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7年2月26日，我的母亲吴维林安然离开这个世界，享年83岁。去世后的这些年来，母亲常在我梦中出现，总在对我说：“儿啊，姆妈想你，喜欢你！”好几次梦里，我的泪浸湿了枕头……
从母亲平时不经意的叙述中，我脑海里时常出现这样一个画面：在她贵州老家长春堡镇，一间诺大瓦房的厢房内，安放着一个盛满银元的盘子。少女时代的母亲常常悄悄溜进去，随手拿两块银元，喜滋滋地跑到小镇上，买吃的、玩的、穿的，在花完钱满足完自己的购物欲望后，便回到家里，要丫环为她打理因出门而被风吹乱的头发……
如果一艘船即将远航，船主一定会充分地保养好船只，备足燃料、水、饮食，加固桅杆，整理好风帆再安然出海。
然而，我的母親在正式踏上她的人生之旅前全然没有任何准备，她在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富足家庭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读完小学读初中。刚踏进初中的门槛，抗日战争正进入如火如荼的阶段，她果断地来到贵州第九修道院学护士，准备去前线照顾抗日的伤兵。
经姨妈介绍，她认识了正在当汽车兵的父亲，当时我父亲和我姨父是战友。禁不住姨妈与姨父的强力撮合，不顾家里父母亲的反对，母亲毅然与比她年长12岁的父亲结合了。因为家庭反对，她几乎是私奔的，净身闪婚，仿佛是一叶孤舟，时代将她不经意地抛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尽管她无法预知未来，也无从知晓有多少险滩、暗礁、狂风巨浪、腥风血雨在等着她，但她已无从选择，就开启了她历尽艰辛的人生之旅。
二
母亲遭遇人生的第一道坎就是婚后不久，父亲突然间吃官司，被关押入监。究其原委是因为父亲与他的另一位同事运送一车武器去前线，结果途中被一股地方武装力量劫车。作为正驾驶，父亲的战友逃之夭夭，而我父亲有家，加上母亲正怀着我的大哥，家庭的牵绊使他无法逃避，他只身回到部队的营地（当时在云南）投案自首被关押了。当时才18岁的母亲一反富家小姐的柔弱无主，表现出超常的从容与镇定。她到处打听，找到负责此案的一位团长，将自己从家里带出来的唯一一对金手镯送给团长，很快将父亲救赎出狱，并重新开始作为主驾驶，奔驰在滇缅公路上。
母亲遭遇人生的第二道坎是父亲只身奔赴湖北，只留她和儿女在湖南汨罗老家。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作为集体起义的对象，按复员政策，回到了湖南汨罗老家。父亲感到家乡发展空间太小，主动报名参加全国技术工人招聘，被录用后统一分配到了湖北，从事农业机械的技术工作。而母亲和我的一个哥哥两个姐姐留置在湖南，当时处境十分不堪。据母亲回忆，由于自己不会种地，加上孩子又小（都不足十岁），基本上没有生活来源，仅靠父亲偶尔寄点儿钱过来勉强度日，加上亲戚们也因我们家一贫如洗而备受歧视。
当时通讯十分不发达，父亲也是辗转在湖北应城、荆州、沔阳等地，居无定所，再多的委屈与磨难母亲也无处倾诉。终于有一天，我的母亲简单清理了一下本来就俭仆的行李，将行李垫在两个箩筐底部，叮嘱好哥哥姐姐：“我们明天去湖北找爸爸！”
那一天，风和日丽，初春的暖阳早早洒向大地，我那身材矮小的母亲挺着她那笔直的脊梁，她肩挑一担箩筐，一个筐里放着我的大姐，一个筐里放着我的二姐，手里牵着我的大哥，迈着孱弱却坚实的步履，顺着崎岖的山路，向汨罗县汽车站走去。
一整天，30多里的路，我的母亲终于搭上了开往湖北荆州的长途汽车。
