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到1966年，苏哈托（印度尼西亚第二任总统）夺取了政权。被罢免的苏加诺总统得到了人民运动的支持，而苏哈托随即对这场运动发动了猛攻，进而演化成美国中央情报局所称的“20世纪下半叶最大的屠杀”，多达100万人被杀害。在这场屠杀中，苏哈托得到了美国和英国的秘密支援。这些事实完全没有媒体报道。

　　 很少有人知道英国在1965年到1966年间的大屠杀中所扮演的角色，卓尔不群的历史学家马克·柯蒂斯是最早阐明这一真相的人之一。柯蒂斯提出了他从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密档案中挖掘出的惊人证据，他说：“在这些档案里，完全没有提到西方在印度尼西亚瓜分利益的是非善恶和道义问题。至于大屠杀，干脆就是件毫不相干的事。”

　　英国媒体每天就是这么做选题的，真正重要的话题公众总是不知道

　　1996年7月，我在《观察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揭露英国政府曾经是1965年印度尼西亚百万人大屠杀的同谋。文章的依据是英国国家档案馆刚刚公布的秘密档案。文章登出来以后，我接受了几家小广播电台的采访。后来这个报道就被遗忘了，只被媒体提起过一两次。

　　1997年1月1日，我看到电视台的午间新闻中报道了刚刚解密的1966年挡案。不过报道只提到了两件事情：前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和英格兰银行总裁之间关于利率的争吵，还有当年的英国对阿根廷的那一场世界杯足球赛。其实，关于英国在1965年印度尼西亚屠杀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解密档案里已经披露了很多。

　　媒体每天就是这么做选题的，真正重要的话题公众总是不知道。

　　英国参与谋划了印度尼西亚的大规模践踏人权事件，这段历史已经被媒体和学术界一起埋葬在了地下。英国不光是帮助苏哈托在1965年残暴地夺权，而且过去30年来一直支持他野蛮的高压政权，但是几乎没有记者提到过这一点。同样，英国还援助印度尼西亚在1975年入侵东帝汶，屠杀了20万人，占当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1999年东帝汶举行历史性的大选，在大选前发生了大规模侵犯人权的事件，英国在这一事件中难逃罪责，媒体还是视而不见。

　　印度尼西亚的例子显示出，在基本事实展现出政府扮演的错误角色时，政治文化会如何对这些真相加以压制。照理说在英国这样一个民主国家，真相早该大白于天下，因为正是政府参与谋划了这些悲剧：1965年印度尼西亚无数农民家庭被屠杀、1975年印度尼西亚军队屠杀东帝汶村民、1999年大批百姓被迫逃离印度尼西亚的白色恐怖。可是情况恰恰相反，这些悲惨命运在英国媒体这里遇到的是一片沉默。

　　一座小桥的栏杆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6颗人头

　　曾经保密的英国档案和最近解密的美国档案一起揭示出一个惊人的故事。

　　1965年9月30日，一群忠于印尼总统苏加诺的陆军军官暗杀了6名将军，因为确信他们准备发动政变，推翻苏加诺。印度尼西亚大屠杀就此开始。动乱给了苏哈托领导下的其他反苏加诺将领一个借口，他们开始大举镇压另一个深得人心的强大政治派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这场镇压十分残忍，数月之内有几十万名印尼共产党员和普通百姓被屠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被彻底摧毁。苏哈托一跃成为了国家领导人，他创立的高压政权一直到1998年才垮台。

　　解密资料显示，1965年美国和英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之间交往频繁，还进行了一次协同合作的行动。这些档案显示，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共同参与了这场大屠杀。

　　首先，英国希望印度尼西亚军方有所行动，还积极鼓励。英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安德鲁·吉尔克莱斯特爵士在10月5日报告英国外交部：“我从来不曾对您隐瞒我的信念，我认为要想有效地改变印度尼西亚，打几枪是必不可少的预备步骤。”第二天英国外交部说：“关键问题仍然是，这几位将军能不能鼓起勇气对印尼共产党采取决定性的行动。”稍后外交部又指出：“相比起共产党政权，我们肯定是宁愿选择军事政权。”

