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谢甫生愉快地接受了组织的决定，从地下党隐蔽战线转入对敌战场，开始了他与敌人面对面作战的11年军旅生涯。多年的军旅战争生涯中，谢甫生运筹帷幄、南征北战、机智勇敢，常常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却每每逢凶化吉，竟无一处刀弹之伤，被誉为“儒雅福将”。

　　从1938至1958年，谢甫生20年的军旅生涯中，他亲自参加和指挥的战斗很多。其中参加过的就有北伐战争、冀东暴动，辽沈战役的反十路围攻、四保临江、困长春、打锦州和解放平津等重大战役，为党建立了不少战功，为新中国诞生作出了一定贡献。

　　不论在指挥作战的司令部，还是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似乎幸运之神总是光顾着谢甫生。他不但在地下党13年来从未被捕过，就是在战争年代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也没受过任何皮肉、筋骨之伤。刘璇曾经回忆，有一次，他们共同在一个防空洞的掩体里躲避敌机轰炸。疯狂的敌机在他们周围扔下了10颗炸弹，不可思议的是，全部都是哑弹，竟没有一颗爆炸。后来，刘璇说好险哪，当时只要有一颗炸弹爆炸，他们就不可能活下来。

　　“战争时期司令部相当多的工作依靠谢甫生”

　　1938年9月，谢甫生回到革命根据地，河北省委调他参加了冀东暴动。同年10月，到冀东以后，参加了八路军的武装斗争。抗日战争期间，谢甫生曾任萧克部队副秘书长、平西抗大六團教育长、八路军第四纵队参谋长、挺进军参谋主任、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派遣科长、本溪地区与南满军区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谢甫生历任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第二十九执行小组组长、辽东军区参谋长、第三纵队参谋长、独立五师政委、民主联军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东北军区保卫部部长，参加了辽沈、平津等战役。

　　谢甫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曾屡建战功。谢甫生的老战友罗立斌（原广西省委书记）回忆这段经历时曾写道：

　　1940年3月，日伪1万余人对甘西抗日根据地分十路进行围攻。当时，萧克不在根据地，到北方分局开会去了，这场战役主要是程世才（装甲兵副司令）指挥的。

　　程世才后来说：“整个战斗有相当多的参谋工作，战争时期司令部相当多的工作依靠谢甫生。”

　　当时，我在政治部，我和谢甫生、程世才都很合得来。司令部人比较多，大概有百把人吧，打起仗来一般只需要二三十人的一个轻便指挥所。当时，在前线指挥所指挥作战的主要靠谢甫生。我当时也过去了，参加了反十路围攻。在毛主席运动战的军事思想的指导下，军民团结，最终粉碎了敌人的十路围攻，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八路军总部《军政》杂志以《我们是如何粉碎敌人十路围攻的》为题，全面地总结、分析了这次战役取得的重大胜利。

　　1941年，谢甫生调到天津，组织建立和开展对东北日军的情报工作。1942年，谢甫生回到晋察冀分局社会部任派遣科长，继续负责对东北的情报工作，为以后东北情报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军调部三人小组

　　抗战胜利前一年，中央电令调谢甫生到5师，任独立5师政委。行军到八路军总部，适逢“八一五”日寇投降，中央电告，即随调5师干部队赴东北，后奉调到东北本溪湖辽东军区任参谋长。

　　1945年日本投降后，谢甫生历任本溪湖地区与南满军区参谋长兼3纵参谋长、东北军事调停处执行部中共代表。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把目光投向了东北。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帮助下，用大批飞机空运经过美国训练和装备的军队到沈阳。南满是国民党争夺的重点地区，在国民党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抵达重庆，10月10日，中共与国民政府签署了《双十协定》。但是国共冲突仍然不断，为了防止国民党占领敌占区，中共主要是破坏华北的铁路线。中共承诺，只要国民党停止进兵，中共将停止进攻铁路交通，但是这一要求遭到国民党的拒绝。国民党不考虑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国共冲突不停且持续扩大。

　　1945年12月20日，马歇尔来到上海。12月22日，到重庆与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见面。马歇尔认为，国共两党的矛盾在于历史原因造成的互不信任。后来，在马歇尔的要求下成立了三人小组。三人小组由共产党周恩来、国民党张群和美国的马歇尔三方组成。三人小组一方面作为两党在发生军事冲突时的交流渠道；另一方面也是双方对争议问题讨论的会议机构。