至今我无法知道我那弱小的母亲是靠什么力量支撑让她走完那条崎岖的山间小路，来到一马平川的江汉平原，但我不能不佩服母亲骨子里的那份豁达与果敢！
三
生活对母亲来说永远是艰辛的，你不难想象，当时代将一个大家闺秀从天堂抛到地狱时，她是怎样在地狱里艰辛度日的。五个孩子（本来应该是7个，中途因大饥荒夭折了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需要养活，生活来源仅靠父亲50元的工资，加上母亲极不善于理财，父亲的工资只能支撑半个月的开销。
当时，沔阳县沙湖镇有一个人尽皆知的副业——编芦席。为了生计，我们全家都投入到这项副业中了。
编芦席的程序是这样的，作为居委会的居民，才有资格在居委会领到从分洪道收割起来的芦苇。领回来后第一道工序是梭芦，用一种特制的工具将每根芦苇从头至尾划出一道缝。第二道工序是锤芦，即将每根芦苇锤扁，顺着梭的缝隙将芦苇展开成一片蔑。第三道工序是锤好的蔑编成用户需要的大小规格的芦席。那时每批领十捆芦苇，做得好可赚六至七元钱，如果一个月领三到四批芦苇，这对一个家庭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我们全家，尤其是母亲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创收活动中了。家里有一个相对的分工，梭芦是我的事，母亲的主要任务是锤芦，编芦席是我的小姐姐。
在我少年的记忆里，无论春夏秋冬，几乎每天早上五点左右，我就会被屋前母亲有节奏的锤芦声唤醒，她无声无息、无怨无悔地不停做着那机械的锤芦动作。
锤芦最容易受伤的是手，芦苇展开成蔑片后，边缘是十分锋利的，一不小心手部就会被划伤。更常见的是芦苇有许多细小而锋利的纤维，一不小心这些纤维就会刺入手指、手掌上，严重时，血流不止，疼痛难忍。
记得有一天早晨，母亲将我从迷迷糊糊的睡梦中叫醒，她急切地说：“快拿根缝衣针帮我把扎在拇子上的刺挑出来！”我揉了揉惺松的眼，赶快拿根针走过来，拿起了母亲的手。
那哪里是一只手？因为长期握着锤芦的柄，手心手掌是一层厚厚的茧。因长期接触污水（有时芦苇是需要浸泡在水里的），手掌的网状纹线呈黑色，不细看，仿佛被一张黑色的网网着，手心手指满是伤痕，有被芦苇割伤的，有被纤维刺伤的。看到这些，少年的我不禁两眼一酸，眼泪夺眶而出。
光靠父亲的工资与编芦苇席依然无法维持我们一大家子的正常开支，加上芦苇的领取相对紧张，没有特殊关系一个普通居民是无法持续领到的。为了生存，母亲什么活儿都做过，记忆中，她做小工（给泥瓦匠提灰桶、抛砖瓦），到砖瓦厂做搬运，到外滩采摘芦苇叶到市场上去卖等等。
有一年她听说建筑工地需要青砂，2元一个立方，于是她就邀约了几个邻居去通顺河边挖青砂。
一般青砂夹杂在黄土之间，如果将盖在青砂上的黄土挖掉再采砂那工夫太大，得不偿失，那时，一般采砂的就是将有砂的一厚层往里掏，一般都掏得很深，人站在掏砂坎内，头顶着黄土，一箢箕一箢箕地将砂往外送。
突然有一天传来噩耗，邻居陈阿姨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告诉我：“不好了，不好了，吴伯（我母亲）被埋在土里啦！”我拼命地往河边赶，当我跑到现场时，母亲已经被几名男劳动力从倒塌的沙坎中挖了出来，在痛苦的呻吟中，我弄了一辆板车将母亲拖回了家里。
好长一段时间，她躺在床上无法动弹，为她寻医问药她断然拒绝，无论如何她是舍不得花钱看病的。最终在一个老秘方的帮助下，母亲居然重新下床走路了，不到一个月，基本康复，她又开始没命地干活儿去了。
