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防部长阿里埃勒·沙龙的策划之下，以色列军队大举进攻黎巴嫩，意欲将巴勒斯坦游击运动全部消灭，要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于死地。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内已经挤满了从黎巴嫩南部巴勒斯坦难民营逃来的难民。

　　 以色列军队重重围困了贝鲁特西部的穆斯林区，切断了水、电和粮食供应，然后开始轰炸城区，在住户拥挤的居民区用磷弹和美国援助的榴霰弹狂轰滥炸。在以色列军队入侵的头两个星期，据估计有14000名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死亡，伤20000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平民。

　　 沙龙要求所有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和叙利亚武装人员撤出贝鲁特。撤离结束之后，以色列军队侵入贝鲁特西区，声称那里还有2000名“恐怖分子”。以色列军队最高统帅部召集了从前的盟友——基督教的黎巴嫩长枪党民兵。把他们派到萨布拉和夏蒂拉两座巴勒斯坦难民营，有计划、有组织地屠杀了数以百计的老人、女人和儿童。

　　 罗伯特·菲斯克那时候是《泰晤士报》的中东特派记者，他和另外几人在长枪党民兵离开之后最早进入夏蒂拉难民营。他的著作《悲夫彼国》收辑了他关于这场大屠杀的报道，在感人至深的同时，也批判性地检讨了元凶究竟是谁。

　　这是一场集体杀戮、是一次政治事变、是一大暴行

　　“这些孕妇会生出恐怖分子的。这些小孩长大后也会变成恐怖分子的。”1982年9月17日参与萨布拉和夏蒂拉大屠杀的长枪党民兵在贝鲁特西区回答一名以色列坦克兵的问话。

　　“我们知道这事。我们也不想这样。不过不要去干涉了。”1982年9月17日一名以色列陆军的营长在知道巴勒斯坦人正遭到屠杀时发出的命令。

　　是苍蝇告诉我们的。好几百万只苍蝇，发出的嗡嗡声和这股气味一样直逼人心。它们个个都有青蝇那么大，成群地覆盖在我们身上，根本就没分清活人和死人的区别。我们只要一站着不动，在笔记本上做记录，苍蝇们就会像一支多军团部队一样降落在笔记本的白色表面，还有我们的手上、胳膊上、脸上，每次都少不了要聚集在我们的眼睛和嘴巴周围。从这个身体转移到那个身体，从很多死人那儿到几个活人这儿，从尸体中间到记者中间，一旦发现新的肉体可供栖息和饕餮，它们绿色的小身体就会激动得嗡嗡直叫。

　　要是我们走得不够快，还会被它们咬。大部分时候它们都像一团乌云一样笼罩在我们脑袋周围，等待我们像那些慷慨的死人一样静止下来。苍蝇是没有偏见的。这些身体是不是死于一场大屠杀根本就不重要。只要是未曾掩埋的尸体，不管他是谁，苍蝇都一视同仁。

　　最初我们还没有说“大屠杀”这个词。我们很少说话，因为只要一张开嘴苍蝇就会钻进去。就为了这个，我们拿着手帕捂住嘴，接着又要捂住鼻子，因为苍蝇在我们脸上乱飞乱爬。如果说黎巴嫩希登港口当年的尸体气味让人反胃，那么夏蒂拉的恶臭简直让我们作呕。哪怕手帕再厚，我们还是闻得到尸体的味道。几分钟以后，我们也开始散发出死人的气味。

　　到处都是尸体，马路上、小巷里、后院和千疮百孔的房间里，压在倒塌的石屋下面、横在垃圾堆的顶上。凶手是以色列军队放进难民营“清除恐怖分子”的基督教民兵，他们刚刚才离开。有的地方地上的血还没有干。我们本来在数尸体的数目，但在看到100具尸体后，我们不再数了。每一条小巷里都有大量的死尸——女人、年轻人、婴儿、老爷爷和老奶奶，都懒散地躺着，样子很可怕，有的被刀刺死，有的被机关枪扫射而死。每走过一道瓦砾走廊都会发现更多的尸体。