　　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就是这样一个由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三方组成，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机构。1946年初，谢甫生被派往北平参加停战协定谈判，任军事调停处执行部第29组（抚顺组）中共代表组组长。抚顺29执行组中共代表是许光达，美方代表是德莱克，国民党代表是郭琦。1946年，谢甫生在长春执行部，接替伍修权任执行处长职务。三人小组在这段时间讨论了关于满洲及热河的接收、日军解除武装等问题上两党的分歧，并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军调部三人小组达成协议后，恢复了被日军破坏的铁路交通。

　　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政府代表张辉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在重庆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同时，国共两党分别向所属部队发布了停战令，并由北平的三方代表监管的军事调停处执行部来执行停战协定，此次停战也是为政治协商会议做准备。

　　但是，国民党在与中共和谈的幌子下，仍在积极准备扩大内战。蒋介石并不愿意就此罢手，单方面宣布：“国共停战，东北除外。”拒绝和共产党谈判东北问题，不承认共产党在东北的任何地位。军事调停小组的美方代表，也不制止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于是，出现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

　　1946年3月12日，国民党从苏联手中接管了沈阳。3月27日，国共双方又达成了关于派遣停战执行小组前来东北进行调停的协议。但是蒋介石撕毁协议，调兵遣将，集中重兵攻打四平和本溪。南满军区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保卫战的具体部署。

　　国民党军连续进犯本溪，公然破坏了国共双方1月10日签订的停战令。负责监督停火协议的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向国民党代表郑介民提出了强烈抗议，同时建议组成第29执行小组，前往本溪调查事实真相，谢甫生担任第29执行小组组长。

　　军调部第29执行小组即将到达本溪前，辽东省委召开紧急会议，认为这是一个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极好机会。会议决定，组织一个本溪各界人民代表团，代表全市人民向三人执行小组反映情况，并为三人小组组织了欢迎晚会。

　　1946年4月1日，本溪城战争硝烟未散，以中共代表许光达、美方代表德莱克、国民党代表郭琦组成的第29执行小组便来到了本溪市，作为抚顺29组组长的谢甫生同行到了本溪。

　　各界代表纷纷发言，以他们目睹的铁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调集大量部队，首先挑起内战的种种倒行逆施。当教育界代表车向忱侃侃而谈时，美国代表德莱克阴阳怪气地发问：“你们不会弄错吧？在东北的国民党军真的有那么多吗？”

　　当时任南满最高军事首长的萧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淡淡一笑，打断他的话说：“说到这一点，国民党应该感谢你们第七舰队的司令金开德了，他的军舰使国民党的腿变长了。”会场上立即发出了一阵开心的笑声。

　　德莱克看了看萧华，翻了翻眼睛，无可奈何地笑着摇了摇头。在这之后，一直到座談会结束，这位美国代表就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了。

　　面对与会代表揭发的事实，国民党代表郭琦强词夺理胡搅蛮缠。这一切站不住脚的无稽之谈，都被各界代表驳斥后顶了回去。一位开绸缎店的老人捋着长胡子，列举了国民党军队和特务欺压人民、鱼肉百姓的具体事例后，十分气愤地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还遭殃。”当天会场上最活跃的当属各国和国内各大报的新闻记者了。记者们的镁光灯闪个不停，他们在会上惊喜地获得了国统区难以得到的极其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军调部第29抚顺执行小组这次赴本溪，并没能约束国民党军队在南满的军事行动。其后，蒋介石又命令国民党部队大举向本溪迸发，东北战场上的一场大战不可避免地打响了。东北民主联军奋起迎战，在历时四昼夜的本溪之战中，国民党伤亡惨重，出战部队损失近半，共伤亡4000余人，震惊了东北的国民党将领，他们在打给蒋介石的电话中惊呼：“本溪两战皆输，南满匪焰甚嚣！”这段军调部三人小组与蒋介石谈判苦周旋的经历，正如谢甫生在《为老伴生日吟》诗中所说：

　　抗战虽胜利，美蒋玩谈判。

　　抚顺二九组，与敌苦周旋。

　　谈判结束后，第299抚顺执行小组离开了本溪。三人小组谈判破裂后，有消息说，蒋介石准备效仿西安事变后杀害抗日将领杨虎城的做法，除掉参加谈判的中共代表。为中共谈判代表安全着想，也为自己丈夫的安危担心，刘璇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求毛泽东批准把派去北平谈判的中共代表尽快撤回东北解放区。毛泽东很快就批准了请求。作为军调部第29抚顺小组三人谈判组中共组组长的谢甫生，以及参加谈判的其他中共代表一同被撤回了东北。