在这个芸芸众生的世上，我的母亲显得十分渺小，几乎微不足道。但她总想为儿女们创造生活的空间，总想把她的儿女们护佑在她孱弱的翅膀之下，她对生活的那份坚韧与执着深刻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
四
生活的艰辛与沉重从来没有压垮过我母亲乐观的天性，她成天总是乐哈哈的，在她身上基本上看不到愁苦的影子，高兴时也会在儿女面前露一手。她的毛笔书法很工整且绢秀，英语口语也很棒。诸如Good morning！How are you？她往往可信口道来，尤其是在特别开心时，就会唱起那首贵州民歌《桂花开放贵客来》，发音非常标准且优美。她一向快言快语，尽管讲着一口贵州的方音，无论是和一起做工的普通人在一起，还是在单位与领导在一起，她都会毫无顾虑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从不怯场，不会含蓄与隐讳。因为她的心直口快，认识她的人都尊称她为吴伯。
她不是个很善于持家的人，花钱一向大手大脚，特别喜欢购买那些减价的布匹和家什，然后杂乱无章地堆在家里。父亲的工资交到她手上，往往不足半月就花光了，还没等人责怪她，她先将手一摊，乐哈哈地说道：“张瞎子给我算过命，说我口袋有九十九，出门一空手，我是个花钱的命！”
我们家生活最艰难的时期应该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居无定所的我们被单位安置在一片荒冢之中的一间原来守林员住的房子，地方人叫这个位置为刘家大坟。那时只要出门上学或者买东西都只能在一个又一个坟堆中穿出去。母亲不仅没有丝毫的恐惧与不安，还在房前屋后种上了大量的南瓜。南瓜是一个生命力极强的植物，不足一月，瓜苗便疯狂地生长，迅速地爬满并遮盖了所有的坟包。慢慢的，黄色的南瓜花点缀在一片片翠绿的瓜叶下，显得格外夺目。收获的季节，家里的堂屋里堆满了篮球大小的金黄南瓜。
从此，南瓜成为了我们渡过饥荒的主要食物。那时，每每放学回来，往饭桌上一看又是南瓜，只有一钵南瓜，我们几姊妹都像泄了气的皮球沮丧不已，只有硬着头皮咽下去。盼望着如果有一天那南瓜里哪怕加一点儿细米，那也肯定是天底下的美味佳肴了！母亲一边带头吃着南瓜，一边用那特有的贵州方言对我们说：“娃儿们，现有有南瓜吃是福，不知有多少人还饿着肚子哩！”
我们家在那里住了约三年，靠母亲那坟地种植的南瓜让我们渡过了饥荒。也就从那开始，我对南瓜产生了一种条件反射的抵触，看到南瓜就没有了一点儿胃口。
尽管母亲没有正式的工作单位，也没有加入过任何社会组织，但却是一家之主，在家拥有不可动摇的决策权。1973年我初中毕业，以班级第二名的成绩考上高中。父亲对我说：“景岗，家里负担太重，你独立性强，早点儿下乡为家里分担一下吧。”父母的话我一向奉为圣旨，从不敢忤逆。只好将家里的这一想法告诉给班主任王孝春，王老师知道了立即上门，将我父母叫到一起，说：“你们还是让儿子读吧，他是个读书的料，多读点儿书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母亲听罢说：“我们没有想要景岗不读呀。”不得已父亲说明了事情的原委。母亲态度十分坚决地说：“想要儿子不读书，谈都不用谈！”她还把我叫到跟前，亲切地说：“儿哇，这个事我作主，好好去读书，我养你，待你把书读好了你再来养你姆妈！”我眼里噙着泪水，欣喜地点点头，高兴地迈进了高中的教室。
人们都说我长相酷似母亲。如今我也步入晚年，回顾漫漫人生路，毋庸置疑，我不仅拥有了酷似我母亲的外貌，更可贵地是传承了她身上的那种乐观与担当！
五
