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西雩都出发的中央红军，跨越逶迤五岭，攀登磅礴乌蒙，跋涉滚滚金沙江，征服滔滔大渡河，翻过皑皑岷山，历尽艰辛万苦，付出重大牺牲，终于抵达陕北。从此，红星从这里照耀中国。

　　毛泽东“打着灯笼”北上，运用“秘密武器”，保障红军东征胜利，为红军在大西北建立革命大本营打下了基础。

　　突破天险腊子口

　　1935年9月14日，中央红军在长征中发出了毛泽东署名的第一个无线电密令：“三天之内夺取腊子口。”

　　林彪、聂荣臻研究敌情后发现，腊子口是岷山山脉的一个隘口。“腊子口”意为“险绝的山道峡口”。隘口两边的山岩陡峭入云，仿佛被一把巨斧劈开，中间一条小河，河上一座小木桥。要过腊子口，小桥是唯一通道，腊子口又是川西到甘肃的唯一通道。

　　国民党军也很清楚这个态势。

　　8月25日，蒋介石由南京赶赴成都，当天发出密电给西北“剿匪”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朱绍良：“川北理番已克，即四川各县皆以收复，匪部已无重要据地，在川必不能久立，预料不久必向甘南青东逃窜，务转甘、青、宁各师、旅、团长加紧准备，严密检阅坚壁清野之法。如有失陷县城及重要市镇者，唯各防地军民主官是问，照失地纵匪论罪。”这是蒋介石的“棒喝”，同时，蒋介石又加大“利诱”砝码。

　　9月13日，朱绍良以“特急令”转发蒋介石电报：“北窜之匪毛泽东、彭德怀、林彪等均在内，饥疲不堪，不难消灭。生擒毛泽东获十万元，献其首级获八万元。生擒林彪、彭德怀获六万元，献其首级四万元。博古、周恩來分别为五万元和三万元。”

　　蒋介石又命令朱绍良督促新编14师鲁大昌部坚守腊子口。鲁大昌在腊子口、康多等地布防了八个营的兵力。

　　林彪、聂荣臻意识到：红军北上，必须拿下腊子口。否则，就要掉头南下，回到草地。他们立即选择2师4团为先锋团，转达毛泽东“三天之内夺取腊子口”的命令。

　　1935年9月16日晚7时许，腊子口战斗打响，国民党军凭险顽抗。

　　24时，毛泽东、林彪、聂荣臻发电报给彭德怀：“据2师报告，腊子口之敌约1营据守未退，该处是隘路，非消灭该敌不能前进。除3军及军委纵队派一个团至刀扎里接防并筑工事外，余在原地不动，各部待命出发。”

　　此时，夜色深沉，寒风刺骨。4团政委杨成武正在率领2营从正面主攻，团长黄开湘率两个连攀岩从侧后迂回。杨成武回忆：“已经打了大半夜，再有三四个钟头天将破晓。鲁大昌拥兵五六个团在岷县县城，跟腊子口只隔一座大山。他们来援的话局面将更加严重。”

　　由于国民党军火力太猛，红军正面强攻五次都没能成功。聂荣臻回忆：“手榴弹的木柄以及还没有爆炸的手榴弹在短短五十米的路上铺了厚厚的一层。”

　　与此同时，黄开湘按照战前原定计划，带领两个连在上游砍倒两棵大树，渡过激流，正在攀爬对岸的悬崖陡壁。一位17岁的苗族小战士自称从小爬山采药，自告奋勇当开路先锋。他从岩石缝隙爬上去，再放下绳索，让更多战士跟着爬了上去。

　　杨成武回忆：“攀爬上右侧悬崖的部队在黄团长指挥下，看准炮楼和阵地，扔下一个个手榴弹。6连突击队飞快冲上国民党军阵地，一口气追杀到国民党军的营房、仓库，占领了国民党军纵深阵地。”

　　不幸的是，这位17岁的小战士牺牲了，永远留在了腊子口的大山之中。他的名字、身世至今无人知晓。

　　杨成武还曾为这场战役作了一首诗《突破天险腊子口》：

　　腊子天下险，勇士猛攻关。

　　为开北上路，何惜鲜血染。

　　胜利的消息飞快传到红军陕甘支队指挥部。当天早晨7时，毛泽东接到4团突破腊子口的电报，大喜过望，连声赞扬：“有斧头将军（指黄开湘）、白袍小将（即杨成武），就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他立即给彭德怀发去电报：“拉子口（腊子口）已得手，你们于17日立即照原计划前进。我们即向大草滩前进。”

