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最后一天，在暴风雪中，我乘坐大卡车到农场去报道，从此在那开始了四年多的知青生活。
至1978年返城后，多年来，我一直想回那里看看，但却一直没能成行。
年轻的时候，有太多的事儿要做，有太多的梦想去追求，有太多的欲望急着去实现，又有太多的诱惑促使你一直向前，想回农场的念头被搁置在那里，那个念头经久后，满是尘埃。
直到2012年退休，时光已过去30多年后，我约了农场的几位知青，开车前往那个梦里一直牵挂的地方，那个地方叫梅里斯区哈力公社立发大队
我们的农场，孤单单地戳在立发大队西北角的旷野里，数百米的大院是由土坯垒成的，东侧是烧酒房。西侧各有一个马圈和羊圈，食堂门前有一口水井。院子前面百十米远是两趟红砖房，前趟是男宿舍，后趟是女宿舍，50多名男女青年就住在这里。
这次前往农场，曾荣开车，同行的还有二姐和亚东，当年我们都是一起下乡的农友，他们和我一样，离开后再也没有回去过。
去的时节正好是8月上旬，天气很热，庄稼长的正茂盛，一路上，我向他们描述想象中的此时农场的景况。
土坯围成的院墙经多年风雨，像一个久病的老人，卷曲在那里，以一种苍老的容颜，面对所有途经此地的人。院内那个歪邪的电线杆子，上面扯着几根带死不活的电线，电线上挂着一些塑料、废线头子，在风中呼嗒着。农场办公室的窗户用塑料布蒙着，门窗上的油漆已脱落成灰白色，酒房和马圈依然在原来的地方。
我们曾住过的那两趟红砖房，没有门框，门和窗上的砖也已残缺不全，屋内满是尘土、草屑，风刮过时，屋内的杂物会随之扬起旋涡……
宿舍前的大道上，那个喜欢头扎白毛巾、掖下夹着羊鞭的牧羊人，漫不经心地赶着那几只山羊。
但很快我又设想了第二个场景：也许这块曾生活过那么多生气勃勃的年轻人的农场，现在或许仍然是一派生机昂然的景象，只是主人公换成了坐地户的农民。土坯垒成的院落，如今已砌成了红砖墙，那两趟知青的宿舍，如今生活着农人的家眷，男人在那里烧酒、榨油、种地、放羊……女人在家看孩子、做饭，在阳光下晒衣裳……
车，一路向前。路两旁的玉米叶子在车两侧如绿色的泼墨画一闪而过。在车里，几位同行的农友，发挥着他们的想象，来补充我对此时农场的描述。
他们说：“也许那里会变成个人承包的养殖场或盖起了蔬菜大棚”？也许吧，我想。
就像要去见一位曾共度青春的老友，我们的内心激动而充满了渴望。
当我们发现车早已驶过立发大队时，又将车折了回来，在村民的指引下，我们将车向大队的西北角开去，太阳正当午，把大地和车晒得滚热。
但是到了村民指的地方后，我们惊讶地发现，漫山遍野的庄稼像绿色的帷幔，遮蔽了半个天空。农场呢？农场在哪里？我们走下车，我们四处寻望着，我们向玉米地深处走去。在垅沟里磕磕拌拌的向前走着，就像在寻找丢失的宝贝。庄稼密集地聚拢着，我们几乎眼见着那玉米叶疯似的漫延并生长着，它让我们陷入了窒息和绝望之中……那土坯垒起的院墙、那两趟盛满了年轻人歌声与欢乐的红砖房、那头扎白毛巾的牧羊人、那马圈还有烧酒房，还有我们一起居住过的小屋，那么大的农场，那么多的物件，怎么会不见了，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二姐站在地头，不甘心地询问路过的老农，他说：“这里是住过一帮年轻人，他们走了十多年后，大队承包土地就把它分给了农户”……
那个老农背着手悠闲的走去，渐离渐远……留下我们四个人目瞪口呆地站立在那儿。
我有些愤怒，我不知道这一切该怪谁，怪这漫无边际的玉米地，还是怪我的迟到……面对此情此景，我内心在一遍遍地问自己：
这片庄稼地怎么承载得起我们二十岁的青葱时光和那些年轻的梦想？怎么承载得起打谷场上的歌声、捣粪时的欢笑声，大地耕种或秋收时汗珠落地的声？怎么承载得起那些伴着吉它曲哭过、笑过、爱过、恨过又歌唱过的岁月？
记忆抖去岁月的尘埃，在这滚热的午后，恍然间，竟如此鲜活的在我眼前放映。