　　一家巴勒斯坦医院里的病人在民兵命令医生离开之后全部失踪。到处都能看见草草挖出来的乱葬坑。可能有1000人遭到屠杀，这个数字也可能还要加上一半。

　　哪怕就是正在这里，置身于如此野蛮暴行的罪证之中，我们还是能看到以色列军队在监视我们。我们能看见以色列人从西边一座高层建筑用军用双筒望远镜盯着我们，还来来回回地察看满是尸体的街道。在他们目不转睛注视着难民营的时候，望远镜的镜片有时会反射出阳光。

　　劳伦·詹金斯是《华盛顿邮报》的特派记者，他一直拼命地咒骂。我估计这可能是他身处这片可怕气味里要压住恶心而采取的办法。我们所有人都想呕吐。我们正呼吸着死亡，大口吸着周围肿胀尸体的腐烂之气。

　　1982年9月18日上午10点，我们在夏蒂拉巴勒斯坦难民营内所发现的一切并不需要太多的描述。黎巴嫩在此之前也发生过大屠杀，但是很少有一次的规模如此之大，也从来没有一次是在一支纪律严明的正规军的监督之下发生的。在战斗状态的恐慌和仇恨之中，黎巴嫩已经死了成千上万人，但是这些人中大部分是在手无寸铁的状态下被枪杀的。

　　这是一场集体杀戮、是一次政治事变、是一大暴行。这次事件远远超出那些以色列人在其他场合所称的“恐怖暴行”之上。这是战争罪。

　　婴儿小小的身体被扔到垃圾堆上，跟干粮空罐、空威士忌酒瓶扔在一起

　　我、詹金斯和挪威广播公司的特维特，我们都被在夏蒂拉见到的情景完全擊垮了，开始时受到的震撼简直无法言传。跟我们一起来的还有美联社的比尔·富利，他在现场走来走去，嘴里一遍一遍地说着唯一能说的一句话：“天哪！”

　　我们也经历过几次谋杀的现场，甚至也见过激烈战斗结束后几十具尸体横陈的场面，可是这儿，女人们的尸体躺在屋里，裙子被撕烂到腰部这里，两腿大大张开;孩子们喉咙被割开;成排的年轻男子在行刑墙前排好队，从背后被枪杀。这儿还有婴儿——被屠杀已超过24小时而全身发黑的婴儿。小小的身体已经处于腐烂状态，被扔到垃圾堆上，跟被扔掉的美军干粮空罐、以色列陆军医疗用品和空威士忌酒瓶一起。

　　特维特试着把所有这一切拍在录像带上，一边用挪威语慢慢地、冷静地解说：“我又来到另外两具尸体旁边，是一个女人和她孩子死在一起。还有三个女人，她们也都死了。”他时不时就要按下“暂停”键，低下头一阵恶心，呕吐在马路上的垃圾上。我、富利和詹金斯摸进了一条窄街，突然听到一阵履带车的声音。“他们还在这里！”詹金斯瞪眼看着我说。他们还在，凶手还在，就在难民营里！

　　富利的第一反应就是担心基督教民兵可能会拿走他的底片。据他所知，底片是发生的这一切的唯一证据。他沿着小巷跑走了。

　　我和詹金斯担心更恐怖的事情发生。如果凶手还在难民营里，他们要消灭的更应该是目击证人，而不光是照片证据。我们看到一扇棕色的大铁门虚掩着，我们推开门，跑进院子里，飞快地关上门。我们听见履带车在旁边的一条路上开近了，履带撞击在混凝土块上锉锵有声。我和詹金斯害怕地紧紧盯着对方，这时候我们发现，除了我们以外还有别人。她就躺在我们身旁，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脸朝上躺着。

　　她躺在那里，好像是在晒日光浴，背部流出的血还是湿的。凶手刚刚才离开。她就躺在那里，两脚并拢，双臂伸开，就像见到了她的救主一样。她的脸上很平静，眼睛闭着，真是个漂亮的女人，她的头部被戴上一个奇怪的光环。就在她原来躺的地方的上面，有一条晾衣绳，上面夹着几条小孩的裤子和几双袜子。其他的衣服都已经掉了一地。