　　中央红军在哈达铺看到了曙光

　　1935年9月13日，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

　　17日，红军攻占川甘边界的腊子口。

　　18日，红军乘胜占领哈达铺。

　　军委二局通过无线电侦察国民党军动态，国民党军方面也密切关注着红军的动向。

　　1935年9月20日，国民党西北“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于学忠在给下属的一封电报中称：“现阿坝之匪已向东移，包座之匪部又向岷县北窜。”当日，国民党驻重庆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的一个通报中提到：“我鲁大昌师、梁应奎旅在岷县南之拉子口（即腊子口）因伤亡过重，退岷县南十里之中堡。判断朱、毛股匪已由阿西茸、求古寺向临潭北窜。”国民党军对红军已经出现一部北上、一部南下的态势，一时还弄不清底细。但是，贺国光在电报中有一个基本判断：“均有继续北窜之样。”

　　红军占领哈达铺之后，走出了高山大峒，立刻从一份国民党的《山西日报》上掌握了至关重要的信息。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报纸上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的消息，我赶紧派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同志送去。陕北还有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1935年9月22日，党中央在毛泽东的住处（哈达铺原义和昌药铺）召开中央领导会议，作出落脚陕北、建立新苏区的决定。又在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正式宣布改编红一方面军，组成陕甘抗日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

　　杨成武回忆：

　　毛主席是这样讲话的：“今天是9月22日，我们离开瑞金至今快一年了。一年来，我们走了两万多里路，打破了国民党军无数次的围追堵截。尽管蒋介石做梦也想消灭我们，但是我们挺过来了。我们过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过了腊子口，现在坐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安安逸逸地开会，这本身就是个伟大的胜利。”毛主席讲到这里，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他谈到了当时的形势，说到了张国焘对抗中央的行为，提到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毛主席在结束讲话时说：“同志们，胜利前进吧，离陕北只有七八百里路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抗日阵地！”他挥舞着拳头，结束了他的讲话。

　　毛主席在这个会上还宣布了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的决定。他说：“我们目前只有八千多人，人是少了一点，但少有少的好处。我们目标小，作战灵活性大。不用悲观，我们现在比1929年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

　　陕甘支队用五天的时间在哈达铺进行了休息与组织整编。整编按照彭德怀“根据眼前的实际情况及战略任务，我们军队的编制应有改变”的报告进行。军改为纵队，取消师、团的建制，改称大队，大队以下不设营。改编后的纵队序列为：第一军改为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下辖五个大队;第三军改为第二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委李富春，副司令员刘亚楼，参谋长萧劲光），下辖四个大队;中央军委纵队改为第三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政委邓发，参谋长张经武）。中革军委与一方面军司令部各局亦进行了缩编，人数精简到130人，政治部精简到60人。

　　不仅如此，红军在哈达铺获得了体力的大改善。哈达铺是著名的当归等中药材集散地，物资丰富。陕甘支队历经爬雪山、过草地，队员们个个瘦得皮包骨头。政治部下了一个命令：全军每人发一块大洋，改善生活，提高体力。杨成武回忆：“上至司令员，下至炊事员，每人都发一块大洋。领导提出了‘大家要吃得好的口号。”

　　邹毕兆说：“我们在哈达铺蒸了白面包子，好吃得不得了，好像从来也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饭。”

　　中国工农红军的电报，详尽地记录了毛泽东“打着灯笼走夜路”，照亮红军北上前进道路的过程，毛泽东度过了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

　　“现在多保存一个同志，将来会是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

　　红军在哈达铺经过整编，全体人员的思想情绪和身体素质都得到了提高。但哈达铺到陕北苏区距离遥远，长达800里，途中红军要经过国民党军多处防线。北上的最后一段路程，仍然艰险坎坷。

　　中革军委二局侦收员钱江回忆：

　　二局搞无线电技术工作的李力田同志从巴西出发时就得了肺炎。9月11日，我们沿达拉沟行进时，河对面有人打黑枪，我们疏散开迅速跑步通过。抵达俄界的当天晚上，我们发现李力田同志不见了，即沿来路去找，没有结果。事后曾希圣局长向毛主席和军委首长作了汇报。