　　美国官员表示：“我们一如既往地支持军方消灭共产党影响的这一愿望。重要的是，我们向印尼军方保证，全力支持他们粉碎印尼共产党。”

　　美国和英国的官员都清楚地知道屠杀的情况。在最初政变的后三个黑期，也就是屠杀已经开始的时候，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马歇尔·格林指出：“印尼军方一直都在花很大的力气摧毁共产党，我越来越敬佩他们执行这一重要任务的坚定决心和组织水平。”格林还在同一封电报中提到了对印尼共产党干部的处决情况，他对处决人数的估计是：“仅在雅加达就有好几百人。”

　　11月1日，格林向美国国务院报告印尼军方正在“毫不留情地要把共产党赶尽杀绝”。3天之后他又说：“大使馆和美国政府对印尼军方的做法普遍表示敬佩。”又过了4天，他报告道：“军方正在持续而有組织地推进对共产党的剿灭行动，大批人已被处决。”一名英国官员在11月25日报告说：大批印尼共产党员不论男女均被处死。有的被害者领到一把小刀，被鼓励自杀。大部分人都拒绝自杀，于是被命令转身，从背后被枪毙。有一名行刑队员认为消灭这些“连畜牲都不如”的东西是他的职责。

　　一位英国官员在12月16日写信给英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您可能会和我一样，对下面的数字感到惊讶：美国大使馆估计自10月1日印度尼西亚发生动乱以来，已经有超过10万人被杀。但是我因为知道一些这场大清洗的可怕详情，所以心理准备要更加充分一点。本地的军队指挥官有一份印尼共产党员的名单，一共分成五类。他们接到命令，杀光前三类。一座小桥的栏杆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6颗人头。

　　到了12月中旬，美国国务院赞许地说：“印尼军方领袖摧毁共产党的行动进行得迅速而顺利。”到了1966年2月14日，美国驻印尼大使格林已经可以指出：“印尼共产党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已经被消灭，要很长时间才能重建了。共产党员被批量屠杀，遭到灭顶之灾。”

　　英国的解密档案显示，到1966年2月，英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估计有40万人死亡，可是就连这个数字也被认为是“严重低估”了。到3月的时候，一名英国官员说：“他不知道杀了6个月之后还剩下几个共产党员。”在一份名为《苏门答腊的印尼共产党清理行动》的报告中，他认为仅在苏门答腊就有超过20万人被杀。

　　 4月，美国大使馆声称：“坦率地说，我们并不知道死亡的真实数字更接近10万还是100万，但我们认为，坚持较少的这个数字会比较明智，就算错也保险，尤其是当媒体问起来的时候。”

　　英国驻棉兰领事馆在总结1965年事件的时候说：“军方摆出救世主的姿态，要从共产党恐怖影响中拯救国家，自已却掀起了一场无情的灾难，留下的伤疤要很多年才能痊愈。”另一份英国政府的备忘录认为：“这是一场规模非常庞大的行动，不时伴随着骇人听闻的野蛮行径。”还有一份备忘录干脆说印度尼西亚被“血洗”了一遍。

　　然而这些档案都显示出，英国和美国的官员们完全支持这场大屠杀。我从档案中完全找不到任何表明他们担心这场屠杀的内容，只有他们對军方行为的不断鼓动。英国和美国的官员们无疑很清楚他们在支持什么样的行动。一名英国官员谈到军方逮捕了1万零5个人的时候说：“我希望他们不要把这1万零5个人扔到海里，这样会给行船带来危险。”

　　这场恐怖行动的目标不仅仅是印尼共产党的积极分子。英国的档案显示：许多受害者在党内只是最微不足道的普通人，往往只是个稀里糊涂的农民。他们在一个黑暗的夜晚因为答错了问题就被暴力而嗜血的流氓们杀掉，军方正是这些流氓的同谋。