夕阳下，知青们扛着锄头从大地里回来，有的坐着马车，有的一路步行，口哨声、欢笑声，洒落在黄昏的原野上。清静了一天的两趟红砖房，开始欢腾起来，男女青年各自在门前洗涮着……吃过晚饭后，吉它声开始从各个窗口响起。那时候男青年弹的更多的是《喀秋莎》、《一条小路》《红河谷》等俄罗斯和加拿大民歌。
当时我和二姐、赵莹，还有一个从嫩北农场转过来的郭姐住在一个宿舍。二姐是所有女青年中和男青年沟通最多的一个，她时常会穿梭于男女宿舍间，小嘴一撇，眼角一歪歪就是一个道儿，她的亲和力在那个时候显现无疑，颇得男青年的青睐。一到晚上，她就会坐在宿舍前和男女青年聊着天，聊着永远也聊不完的话题。赵莹长得高挑，脸庞有些欧美人的样子，鼻梁和额头都很高，这使她的眼睛看上去像藏在眼眶下似的。有时晚上洗涮完，莹子会坐在窗台上，唱着那些永远也唱不完的歌，有时忧伤，有时欢快。而我呢，倒是比较安静，自顾自的头朝里往床上一躺，看着那些永远也看不完的书。
记得有一次下地插秧，累了一天后，大家一身泥，一身汗的从地里回来，都抢着在院里的水井打水洗涮，因为当时我正在看《牛虻》，一部通篇倡导信仰和爱的小说，也正看到在狱中儿子与红衣主教父亲的对白，所以一回到宿舍，我就一头扎在床上，一双泥脚搭在炕沿上，就自顾自的看起了书。二姐洗涮完进屋一看这情景，好顿气，发了半天牢骚，遗憾的是，直到她扒拉我，拽我起来，我竟全然不知。
二姐毕竟是二姐，她对我是特别的照顾。知道我爱吃土豆，就变着法的弄土豆来。
记得有一天夜晚，食堂的灯还亮着，二姐让我进食堂变着法的缠住师傅，好让她有足够的时间，下到窖里偷土豆，回到宿舍后，将土豆放到炉盖上，上面扣个盆，我们守着火炉急得团团转，只需半个多时辰，香喷喷的烤土豆就出炉了。时隔多年，那烤土豆的滋味，只留在了过去的那个时光。
和我们一个屋的郭姐，年长我们七、八岁，她很少与我们交流。每天晚上回到宿舍后，就开始学习数理化课程。现在想来如果当初我几近疯狂的四处搜集小说、看小说，仅仅是出于爱好，而那个老知青，却是在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做着非常理性的准备。因为1977年春天，她离开了农场，就再也没有回来。后来听说她考到了黑龙江中医医科大学，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农场青年碰面时，相互说起农场的话题时，也没有人知道她的现状。那个农场是我们曾经流过泪流过汗的地方，而于她，却是一个驿站，那里的地方、那里的人，于她真的是过眼烟云。好多年后，我曾在网上看到一句话：有时候人们之间一转身就是一世。很少认真想过这句话的含意，但今天，在此时，当我面对漫山遍野的玉米地时，我才有了迟到的感悟。一个慢不经心的转身，已是最后的一别。
但我的心里一直在想：如今社会对延续了近三十年的上山下乡这一运动，众说纷纭。有人说毛主席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最大的贡献是知青们用城市文化全面影响提升了农村文化，而最大的代价是付出了一代人的青春，整整一代青年失去了系统学习的机会，这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其实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扎根六十年意味着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每天的劳作其实只是供给了我们自己。我也不知道我每天收工后全部的时间用来读书，究竟要干什么，那时的我们只有年轻的梦想，但没有方向。我们只是因为离开了父母的管束，很多事可以由自己做主，于是不管不顾的享用着青春，那份美好使我们深陷其中。
回首那段经历，我只能说，那是一代知青的集体记忆，而于我个人而言，那只是一个令我珍惜的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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