　　 她肯定是正在晒家人的衣服，这时候凶手来了。只有她胸部不太明显的弹孔和院子里慢慢流开的血迹在告诉我们，她已经死了。甚至连苍蝇都还没发现她。

　　她肯定是听见了难民营里的枪声，躲在家里。以色列帮凶的那些杀手们肯定一直没有发现她，直到今天早上，她走进院子，没有听到枪声，以为动荡已经结束，开始做家务。她怎么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院门肯定是像我们刚才开门时那样突然打开了，凶手走进来杀了她。

　　我们在院子里又待了几分钟。我和詹金斯很害怕。和暂时失踪了的特维特一样，他也是出生入死、久经考验的。跟詹金斯在一起我觉得很安全。

　　 这些民兵是杀害这个女子的凶手，他们在夏蒂拉奸淫掳掠，杀人不眨眼，可我觉得他们要杀詹金斯可能还有点心虚，因为他是一个能把他们驳倒的美国人。“我们快离开这儿。”他说。我们离开了。他先对着街道察看了一番，我跟着他，慢慢关上门，因为我不想惊扰这位沉睡的亡灵。

　　谁挖了这片乱葬坑？谁开的推土机？以色列人知道答案

　　富利回到了难民营入口附近的街道上。我还能听得到履带车在外面的大马路上，往那些监视着我们的以色列人那边开去，不过不管怎么样它还是开走了。詹金斯听见特维特从一堆尸体后面叫他，可我看不到他。我们常常会被成堆的尸体挡住视线，互相看不见。这一分钟我还在跟詹金斯说着话，下一分钟转身就发现自己正在对一个年轻男子说话了，他仰面背靠在一间房屋的柱子上，两条手臂向后垂着。

　　前面蜷缩的这些尸体让我们感觉似曾相识。直到后来我们才想起来，这多么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在欧洲处决人犯时留下的老照片啊。

　　就在我们站在那儿的时候，听到废墟另一头有人用阿拉伯语大喊。一个男人尖叫着：“他们又要回来了。”我们也吓得往马路上跑。回想当时，可能是愤怒使我们没有走掉，因为接着，我们等在难民营大门口，想看一眼杀人凶手的面孔是什么样的。他们肯定是在以色列人的许可之下被派进来的，他们肯定是以色列人武装起来的。以色列人密切地观察着他们，监视着他们干活，同样的一批以色列人现在还在用望远镜监视着我们。

　　隔着一面墙壁，我们又听见一辆装甲车向西开了过去，他们可能是长枪党也有可能是以色列人，但是没有人出现。于是我们又继续走。还是一样的情景。在夏蒂拉难民营平房的废墟里，能够推断出整个屠杀的过程——长枪党民兵从前门进来，难民们全家退到卧室里，倒在床上，躲到椅子下，被推搡到锅碗瓢盆边。很多女人被强奸，衣服散落一地，赤裸的身体被扔到丈夫或兄弟身上。现在他们全都死了，尸体都已经发黑。

　　再往难民营更里面的地方又有一条小巷，烂泥地上留下推土机的车印。我们跟着车印来到一块空地上，大概有100平方米，看上去是刚刚推出来的。苍蝇像地毯一样覆盖在这块地面上。所有人都知道，这里应该是一个匆匆挖好的乱葬坑。

　　一位挪威外交官在几个小时之前开车经过这条路，看到一部推土机，铲斗里装了十几具尸體，胳膊和腿在外面晃。谁这么有效率地挖了这片乱葬坑？谁开的推土机？只有以色列人知道答案。他们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

　　 他们的盟友被派到夏蒂拉难民营，犯下这场集体屠杀罪行。活生生的人亲手对无辜民众实施了这场屠杀，其持续的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堪称中东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恐怖主义行动。

　　这些遇难者的故事永远没有人知道

　　惊人的是还有幸存者。3个孩子在一处屋顶上向我们呼救，说他们在大屠杀发生时躲了起来。还有哭泣的女人朝我们大喊，说她们的男人被杀害了。所有的人都说凶手是哈达德的南黎巴嫩军和长枪党民兵，还准确地描述了两支民兵武装的雪松徽章有什么不同。

　　大马路上还有很多尸体。“那是我邻居努里先生，”一名女人对我大喊，“他已经90岁了。”她旁边人行道上的垃圾堆里躺着一位留着几根花白胡子的老头，头上还戴着一顶羊毛小帽。另一位老人躺在家门前面，穿着睡衣，几小时前正想跑的时候被屠杀了。