　　毛主席对此非常重视，他说：“我们要关心爱护每一个战士，生病的同志也要尽量带走，一个也丢不得。现在多保存一个同志，将来会是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我听了之后非常感动，毛主席是关心每一个战士的。当毛主席知道二局还有其他病号时，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下令调拨了一匹老黄马给我们。领导当时把這匹老黄马分给我用，因为我误食了毒菌，身体非常虚弱。

　　9月16日下午6点，风雨交加，山路难行。我的脚抽起筋来，膝关节不能打弯，掉队了。正在绝望之时，我听到后面忽拉忽拉的响声，回头一看，竟是老黄马走来了。我费尽力气爬上马鞍，死死地趴在马鞍上，下得山来。几十年来我总是记着：是毛主席送来的老黄马救了我一命，是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邹毕兆回忆：“1935年9月20日，中央军委机关到岷县哈达铺，守岷县的是唐维源12师。为了保存实力，唐师不敢出城与红军交战。”9月26日，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在西安成立。蒋介石任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统一指挥陕西、甘肃、宁夏、山西等省军队。

　　1935年9月23日，毛泽东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到达岷县闾井，每日亲自布置调查行军路线及任务。

　　9月25日，彭德怀致电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调査到通渭的路况、敌情。

　　邹毕兆回忆：“先遣支队占领陇西，在通渭城又消灭了鲁大昌一部，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二、三道防线。过六盘山时，先遣支队消灭何柱国（国民党陆军中将）的骑兵一部。”

　　10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经过隆德县境，继续北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沿小水沟上了六盘山，从六盘山主峰之一的牛头山北侧过山。

　　毛泽东作的《长征谣》，生动地诠释了信仰的力量：

　　天高云淡，望断南归雁，不到长城非好汉！

　　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

　　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

　　六盘山呀山高峰，赤旗漫卷西风。

　　今日得着长缨，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

　　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

　　当时在场的张闻天、王稼祥、彭德怀等领导人都连连称赞，拍手叫好：“好诗！好诗！”

　　之后，这首《长征谣》经过八次修改，最终成为传世词篇《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红军切掉“尾巴”进苏区

　　中革军委二局从进驻哈达铺开始，就对国民党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指挥台和“围剿”军各部指挥电台进行无线电侦察。邹毕兆回忆：“各个军阀部队的密电编码水平与蒋介石嫡系部队相比差距很大。”

　　9月底，蒋介石获知中央红军已冲破西兰公路封锁线，翻越六盘山向东发展的消息后，立即部署东北军合力堵截红军，还急电何柱国、毛炳文、马鸿宾部，说红军“长途行军，疲意不堪，妄图进入陕北会合刘志丹。兹令你部骑兵前往堵截，予以歼灭”。

　　10月5日上午，国民党37军军长毛炳文作出堵截红军的军力部署：“毛、彭股匪现已窜至小家川、杨家坪、马家川之线，本军奉令跟踪穷追，期在静定、海原、固原间协同友军歼灭该匪。”毛炳文的这份密电，当即被红军破译。

　　10月10日，张学良发出电报：“令何（柱国）军长率骑兵第3师向毛、彭残匪寻踪，迎头痛击，务期在悦乐镇、洪德城以西全数歼灭。毋纵其通过此线，以期各追击部队会而歼灭之。”张学良的密电，也被红军破译。

　　10月13日下午3时，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去一封电报，向彭德怀通报了一纵队的位置和当面敌情。毛泽东在电报的最后告诉彭德怀：“明日我军到达及通过洪德城、环县之线，须准备与可能来之骑兵作战。敌人小则消灭之，敌大则钳制之，而从其间隙乘夜通过该线。”

　　当晚8时，彭德怀给毛泽东回电，报告毛泽东：“当日第二、三纵队走了70里，由于路小、山大、沟深，骑兵无用。”

　　10月14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这天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一纵队将“到达及通过洪德城、环县之线，须准备与可能来之骑兵作战”。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全军上下一起研究对策。一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创作出一首《打骑兵歌》，印成传单，到处发放。这首诗歌是这样写的：