　　英国知道美国对印尼军方的这批武器援助，很有可能还表示了认可

　　英国和屠杀指挥者们结成了更加紧密的同谋。因为领土要求，印度尼西亚和英国的旧殖民地马来西亚在1962年和1966年之间一直在进行断断续续的战争，历史上称为“对抗运动”。1965年，为防御印度尼西亚入侵马来西亚，英国在婆罗洲部署几万人的军队。英国的政治家们在秘密文件中表示他们“不希望印尼军方因忙于作战而分散兵力，无法全力对付印尼共产党。”因此英国大使提出建议，应该对下令屠杀的印尼将军们作出保证。

　　10月，英国政府通过美国方面向印尼将军们放出“承诺在目前阶段不会在将军们背后咬一口”的口风。美国的档案证实，这条口信的内容是：

　　首先我们想向你们保证，我们无意直接或是间接地干预印度尼西亚内政。其次，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的任何一个盟国也都无意对印度尼西亚发起任何攻势。

　　这条口信受到了印度尼西亚军方的热烈欢迎。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的一名副官说：“这条消息，确保了我们在这里解决问题的时候不会从各个方面受到打击。这恰恰是我们需要的。”

　　一家印度尼西亚报纸1980年的一篇报道称，英国甚至协助一名印度尼西亚上校，把一支正在婆罗洲执行任务的步兵旅运回了雅加达。查理斯说：“印尼的运兵船扬帆驶过有重兵巡逻的马六甲海峡，由两艘英国军舰护航。”

　　英国另一种支持印尼军方的方式是宣传攻势，主要是通过媒体散布反苏加诺的造谣报道。英国军情六处在新加坡“凤凰公园”的基地组织实施了这一计划。10月5日，行动负责人瑞德威向英国外交部报告：“我们要利用形势来为我们谋取利益。我建议我们秘密行动起来，尽最大可能抹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军方和印尼人民眼中的形象。”

　　l2月9日，瑞德威在致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中确认：“我们已经基于大的原则作出了安排，先散布一些没有来源的宣传资料。”一份档案指出：“此举的冲击相当之大。”英国的宣传覆盖了多家报纸，内容包括：杜撰苏加诺政府部长们大肆敛财储存在国外;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准备发动政变，并进行有步骤的屠杀等等……此举堪称是眼下美国在伊拉克宣传攻势的祖师爷。

　　除此之外，美国还提供给印尼军方一份屠杀目标的“黑名单”。美国记者凯西·卡丹曾披露，名单列出了多达5000名省、市和其他的地方共产党委成员以及共产党群众组织，包括全国总工会、妇联和青年团体的领导人。名单转交给了印尼军方将领后，其中很多人被杀。

　　最后一种援助手段是提供武器。美国中央情报局1965年11月9日的一份备忘录认为，美国应该避免“在协助印尼军方这件事上太过犹豫不决，在秘密行动且不让双方难堪的前提下，不用过多考虑这样做的妥当性。”备忘录接着指出：“美国能够以适当数量交付目前印尼军方要求的任何物资。”

　　英国知道美国对印尼军方的这批武器援助，很有可能还表示了认可。本来英国不太想看到美国的武器跑到印尼军方手里，担心印尼会在“对抗运动”战争里使用这批武器。英国的档案显示，美国国务院“答应在对将军们提供任何援助之前都会先跟我们协商”。美国最喜欢背信弃义了，然而在讨论这种可能性的时候，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外交官认为“美国不大可能违背这一约定”。

　　印度尼西亚独立发展对西方有何威胁

　　有英国官员曾经指出：“印度尼西亚军方和共产党之间的斗争，从根本上是一场争夺印度尼西亚经济制高点的斗争。”这场斗争胜负的关键点在于，印度尼西亚的天然资源是该被用来造福人民，还是用来实现商业利益，包括西方大公司的利益。