　　四保临江三纵队

　　1945年10至11月间，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东北局决定：以东满人民自治军为基础，成立辽东军区，萧华为司令员兼政委，程世才等为常委。

　　辽东军区下辖三个军区，两个纵队：3纵和4纵。3纵司令员程世才，谢甫生担任参谋长。经过整编，辽东军区全区的部队体制健全，全区6.6万余人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拳头，积极备战，准备迎接国民党的大规模进攻。

　　1946年初，东北局根据中共中央命令，将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同时将东北地区各军区、部队整编为东满、西满、南满、北满四个军区，归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建制。下旬，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组建东北民主联军3纵，纵队机关由南满军区机关兼（4月，纵队机关与南满军区机关分建）。萧华任南满（辽东）军区政委，谢甫生任南满军区参谋长兼东北民主联军3纵参谋长、辽东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1946年冬天，蒋介石、杜聿明加紧推进“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形势越来越不利于东北南满民主联军。1946年冬，杜聿明麾下，除了美械装备的7个军，20万余人，加上东北收编的日伪反动武装，总数已达60万人。我南满根据地就只剩下临江等4个县，其他地区都被国民党占领了，这就是著名的四保临江战役前恶劣的南满形势。

　　四保临江战役打响了，谢甫生被调任辽东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南满军区参谋长兼3纵参谋长。在1940年反十路围攻与程世才搭档的7年后，又与3纵司令员程世才合作，作为他的参谋长并肩作战。3纵作为主力参战部队，在四保临江战役中英勇作战，战绩辉煌。

　　当时解放区所处的狭小区域，纵横不到170公里，而且大部分是高耸的长白山和两条大沟占据着。老林密布，山高坡陡，交通闭塞，给我军回旋的余地很小。况且，这里物资匮乏，人烟稀少，有时行军半天，也见不到一户人家，生存条件极差。

　　在那个寒冷的冬天，中共中央南满分局、辽东军区、部分辽宁省委机关和谢甫生任参谋长的3纵，以及4纵的主力部队，都聚集在这个狭小的山沟里。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中，很多部队经常就露宿在冰天雪地里，不少人没有棉衣、棉鞋和手套，因冻伤引起的部队减员难以计数。又因大雪封山，部队粮食供应困难重重，大家都以根本啃不动的窝头和酸菜来充饥。装备不足，兵员无着，衣食住行成了部队的当务之急。又加之敌人重兵不断压来，南满形势非常严峻。

　　当时，在是否坚持南满不撤退，还是放弃南满根据地撤退到北满的问题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陈云在四保临江战役前的总结会上说：“针对敌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反革命策略，我们就要‘坚持南满，保卫北满，一个人都不走，留下来打，拖住牛尾巴，坚持就是胜利。无论如何不能让敌人集中兵力越过松花江侵占哈尔滨，减轻北满的压力，统一了思想，解决了南满向何处去的问题，就确定了坚持南满的基本方针。对扭转南满危局，打破敌人的战略部署，最后取胜东北，具有重大意义。”

　　面对蒋介石、杜聿明指挥敌军大兵压境的不利形势，陈云最后拍板定案，需要在战前及时传达到部队。萧华首先来到谢甫生任南满军区参谋长的3纵，传达了党中央、东北局的有关指示，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南满敌我双方的情况，明确指出当前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号召部队增强团结，对3纵能渡过难关，取得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此艰难时期，辽东军区全体指战员积极备战，准备在临江与国民党军决一死战，以期收复失地，保卫北满大后方。中共中央和东北局为了粉碎敌人的“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加强对南满斗争的统一领导，成立了中共南满辽东分局，陈云兼任分局书记和军区政委；萧劲光任分局副书记、军区司令员；萧华任分局副书记、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程世才任军区副司令，谢甫生任军区副参谋长。

　　时任南满军区参谋长兼3纵参谋长的谢甫生，在辽东军区负责人陈云、萧华、萧劲光、韩先楚等首长的领导下，与3纵司令员程世才紧密配合，带领民主联军3纵参加了著名的四保临江战役。

　　1946年12月17日，敌人纠集五个师的兵力，在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郑洞国的指挥下，向临江地区发动了第一次进攻。

