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24日，中央临时常委会和共产国际代表认真分析了革命形势，决定在南昌进行革命武装起义，并组建以周恩来为书记，恽代英、李立三、彭湃为委员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这是一项关乎共产党命运前途的重大决策，不允许泄露丝毫消息。
7月25日，周恩来从武汉动身前往九江。临走之际，他对妻子邓颖超守口如瓶。邓颖超后来回忆：“周恩来直到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已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当时，大敌当前，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握手告别……后来还是看了国民黨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7月27日，周恩来在陈赓等人护送下，经九江秘密抵达南昌，与先到南昌作起义准备工作的朱德会合。当朱德把所需的地理材料和军事资料放在桌上时，周恩来称赞他的心血没有白费，为党做了一件大好事！尤其南昌起义打响时，朱德还以设宴的名义，拖住了敌军两个团长及一个团副，有力地配合了南昌起义的战斗。
周恩来深知，军队中党的组织是极其秘密的，为保证战斗隐蔽性之目的，他进行了严密细致的部署，即便在起义的前两天，会场依然保持着高度警戒。
7月30日下午2时左右，在百花洲畔一栋教学楼内的第11军第24师师部，叶挺召集营长级以上军官开会，会场是临时布置的，远处有卫兵站岗警戒。同时，在子固路江西省圣公会的宏道中学和教堂内的第20军指挥部，贺龙也召开团长级以上军官会议。获悉南昌起义计划的团、营级军官，也同样严守机密。
时任第11军24师72团3营营长袁也烈后来回忆：“在我们这个营的军官中，副营长是国民党员，连长、指导员中有三个国民党员，排长中国民党员多于共产党员。这些国民党员虽然被认为是进步的，可能跟着共产党走，但对国民党军作战的坚决程度，尚待考验。为了严守军事秘密，保证战斗的胜利，我便亲自去组织战前的准备工作。”
命令是隐蔽而逐级向下传达的，连级干部直到队伍出发前才接到战斗任务，当他们得知准备南昌起义这一惊天动地的消息后，仅剩下一件心事，就是盘算着何时把任务传达给排长、班长和战士。
7月31日下午，时任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警卫队班长的粟裕才接到“擦拭武器、补充弹药、整装待发”的命令。天黑之后，战士全副武装在宿营地待命，坐在背包上私下嘀咕：要打仗了吧！跟谁打呢？是人家打我们，还是我们打人家呢？恰巧周恩来路过，他停留了一会儿问大家：“同志们，要准备打仗了，怕不怕？”大家齐答：“不怕！”周恩来接着说：“好！这次打仗，我们是有完全胜利把握的，你们准备接受光荣的任务吧！”
至于非作战人员，则是在战斗打响之后才得知起义。当时在军事参谋团工作的女兵胡毓秀回忆：“当天晚上，我和志元正在睡梦中，忽然听到四面炮声隆隆。直到天明，我们终于得到了令人欣喜欲狂的消息：‘我们的军队已经起义了！”
8月1日凌晨2时，南昌起义各部队按预先侦察好的方向目标，对没有准备的敌军采取突袭，敌人惊慌失措，迅速瓦解，这些行动与周恩来领导下的出色情报保密工作息息相关。
（来源/《周恩来与党的早期隐蔽战线》，张树军/文，人民网2020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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