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卫红

　　哥哥：

　　你好！

　　你看了印尼《国际日报》刊登的锦来兄的文章——《印尼归侨黄解放：从县城走出来的联合国专家》吗？那是锦来兄为你的母校赤壁一中110周年校庆征文活动而作的。接受锦来兄采访时，我把父母对你幼年时期的启蒙提炼成了八个字“好学、扎实、奋进、爱国”，他因此建议我参加“中华家风万里行——走进赤壁”征文活动。

　　父母零零碎碎的言传身教，当然值得一写。因为家风连着民风，家风连着党风，家风连着国风。

　　父亲从小受苦，勤俭已经成了本能，我有时甚至觉得他节俭过了头。1981年，父亲到“东方之珠”——香港工作，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只备两双袜子，一双洗，一双穿。与生活上的极度节俭相反，父亲在学习上不惜代价。这可能是因为父亲从亲身经历中认定：知识改变命运！

　　父亲13岁读四年级时就失学了。他一边打工，一边自学。在得到了朋友因不会用而舍弃的一本四角号码字典后，拜字典为无声老师，上了一所无墙的中文学校。4年后，17岁的父亲登上了印尼中华学校的讲台，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且为华侨事业奉献了一生。

　　父亲经常鼓励我看书学习，每次带旅行团去广州，他都会用尽出差津贴买书给我看。一到年底，父亲的工资只有一半能拿回家，另一半要订下一年的报纸、杂志。1976年，你到武汉大学英语专业学习，很少向朋友开口的父亲托人给你买了电唱机和英语课程唱片，后来还买了盒式录音机。在那个年代，这可以说是豪华配置啊！

　　1983年，国家拿出堪称巨款的奖学金，送你出国学习，我记得，当时你在家书中感激国家的远见、人民的恩情，催人泪下，更催人奋进！

　　父亲很早就意识到他有骄傲的毛病，并且一生都在努力改正这个毛病。1952年，父亲团结多个侨领，主导了首次由理事个人選举而不是由所在团体直接投票选举。在党的领导下，拨正了三宝垄中华总会的船头。骄傲不是一种好品格，但父亲经过努力，把骄傲变成傲骨。

　　面对强权，父亲昂起头横眉冷对千夫指;面向人民，父亲弯下腰俯首甘为孺子牛。

　　1960年7月3日，两名华侨妇女遭枪杀。为拿到举行追悼会的许可证，包括父亲在内的三位印尼三宝垄中华总会代表向军政当局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全印尼只有三宝垄市举行了追悼会，声势浩大，给受害华侨以安慰和支援。1960年10月，印尼政府吊销所有华文报刊执照，父亲和总会主席何隆朝一起向中爪哇军政当局争取，在年底获准出版《建设报》，这是当时全印尼唯一获准出版的华文日报。为此，父亲去世时，三宝垄印尼中华联合总会致唁电，称父亲是本会前身——三宝垄中华总会的重要侨领之一，一生为维护侨胞利益挺身而出，不惧风险，劳苦功高！

　　哥，父亲走时，交代了两件事：一是骨灰撒入大海，二是追思时播放歌曲《红梅赞》。“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向阳开。”这是父亲一生的追求——傲雪凌霜，丹心向阳！

　　我读过父亲留下的自传。1945年，父亲结识了印尼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朋友，知道了朱德和中国共产党，又读到了《红星照耀中国》《延安归来》等著作。1947年6月，父亲找到了党，从此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把中华文化赋予父亲的勤俭、好学、扎实、奋进、爱国等优秀品质激活迸发，激励父亲更加热爱人民、敢于斗争。

　　任三宝垄中华总会总干事时，父亲住的是配有电话的临街大宅，出门有汽车代步。但他更爱自己骑摩托车，方便走街串巷，更接地气地服务侨胞。父亲吃早餐时，曾有侨领恰好登门，见他吃的是酱油配稀饭，十分感动。1965年父亲回国时，有人要送父亲一只劳力士手表，既防急需，也是对父亲连任13年总干事的纪念和致谢。父亲婉谢了。

　　父亲热爱印尼人民。他失学后，在邻居的帮助下学会了印尼语。他热爱印尼文化，爱唱印尼民歌《美丽的梭罗河》;他待人诚恳，赢得了印尼人民的信任和友情。中爪哇省省长曾经感慨地教育子侄：“永晖的印尼文讲得比我们还好！”父母长期服务的三宝垄新友社，从1947年起先后创办了新友义校、新友中小学、新友诊疗所。新友诊疗所后来发展为新友基金会。在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新友基金会千方百计，克服重重困难，把20多箱、价值人民币55.8万元的抗疫物资送到前线，谱写了一段中印尼友谊佳话。

　　爸妈从小就告诉我，印尼人民勤劳。印尼地处热带，热带人民性格乐观、热情，喜欢音乐。哥，你看，我们的父母当年就已经懂得欣赏多元文化之美。这为你后来在联合国工作带来了良好的影响。1994年，一些大国要制裁欠交国际民航组织会费的小国，你代表一群小国发言：“交费是所有会员国的义务，对大小国不能使用双重标准。”