　　我军的作战方案是，以3纵等进行正面阻击，伺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敌后转战数十日，横扫200余里，攻克敌人据点20余处，歼敌3000人，迫敌调回2个师，大大减轻了正面敌人对临江地区的压力。

　　1947年1月18日，一保临江战斗打响，3纵与4纵紧密配合作战。南满担任正面作战的3纵，乘敌人主力北调之际，开始向通化、辑安线发动反击。3纵7师由杨木桥子向南出击，8师于天桥山截敌，9师向通化警戒。此次战斗打破了敌人企图打通通缉线铁路、公路，对临江地区实行封锁的计划，消灭了一部分敌人，基本完成了任务。一保临江历时1个月，攻占敌据点37处，歼敌4000余人，使敌人进占临江计划终于破产。

　　首战临江告捷，对部队鼓舞很大，增强了广大指战员坚持南满，战胜敌人的信心。

　　南满作战计划要点是：3纵以及4纵分别集结待机，一旦敌人调军北上时，随即发起攻势。并命令3纵除以一部分控制通化以东地区外，还要巩固临江、輯安（现集安市），集结两个师及独二师两个团，首先消灭金川、辉南，威胁梅河口、吉林交通。

　　敌人稍加喘息后，于1947年1月底，在通化以东分三路再犯临江。军区领导研究后，决定抓住时机，集中3纵全部和部分4纵，歼敌于通化以北的高丽城子地区。3纵的7、8、9三个师包围了高丽城子。敌人被迫向通化方向突围，3纵及4纵10师乘胜跟踪追击，歼敌5个营2300人。3纵又向敌阵地发起勇猛冲锋，主攻部队指战员情绪高涨，大胆进行迂回包围，在严密的火力组织下，一举歼灭敌人两个营共计1700人。至此，敌人第二次进攻临江又以失败告终。

　　敌人二犯临江失败半个月后，杜聿明亲自出马，分三路第三次进犯临江。1947年2月18至22日，3纵主力在金川以南之通沟歼敌2个主力团。之后又与4纵联合作战结束战斗，歼敌直属工兵营、特务营。在追歼逃敌的战斗中击毙少将副师长何世雄。接着，3纵主力又向高丽城子敌军主力发动进攻，歼敌一个营。溃败之敌只能窜回通化放弃了金川、辑安二城。2月27日，3纵乘胜北上，收复了柳河、辉南，扩大了根据地辽南部队，创建了辽南的独立局面。

　　三保临江战役持续了37天，南满民主联军战果辉煌，共毙伤俘敌1万多人，打垮敌人3个师，收复了金川、辉南、柳河、恒仁、辑安5座县城，遏制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三保临江的胜利，改变了南满战场的形势，使国民党军陷入全面被动的局面。正值春节前后，解放区到处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气氛。老百姓们杀猪宰羊，纷纷赶来慰问英雄部队。

　　三犯临江失败后，杜聿明派郑洞国赴南京面见蒋介石，要求增军反扑，遭到拒绝，蒋介石回答：“无兵可调”。3月27日，国民党拼凑组成了3个进攻集团，向临江地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四次进攻。郑洞国大规模调兵遣将，这次摆开了要与民主联军决一雌雄的架势。

　　恶战在即，巨大的考验落到了民主联军头上。与敌相比，我军兵力不足，力量相差悬殊，加之队伍连续作战，官兵疲劳至极的不利局面，几乎人人都感受到此战形势严峻。3月31日，军区发出了四保临江战斗令，广大指战员以高昂的斗志，争取了先机，变被动为主动。民主联军先敌展开，先敌占领阵地，先敌进攻。敌军未能阻止民主联军的攻势，纷纷弃阵逃跑，跑不掉的敌军大批官兵，乖乖举手投降。敌军全部被歼，师长和副师长被俘，8000余人做了俘虏。第四次临江保卫战，只用了三天时间就大获全胜，比事先预料的顺利多了。

　　自1946年12月16日到1947年4月3日，南满民主联军经过3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在北满部队三下江南的配合下，四保临江，共歼敌近2万人。

　　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东北国民党军“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结束了敌进我退的战争局面，扭转了南满和整个东北的战局，迫使东北敌军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而民主联军则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是东北战场的战略转折点。不仅迎来了即将到来的夏秋冬季攻势的胜利，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北战场的战略态势，也为之后的东北战略决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49年以后，谢甫生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保卫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国大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第三、四届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谢甫生被授予少将军衔。作为开国将军，他荣获了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杨豪/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