　　敌人的骑兵不需怕，沉着勇敢来打它，

　　目标又大又好打，排子枪齐放易射杀。

　　我们瞄准它！我们打垮它！我们消灭它！

　　无敌的红军是我们，打垮了敌人百万兵。

　　努力再学打骑兵，我们百战要百胜。

　　20日，二局再次破译国民党军密电。蒋介石获悉红军抵达吴起镇，立即电令何柱国“前往堵截，予以歼灭”。何柱国骑兵军气势汹汹地直扑吴起镇。

　　面对严峻形势，毛泽东在10月20日晚上邀请彭德怀来吴起镇，商谈对敌骑兵作战的具体事宜。毛泽东强调说：“我疲劳，敌人也疲劳，不要把敌人带进陕北根据地。”

　　10月21日8时多，国民党骑兵在一架飞机的助威下，沿川道前进，进入了红军伏击范围内。顷刻之间，枪炮声、爆炸声、呼喊声惊天动地。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中央红军一举歼灭了国民党军第6师17团，割掉了一直跟随红军数百里的“尾巴”。毛泽东巡视战场时风趣地说：“步兵追骑兵，这是个创举啊！”

　　10月28日，中共中央到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甘泉县下寺湾。11月3日，红15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红一方面军下辖红1军团、红15军团。

　　一场集中了80位红军高级别将领的战役

　　何柱国骑兵军的溃败令蒋介石大为惊恐。他调集十三个师另五个旅的兵力对陕甘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妄图把立足未稳的中央红军消灭在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

　　1935年11月21日，经过多次侦察、筹划、准备，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直罗镇战役。

　　邹毕兆回忆：“当时，敌人主要是来自南面的东北军57军董英斌的109师、108师、106师、111师，及洛川方面的67军王以哲的117师。”

　　11月4日，军委二局破译国民党军密电：国民党军57军四个师和67军的一个师，分别由甘肃合水和陕西鄜县两个方向对进，围歼红军于葫芦河以北地区。二局立即向军委领导报告了国民党军五个师的动向。毛泽东、彭德怀通过二局破译的国民党军密电，指挥每日的战斗。

　　11月11日，红军发现国民党军各部“一律不动”，就地筑碉，等待增援部队到达。怎么把国民党军吸引过来呢？毛泽东、彭德怀立即下令加紧对甘泉之敌的围攻，声东击西，以造成红军主力在甘泉的假象，诱敌东进。

　　11月17日，国民党军两个师果然东进，他们的行踪在二局监视之下。

　　当天，国民党东北军第57军沿葫芦河向直罗镇前进。红军指挥部令红15军团进入直罗镇东南地区，红1军团进至直罗镇东北地区作好战斗准备。

　　11月18日，毛泽东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进行战前动员与部署。

　　11月20日下午，国民党东北军牛元峰率先头部队109师，在6架飞机的掩护下，从黑水寺沿葫芦河到达直罗镇，进入红军预设的“口袋阵”。两路红军按照作战方案，乘着夜色，于次日拂晓前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预定位置，完成了对109师的包围。

　　直罗镇战役的胜败，决定了中央红军能不能在陕北站住脚。为此，此戰罕见地集中了我军历史上最多的高级别将领。直罗镇战役不仅由毛泽东亲上一线指挥，其中还有后来的共和国5位元帅（彭德怀、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罗荣桓）、6位大将（徐海东、罗瑞卿、张云逸、黄克诚、陈赓、萧劲光），共计80位将帅参加。

　　11月20日10时，毛泽东、彭德怀果断下达作战命令：“21日歼敌109师于直罗镇。”毛泽东强调：“要歼灭战！”21日拂晓，红1、红15军团对敌109师发起猛烈进攻，全歼该敌。

　　23日，红军主力转入打援，再歼国民党军一个团。

　　直罗镇战役，红军共歼灭国民党军一师一团，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大西北打下了基础。

　　邹毕兆回忆：“红军在追击中消灭了106师的一个团，俘虏了该团团长高福源。通过东北军的高福源团长做媒，张学良与红军有了联系。”这为“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

　　“红军飞过黄河来了”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胜利召开。

　　在瓦窑堡会议上，中央领导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确定了党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储备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红一方面军今后的任务是‘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具体步骤是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并提出了“抗日反蒋、渡河东征”的口号。