　　父母热爱人民，痛恨印尼暴徒和反动派。他们向往的是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1965年印尼发生了“930事件”，中侨委担心侨干的安危，爸妈要在一周内撤回祖国，走得很急。哥，走时你吵着要把玩具，尤其是妈妈分期付款六个月才买得起的飞盘带回国，送给尚未出世的我。妈妈反复劝你，坐飞机时不要带玩具，减少行李，节省国家费用。

　　小时候，妈妈因此经常跟我讲：“以后你长大了，当解放军，打回印尼去，拿回哥哥的飞盘。”才六七岁的我回答：“我都当了解放军，还要玩具干什么？”妈妈还给我讲毛泽东幼年的故事：“小泽东把自己的午饭分一半给穷同学吃，晚饭时狼吞虎咽，母亲奇怪。问明原委后夸奖小泽东：‘做得对！此后，母亲天天给小泽东带上两份午饭。”50年过去，回首往事，妈妈的一言一语、点点滴滴，融家国情怀于日常趣谈，化做人道理于友爱故事，润物无声，帮我扣好了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这第一粒扣子是如此重要。人民领袖习近平同志常谈起他五六岁时母亲齐心讲《岳母刺字》的故事：“……精忠报国在我脑海中留下的印象很深。作为父母和家长，应该把美好的道德观念从小就传递给孩子，引导他们有做人的气节和骨气，帮助他们形成美好心灵，促使他们健康成长，长大后成为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

　　哥，爸妈没有什么家训留给我们。但我一直在想，除了身教，爸妈难道就没有像“精忠报国”那样的目标，叮嘱我们要用一生来追求吗？一次偶然的聊天启发了我，多年未见的初中老同学知道我们父子仨的名字时说：“你们家里人的名字真有意思，永晖、解放、卫红。”我恍然大悟，这就是爸妈对我们的叮嘱啊！父亲黄永晖原名黄衍岐，永晖是父亲自己改的名。“永晖”，是父亲向往与奋斗的目标，他的一生，人如其名，痛恨黑暗，追求光明。哥哥，你的名字“解放”，一是源于你出生于日本投降次日;二是取“为人类求解放”之意。至于我的名字“卫红”，当然是守卫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我们没有时时背诵的家训，但我们的名字天天在叫，时时要签，随时提醒，入脑入心。哥哥啊，“解放”“卫红”就是爸妈铭刻在我们心里的嘱托，是他们希望我们一生追求的目标。如果我们的家风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父亲爱听《红梅赞》，追求红梅的品格。后来，我们读到红岩烈士“狱中八条”，包括第一条：防止领导成员腐化;第三条：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我们发现，父亲的心和红岩烈士们是相通的。他不仅不迷信上级，而且对上级的要求还更加严格。父亲当年的顶头上司、駐印尼大使黄镇对此十分欣赏。1963年，父亲回国参加国庆观礼，在京参加周恩来主持的国庆晚宴后去南京观光，在饭店巧遇黄镇。黄镇对他嘘寒问暖，还提议加菜。父亲吃完饭结账时，才知道黄镇离开饭店时已付过钱了。

　　近年来，每当看到贪腐官员落马的新闻，我就会为党的反腐利剑点赞。父亲一生对贪腐现象恨之入骨，若他还在世，看到如今的反腐倡廉成果，一定会倍感欣慰。

　　父亲晚年居住于香港，心中始终有一盏明灯。他一生的追求是永远光晖，他的最高理想是共产主义，反复提醒我们“不要忘本”。父亲临终时的两条遗嘱，是以最后的行动，激励着我们兄弟永远不忘初心。

　　哥哥，30多年来，你在海外独立工作。在一次讲座中，你向青年学子敞开心扉：“你们一定听说过留学生前辈的名言，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我长期不回国，有我的理由：我的祖国需要我在国外战斗！”2010年，你回到北京，和同事们群策群力，促成了近80个国家在京举行外交会议。会议签订了维护航空安全的《北京公约》《北京议定书》，这是世界民航史上首次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多边条约，也是近现代史上首次以我国首都同时冠名两部全球性法律文书，成为国际反恐公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人民的航空安全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哥哥，我也没有辜负咱家的红色家风。我考取了香港医生执照资格，依靠自己的双手，为独立人格提供了扎实的物质基础。病人中恰好有几位当年抗日东江纵队港九大队的战士，我向他们致以晚辈的敬意。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期间，我实名参加了近600名医护联署的公开信，支持警队依法执行职务，维护社会秩序。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之时，2022年的中国，向世界呈现了一届大气、安全、精彩的冬季奥运盛会，让首都北京成为世界首个“双奥之城”。

　　哥哥啊，是什么力量让它成为如今举世瞩目的“双奥之城”？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人以手中的真理火炬，点燃了中国人民心中的熊熊圣火，让中华民族充满自信，走向辉煌！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喜庆日子里，武汉大学举行了简短而隆重的仪式，聘任你为“周鲠生讲席教授”。继父亲在蒲圻设立“黄永晖奖学金”资助贫困学子后，你在母校武大国际法研究所设立了“解放国际法奖学金”，并正着手把国家给予你的国家特聘专家奖金100万人民币用于国际法事业的发展。

　　哥哥，你是敬畏历史、敬畏人民、敬畏祖国、敬畏党的！

　　45年之后，当你再执教鞭时，请哥哥敬畏你的学生！

　　弟卫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