　　难民营中发生过战斗。萨布拉清真寺边的马路上满地都是弹壳和空弹夹，有些是巴勒斯坦民兵使用的苏制装备上的。难民营少数拥有武器的人们还曾经试图保护自己的家人。他们的故事永远没有人知道了。

　　 他们什么时候才知道他们的亲友们在被屠杀？他们就这么几件武器，是怎么战斗的？在清真寺外的马路中间还躺着一把雕刻得十分精美的仿真木制玩具AK47步枪，枪管已经断成了两截。

　　我们继续往北来到萨布拉难民营。一群女人朝我们走过来，恐惧地哭着求救。她们的男人们（儿子、丈夫、父亲）在大屠杀的时候被人从家里带走了。有几个已经被发现死在了处决犯人的石墙边，但其他人还没找到。

　　“恐怖分子”，一个协助了这场暴行的词语

　　一位路透社的记者看到，在一片原来是体育馆的破墙里，有些男人被以色列军队拘押着。这会儿又来了不少记者，有黎巴嫩报社的摄影师，外交人员也来了。我们发现了两位国际红十字会的瑞士代表，告诉他们我们发现了一片乱葬坑。瑞典的电台记者也来到了难民营。

　　我们在体育馆发现好几百名失踪的男子，就像路透社记者说的一样。他们大都分是黎巴嫩人，被民兵帶到这里“审讯”。这座已成废墟的体育馆，西半边完全由穿军装的以色列部队把守，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穿便衣的以色列国内安全机构特工，他们个个都高大魁梧，戴着雷朋太阳眼镜，手里拿着冲锋枪。也有民兵，我看到有3个民兵带着一名吓坏了的男子走出体育馆。

　　这些都是以色列人让他们干的。他们同意这样处理。以色列当局后来对我们解释：这么做是在搜捕“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这个词现在听起来是那么的猥亵。这已经成了一个残忍的词语，一个协助了这场暴行的词语。我和詹金斯看到几百名犯人，有的踮起脚跟蹲着，有的躺在体育馆破墙下的沙土里。那些以色列人显然以为我和詹金斯是特工，我没理他们，径直走到犯人那边。我走到体育馆地下一个充当牢房的房间。“救救我们！”一个囚犯说道。这时候来了一名以色列士兵。我说我是记者。他说：“出去，这些人都是恐怖分子。”

　　可他们不是恐怖分子。

　　另一间“牢房”里，一名囚犯对我说：“他们把我们一个个带走审问。他们是哈达德民兵。通常他们审讯完了就把人带回来，但也不是次次都这样。有些人就回不来了。”一名以色列旅长指着我，命令我离开。我还想再谈谈。囚犯都不出声了。

　　 我问旅长：“他们为什么不能说话？”“他们想说话的时候当然可以说话，”以色列旅长说，“可他们没什么好说的。”

　　最近的一个尸堆仅仅在离我们500码远的地方。就在这帮以色列军人和特工站着的地方，空气里满是尸臭。但是他们仍然在大谈“恐怖分子”的事情。简直是怪诞得有点超现实了。

　　我问一名士兵：“这里发生了什么？”他个子很高，黑色卷曲的短发，面色黝黑，体格健壮，胖乎乎的。我对他说：“听着，请原谅我这么说，这里的情景看起来真的像特雷布林卡一样。”对于刚才所亲眼目睹的，我能想到的第一个类比就是这个词。我没有说这个词，是因为那里正是杀害犹太人的地方。特雷布林卡是纳粹的灭绝营。

　　这个以色列士兵无动于衷地看着我。我在试着让他明白，刚刚发生的事情有多么罪恶深重，这不是小小的过火行为，而是一场大屠杀，行凶的是以色列的盟友，就在以色列的眼皮底下。我试着让他理解。“难道你闻不到空气里的尸臭吗？”我这样问他。他只假装不知道夏蒂拉发生了什么。

　　詹金斯火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这里发生了大屠杀！说，基督教民兵是不是你们昨天放进来的？”

　　以色列士兵回答：“我昨天不在这里。我今天早上才到的。”