　　当时，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日本自导自演“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华北五省已为人鱼肉。国民党政府却继续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正在调动二十万大军对陕北苏区大举进犯。

　　通过反复比较，毛泽东认为：山西地理位置适中，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有很好的战略优势;地广人稠，财力物力充裕，便于扩红筹粮;东征山西，可以调动入陕的晋绥军，减轻对苏区的压力。经过反复讨论，东征山西成为全党共识。

　　为了东征胜利，被毛泽东称为“千里眼、顺风耳”的中央军委二局，在局长曾希圣领导下，作好了准备。

　　邹毕兆回忆：“1935年12月，军委机关经安塞移驻瓦窑堡，二局住在瓦窑堡西五里的瓷窑。1936年2月，红军东征时，二局给东征军编制了一本密码。我们完全控制了蒋介石的电报，蒋介石没有破译我们密码的迹象。东征时，我们二局一直住在瓦窑堡，所得情报随时供给前方。”

　　春节过后，毛泽东和彭德怀开始计划东征战役。

　　2月3日10时，毛泽东和彭德怀发密电给曾希圣：“将所得山西部队的番号、兵力、官长姓名及驻地情形盼电告。”曾希圣立即遵照指示，将毛泽东所需敌情作了综合报告，特别对黄河东岸晋西吕梁山一带敌情作了详细的侦察报告。知己知彼，这让毛泽东、彭德怀敢于率领两万红军，过黄河，进军山西。

　　1936年1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发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晋系军阀首领，当时正与日本人勾结）”的命令。遵照命令，各路东征部队迅速隐蔽地集结到黄河岸边，进行渡河准备。

　　2月17日，毛泽东签发东征宣言，东征红军进入临战状态。参加东征的红军称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中国工农红军”变为“中国人民红军”，两字之变，表明了全国人民抗日的意志。

　　2月20日，中央正式下达渡河命令，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从黄河西岸的渡口渡河。拂晓时分，红军主力突破晋军黄河防线，兵分三路，进入山西。

　　1936年2月21日，入晋红军一路势如破竹，旗开得胜，晋绥军一败再败。老百姓惊呼：“红军飞过黄河来了！”

　　2月25日，红1军团在关上村将阎锡山独立2旅第4团歼灭，当场击毙第4团团长，并且俘获了国民党军的一个炮兵连。

　　2月26日，二局破译了晋绥军第三纵队司令李生达25日给该纵队各旅的命令。曾希圣当即向红军指挥部报告，以便为下一步歼敌作更细致的准备。

　　红15军团登岸后，勇猛冲锋，占领了贺家凹村，全歼守敌一个连。红军占领义牒后直扑石楼县城。红军又于2月25日在隰县蓬门一带布下伏兵，全歼增援石楼的阎军69师203旅405团一个营。国民党军后续部队闻风丧胆，掉头逃窜。红军包围石楼的消息轰动全国，成为当时各大报刊的重大新闻。

　　红军东渡黄河，由晋西一直打到同蒲路以东。经过关上、兑九峪战斗，于3月上旬打败了晋绥军第一次反扑。1936年3月12日，毛泽东在隰县郭家掌村召开会议，决定将红军主力兵分三路，扩大战果。

　　红军所到之处，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打土豪、斗恶霸，扩红筹款，帮助穷苦老百姓解决生活困难的问题，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东征红军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迫使蒋介石、阎锡山的20万大军跟着红军转圈圈，被拖得精疲力竭。当时日本驻华北军参谋长石井说：“红军不仅武装齐全，而且士卒用命、纪律严肃、勇敢善战，晋军屡为所挫，实使人有特别注意之价值。”

　　东征红军的节节胜利，让阎锡山非常恐惧。在他的求援下，蒋介石在4月间任命陈诚为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并抽调中央军十个师进入山西。

　　5月4日，毛泽东、彭德怀发出电报：“我们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在陕西、甘肃则产生顺利条件，容许我们到那边活动。”毛泽东认为东征的目的已经达到，下令主动撤兵。

　　真金不怕火炼。做无线电侦察工作的同志们经受住了考验。二局为保障作战，发出敵情通报多份。毛泽东身居简陋窑洞，却掌控陕北风云。他高兴地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来源/《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朱德军事文选》，朱德著，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吕黎平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刘统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版;《红军破译科长曹祥仁》，曹冶、伍星著，时代文献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