟死太较劲。因为斗争到一定程度以后，就没有意义了。死亡肯定会赢的。我想我要跟密特朗一样，在跟所有人告别以后，一个人安静地去死。我把这个想法跟我老公说了，他的回答是：“你尽找好听的比喻，还法国总统，跟你说吧，大象就是这么死的。不就是尊严嘛，连大象都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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