一向只顾付出与奉献不求索取的母亲突然对儿女们提出要求了。那是1977年底，她向已自食其力的儿女们提出摊派钱给她做盘缠，她要回贵州老家去看看。母亲离开家乡30多年没回去过，看来是格外思念故乡了！
其实，家乡只有我外祖父还健在。母亲其他还健在的亲人有母亲的一个姐姐和两个弟弟。母亲的家族是个流浪的家族，她的姐姐（就是当年鼓捣母亲私奔的姨妈）在新疆乌鲁木齐，大弟弟在台湾，还有一个幺弟弟在云南楚雄。
台湾舅舅赴台后就音讯全无，新疆的姨妈在20世纪60年代时与我们还有过通信，为我们邮寄过哈蜜瓜干，那是我童年记忆中最美味的水果之一，那甜蜜的味道至今仍在回味。云南的舅舅也不时为家里寄些钱来接济，还会寄些毛衣给我的哥哥姐姐穿。
孝顺的儿女们迅速为母亲凑足了盘缠，并送她登上了前往贵州的列车。那次，新疆的姨妈、云南的舅舅也回贵州了，这一去就是一个多月。
据母亲讲，其间她与姨妈吵了几次架。我知道，那是有原因的，我的母亲至死也没有原谅我姨妈在她年少无知时为她促成的这段婚事。回来时，她还将外祖父带到了沙湖，说是要为他养老（外祖父在贵州住在他侄子家），他住了一个来月说水土不服死活都留不住，硬是回到了贵州。
1989年3月，我们收到美国纽约寄来的一封信，原来是台湾的舅舅寄过来的，说是想来湖北看看，母亲要我马上回信，就说两层意思：一是欢迎他回来作客；二是告诉他我们一家人很好，要他不必牵挂。
那年六月，台湾的舅舅与云南的舅舅一道从云南过来了。台湾的舅舅是国民党空军少将退役，休闲在台北。姐弟久别重逢，都不禁泪如雨下。看上去，两位舅舅都很年轻，而我母亲一臉沧桑。但母亲一如既往，对她两个弟弟乐哈哈地讲他的儿女们生活得怎么幸福、怎么孝顺，工作怎么出色，没有向他们诉说过一句她所经历的苦难与艰辛。
台湾舅舅临走前，母亲执意只接受了他送的一枚金戒指。
从此，母亲视这枚金戒指为珍宝，几乎每天都取下来正看反看。戒指带在她的食指上松了，她又小心翼翼地用线将戒指缠一个部分，再紧紧地带上。
但出人意料地是突然有一天，那枚戒指不翼而飞，到处找也不见了踪影。
母亲从此仿佛失魂落魄，渐渐地患上了老年痴呆，好几次在街上走失，我们几经周折才找回来。
我一直都百思不得其解，母亲在黑暗中艰难跋涉的时候，像一个百折不挠的硬汉子，铆足了劲，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前走，没有过软弱与退缩，仿佛一叶孤舟，历经艰辛，乘风破浪，到达了彼岸。当她的儿女们都已自食其力，生活安稳下来后，不知为何她反而变得那么脆弱、愚钝了呢？是奋斗的目标巳经空落，还是贵州之行，以及舅舅前来探访勾起了她的回忆，将她的灵魂又唤回到本属于她却轰然失落的家园。或许她的灵魂早已飘荡于斯，不再复还！
我的母亲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她没有过矫情，却有着一般的女人所不能具备的坚韧与果敢，骨子里也不乏侠义与柔情。
尽管她那么微不足道，尽管她没有给儿女留下一片瓦、一寸土，她却换来儿女们出奇的孝顺。她的五个儿女从小到大无一敢顶撞她老人家，即使晚年老年痴呆了，她说的每句话作为儿子的我都是唯唯是诺！
母亲，不用您托梦，我知道您喜欢我，我脑海里始终烙着这样一个画面：那是我两岁多一点的时候，与弟弟一起在家里的木床上耍欢，我俩争宠着投入母亲您那宽广的怀抱，尽情地展示自己顺从、乖巧、聪慧与伶俐……
母亲，您永远是儿女们心中的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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