　　英国和美国的政治家支持印尼大屠杀，是为了促进利益，他们相信这比人们的生命更重要。英国政府希望印度尼西亚的政权变更，能结束该国和马来西亚的“对抗运动”。不过商业利益也同样重要。英国外交部指出，东南亚是某些重要商品的最大生产地，比如橡胶、油椰肉干和铬矿。保护这些资源，并防止它们落人潜在敌人的手中，这是西方大国的主要利益所在。这只是一种变着花样的说法。换句话来说，就是这些资源应该继续让西方企业来剥削。

　　英国外交大臣迈克尔·斯图尔特曾经这样写道：

　　就是因为印度尼西亚经济上的混乱，才阻碍了该国给英国出口商提供更大的商机。如果印度尼西亚的问题如我所愿，能达成解决，我认为英国应该积极参与，争取分到一块我们自己的蛋糕。

　　同样，一份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也提出：“印度尼西亚处在经济混乱的状态，但是蕴藏着巨大的财富。和英国同行们一样，美国的出口商想必也相信，只要经济得到控制，印度尼西亚将出现个富饶的市场。”

　　对美国而言，美国副国务卿乔治·鲍尔认为“印度尼西亚可能比越南还重要”。美国当时也正在大举进攻越南。一份备忘录这样写道：“印度尼西亚江山未定，这关乎一亿人口、巨大的潜在资源，还有战略上极其重要的群岛链。”

　　美国在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当务之急实际上是一模一样的：独立的民族主义政权威胁到了西方的利益，而且可能会成为其他国家仿效的成功发展模式，必须阻止他们进一步巩固。

　　然而，苏加诺总统的经济重点显然和西方背道而驰。

　　1964年，英国在印度尼西亚的商业利益被收归国有。但在苏哈托掌权之后，英国外交大臣对一名印度尼西亚军方将领说：“我们很高兴贵国政府决定把英国财产的控制权交还给原来的主人。”

　　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在1965年10月印尼动乱前一年电告美国政府：“我们在印度尼西亚的困难，主要来自于印尼政府寻求把英美逐出东南亚的策略。”乔治·鲍尔在1965年3月表示：“我们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已经处在分崩离析的边缘。”

　　根据给约翰逊总统（第36任美国总统）的一份报告：

　　印度尼西亚政府在基础工业、公用事业、国内运输和通讯上都占据了统治地位。私有制可能会消失，取而代之的可能是某种生产利润分配合同制度。总的来说，印度尼西亚公开宣布的目标是“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不再受外国，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影响。

　　这是一个急需解除的严重威胁。第三世界必须在西方的全面控制下发展，不能自治，也不能自有。解密档案反复揭示了这条美国和英国外交政策起码的常识。

　　真正的危险是，印度尼西亚可能会很成功。1965年9月1日的《国家情报特别评估报告》提到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正动员和团结印度尼西亚全国。报告指出：“如果这些努力成功，印度尼西亚将为不发达国家提供一个有为的例证，于是共产主义又添一份声望，西方的威信又将受挫。”

　　西方的顾问、援助和投资联合在一起，帮助印度尼西亚经济完成了转变，也同样为西方投资者带来大量的机会和利润。印尼的经济秩序完全由苏哈托总统日益腐败的专制政权所控制。通过企业集团和跨国银行，日本和美国利用援助的手段改写了印度尼西亚经济的基本法规，给予外国投资者最大的利益。西方大公司大举进入印尼。

　　苏哈托在1998年5月后从政坛消失，至此，英国的内阁大臣们才敢对这个长期支持的政权直言不讳。比如说，终于承认了苏哈托统治时期的严厉政治压迫、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在几个极端腐败的人手里、安全机构介入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所有这些事情都奇迹般地被发现了。

　　 （来源/《别对我撒谎·23篇震撼世界的新闻调查报道》，约翰·皮尔格選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第一版）

　　责任编辑/王兰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