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出于种种原因不吃兔头，但也走进过以兔头为特色的餐馆，淡定而自我地点几样炒菜。那样的餐馆，桌子上总是摆放着类似生物课小实验手册一样的吃头指南，看上去科学性十足。邻桌有客人默默无语手法娴熟地啃光了一只又一只兔头，也有姑娘假装娇憨地捂着眼睛说不要，男伴正中下怀地剔出了肉给她吃，最后她也吃得津津有味的。这是一幅市井生活的有趣图景，你可以选择吃或不吃，也可以曲线得到你想要的，普通人享受食物的快乐，莫过于此。
把兔头放到幅员辽阔的中国美食版图来看，仍是小众的食物。但中国人好像确实对各种“头部”情有独钟。过节的时候很多人家会切盆酥烂的猪头肉下酒；无论鱼头是大是小，喜欢吃鱼头的小孩都会被家人称赞聪明灵巧；我曾在杭州的一家餐馆跟好几个朋友一起吃过整只牛头，其香气和口感都不可方物；搬到北京居住之后，我不仅对之前不太感冒的羊肉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就连以往想都不敢想的白水羊头，只要是做得好的，那绝对是至宝贵的上味。而《纽约时报》的那位作者最后也总结了一下，说在种种头中，西方人唯一可以欣然接受的或许只有特别辣的鸭头，因为“吃起来跟特别辣的鸡翅有几分接近，除了那硬硬的鸭嘴和充满谴责的眼睛”。
但是说“老外”完全不碰动物的头，其实也有失偏颇。美国人可能会对中国的兔头、法国的蛙腿和苏格兰的填馅羊肚同时发出尖叫，但有些民族则是跟中国人一样，永远对那些非主流的食材抱着旺盛的好奇心和孜孜不倦的实践精神。在佛罗伦萨的阿诺河畔有家不起眼的小餐馆，我曾经跟女友专程前往，就是为了这家的炸脑花。厨子用了新鲜的牛脑，裹了薄薄的一层面衣之后，下油锅快炸。速速端上桌后，吃的就是一个外烫里香，外脆里糯。
每次去巴黎，我都会跑到巴士底附近的一家小馆子吃他们的招牌菜炖小牛头，这是道香气扑鼻胶质丰富的菜，但每次掀开那只炖肉的小瓦罐的时候，总还是要先深呼吸一下，因为除了头，店家还“贴心地”在里面配了一小块脑子。每次在做掀开这个动作的时候，我总觉得，仿佛是窥视到了正在徐徐往上飘的灵魂。
“正是因为盛放过灵魂，所以头才最好吃。”另一家位于博洛尼亚的餐馆的老板有次跟我们讨论了一下这件事，每次他看到有姑娘来吃他的馆子，总会先送上一枝红玫瑰，然后鬼鬼祟祟地挨近她身边，故作神秘地说：“怎么样，要试试看意想不到的美味吗？我昨天刚存下颗牛头。”我们聊起中国人和意大利人各自都是怎么吃脑子的，我告诉他中国有“脑花豆腐”，因为中国人觉得就算是吃头吃脑，也应该斯文点，混在一锅豆腐里，加上颜色浓烈的香辛料，这要比直接看见白煮的脑花会收敛些。“不不，你们都错了，”长得很像来自黑手党家族的矮胖的老意大利人说，“要直面食物本身，也要直面灵魂本身。既然都敢吃了，就不要管它是什么样子端上来的，你们觉得吃得香，那就是灵魂的香味，到我这里来吃，就是要面对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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