　　詹金斯眯起眼睛，他强忍怒火后退了一步。“你在撒谎，”他说，“你昨天就在这儿。我看见你了。我去夏蒂拉的时候，你他妈的还拦下了我的车。我昨天跟你说过话。你就在这儿。你在撒谎。”以色列士兵显然想起了詹金斯。他举起手说：“我以为你在问我另外一件事。我没想起来我见过你。我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向难民营的方向往回走。一名巴勒斯坦女人走过来，露出凶狠冷酷的微笑。“拍了不少好照片吧？啊？”她问道，“有好东西可以写了吧？你对这一切满意吗？真是美好的一天啊，是不是啊？”我以为她要开始骂我了，但她只是继续挖苦着说：“你们这些记者照片拍得不错。希望一切顺利。祝你们度过愉快的一天。”

　　詹金斯要发电报回总部，先走了。特维特开车回海军准将饭店。我又一次从难民营走过，用手帕捂着脸，走到夏蒂拉难民营的出口，我意识到自己是难民营这一带唯一的活物。

　　以色列军队着了魔般绝对地肯定和深信，有“恐怖分子”在夏蒂拉难民营里

　　马路上传来引擎的轰鸣，从煤渣砖墙和树丛顶上望过去，我看到一排以色列坦克。从架在装甲运兵车的扩音器里，一名以色列军官空洞的声音从树林间飘过来。“不要上街，”他命令道，“我们在搜捕恐怖分子。不要上街。否则格杀勿论。”

　　这已经不只是怪诞了。以色列军队在命令死者不要上街。这简直就是闹剧、荒谬、变态。我走到难民营大门那儿，仍然用手帕捂着嘴和鼻子。坦克纵队后面跟着两列以色列步兵。他们沿着难民营的墙边前进，在靠近夏蒂拉大门的时候跑步冲刺进入，步枪上膛，在大门的另一边占据有利地形，互相掩护，警惕着难民营里“恐怖分子”的鬼影。

　　我走到街道上。“喂，你离开这里。”一名以色列初级军官走过来。

　　我说：“我是记者。”

　　军官说：“你不能到这里来。快走。”

　　我不走。我见得太多了。

　　军官大声说：“我命令你马上离开。”

　　我摇摇头。我很恶心。我的衣服臭气熏天。我浑身都是死人的气味。我刚才什么都见过了，怎么还可能服从这样的命令呢？我真的被这些军人弄糊涂了。他们还在难民营门口交叉跑位，防备着根本不存在的“恐怖分子”。以色列军官又朝我走近了两步，对我怒目而视。

　　“里边没有人了。”我说。

　　“我命令你离开这里。照我说的做。”他大叫起来。

　　我说：“你不知道，难民营里的人都死了。他们都死在里面了。里面没人了，只有死人。”

　　三名以色列士兵站在他们的军官旁边看着我，好像我是个疯子一样。我看着那名军官，我怀疑他才有点精神不正常。三名士兵中的一个抓住我的胳膊说：“难民营里面有恐怖分子，你会被他们杀掉的。”“不是这样的，”我说，“那里面的人全都死了。你们没闻到尸体的气味吗？”士兵看着我，一副不相信我的样子。“你会被杀掉的。”说着他走开了。我觉得自己像一部悬疑电影里的角色，打电话报警举报一宗谋杀案，结果却被指控在捏造案情。

　　我走进夏蒂拉的入口，挺直了身体站在马路中间。我倒要看看这些年轻人有多么的鬼迷心窍？让我目瞪口呆的是，他们随即开始在入口处的一边蹲下，然后跑到大概距离30英尺的另一边，弯下腰来，端着步枪对准难民营，快跑过我的脚边。我估计他们是疯了。当然他们也认为我疯了。他们相信，着了魔般绝对地肯定和深信，有“恐怖分子”在夏蒂拉难民营里。

　　我要怎样才能向他们解释恐怖分子已经离开了，恐怖分子穿的是以色列的军服，恐怖分子是被以色列軍官们送进夏蒂拉的，恐怖分子的受害者不是以色列人，而是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我试着向他们解释。于是我认识了摩西、拉斐尔、本尼，他们都扛着沉重的步枪走过夏蒂拉，都担心恐怖分子出现。

