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了如此多的矛盾之后，我的心理也经历了另一种失衡。去牛津之前，我非常自信：我曾经教过20万之多的学生，我的词汇量有5万之巨，我考过注册会计师，我曾经创办过自己的公司，我目睹了“新东方”从中关村二小那个不起眼的角落，飞速发展到今天具有7。8亿营业额的超级培训大鳄。到了牛津，我却逐渐感到自卑。虽然我毕业于中国科学院，虽然我曾经参与过袁隆平先生的水稻克隆，但当我随意翻阅班上同学的简历时，我发现再不能提种水稻的事情了：来自美国的同学不是哈佛耶鲁，就是斯坦福，最差的也是伯克利。
上课的时候，当举止优雅的教授洋洋洒洒说了十分钟，我竟然还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却不幸被其点中回答问题，只好硬着头皮回答。但是才说到第二句，一位美国同学就用无比快的语速来反诘我，那一刻，我引以为荣的英语很受伤。我想我曾经参加过新东方的资本运作，为新东方引入了两亿的投资，什么运作不会？但在小组讨论过程中，当我们模拟收购英国最大的超级水厂时，我却不会用Excel，他们说起术语，我也只有点头的份儿。
在牛津学习的每一天都像绷紧的发条，比如和同学讨论一个方案到晚上吃一个汉堡充饥，再去图书馆，从六点坐到晚上十一点；而后骑着我的山地车回到宿舍，那是三十分钟的一个路程；回去后仍有三篇paper要做，我肯定要写到凌晨两点到两点半。我坚持了两个月，两个月后终于不行了，我第一次病倒了。此前我在中国，尤其在学校，我的外号叫“身体健康”，我有五六年不曾感冒，现在我竟然高烧到39℃。我睡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我发现我其实是累倒了。不但我被累倒了，整个班级里一百四十个人几乎都被累倒过一次。
以前我自认为多才多艺，我会吹横笛，弹吉他，我曾经是新东方足球队的超级前锋。在牛津，我的信心又一次受到伤害，同学中有悉尼奥运会的冠军，在我们微小的一百四十个人的班级里竟然有十三个牛津校队的成员，冰球队、棒球队、摔跤队、足球队，甚至在泰晤士河上与剑桥对峙的划船队。我很无奈，我们学校的校队不收留我，因为我的前锋基础在牛津是不被承认的，我的自信心又被去掉一块。
我和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小伙子很谈得来，因为我们可以说中文，他学了三个专业，最后一个专业是中国哲学，学《孙子兵法》。这个小家伙说了这么一句话：“在耶鲁法学院毕业的时候，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我参与不了的活动，没有我完成不了的课程，但是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我到了牛津大学。”
最后，我们终于熬出来了，顺利毕业，但是我相信自己在牛津得到的绝不仅仅是一纸文凭。
这一年多所感受到的，将使我受益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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