　　恐怖分子，恐怖分子，恐怖分子。

　　这个词出现在每个句子里，像标点符号一样。

　　仿佛不说恐怖分子这个词，他们就已经无法发表意见，无法表达信念。

　　以色列什么都知道，把凶手送进难民营的正是以色列

　　我向《泰晤士报》发了一篇长篇通讯，描写了我在萨布拉和夏蒂拉看到的一切。我写到了以色列的盟友基督教民兵，在难民营周围袖手旁观的以色列军队，写到了以色列在贝鲁特西区“法律与秩序”这一使命的土崩瓦解。

　　以色列当局现在已经开始迁罪于美国了。

　　就这么一次，短暂的一次，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政见出现了一致。双方都指责美国。不过至少这次道义是在巴勒斯坦这边。美国总统里根派驻黎巴嫩的特使菲利普·哈比比曾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说：只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游击队离开贝鲁特西区，以色列就不会进驻那里。

　　美国海军陆战队先撤军了，他们只在贝鲁特待了17天。以色列军队随即入侵贝鲁特西区，美国的承诺破灭了。保证不算数了。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看到大屠杀尸体的录像时，正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他说菲利普·哈比比曾经亲手签署过一份保证书，承诺美国会保护留在贝鲁特西区的巴勒斯坦人。哈比比是签过这样一份保证书。

　　1987年秋天，哈比比承认了阿拉法特说的是事实。“阿拉法特所说的绝对属实，”他说，“他绝对是在说实话。我签署过一份文件，保证贝鲁特西区那些巴勒斯坦人不会受到伤害。我听说出事的时候，还正坐在家里的阳台上俯瞰着铜金山海湾呢。我是接到电话听说这件事的。我给总统打了电话。我不记得我说什么了，也不记得总统说什么了。这一事件一直让我很不舒服。事后我没有和阿拉法特就这件事情沟通过。我不需要和他沟通。巴勒斯坦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巴勒斯坦把错误主要归咎于以色列，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把凶手送进难民营的正是以色列。

　　以色列当局立刻转而责备美国，派出参谋总长拉斐尔·艾坦将军在难民营体育馆附近召开紧急记者会谴责美国国务院副助理，称其拒绝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军方之间建立联络渠道。

　　就算有人愿意把这番话当回事，他也无法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屠杀之前的三个星期，以色列军队已经征用了大批黎巴嫩军队的军营，因此即便没有美国人的帮助，以色列和黎巴嫩军方当局的联系已经颇为密切了。实际上，黎巴嫩的部队在以色列士兵通过他们的关卡时几乎都会行礼致敬。

　　是的，以色列什么都知道。

　　到现在为止，有几位当时在夏蒂拉难民营附近的以色列官兵，正派、诚实，无法接受听说乃至目睹的事情，私下告诉记者：是的，他们知道出什么事了。他们还承认，有那么一会儿他们还目睹了杀戮。但是他们没有干涉。

　　“这些孕妇会生出恐怖分子的，这些小孩长大后也会变成恐怖分子的”

　　1982年9月17日上午7点30分，以色列《国土报》的军事记者泽夫·席夫收到特拉维夫陆军参谋本部的消息，说两个难民营发生了“屠杀”。席夫将这个消息报告了他的老朋友——以色列的宣传部长莫迪凯·齐波里。齐波里打电话给以色列外交部长伊扎克·沙米尔。沙米尔接到电话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也没有要求他的人员去查有没有关于屠杀的报告。

　　可是席夫为什么不直接打电话给《国土报》驻贝鲁特的同事呢？如果贝鲁特西区的国际媒体记者们在星期五早晨就收到大屠杀的警告，而不是星期六早晨才自己发现，那么也许残杀能够被阻止。但是席夫却选择去找他的朋友，以色列的部长。

　　所以说，连以色列的媒体在这个关键时刻也没有尽到责任。

　　席夫没有亲眼看见大屠杀发生，但是有其他的以色列人看到屠杀发生了。艾维·格拉博夫斯基中尉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这位以色列军队的坦克连副连长后来向以色列屠杀事件调查委员会作证说：他目睹了5个女人和孩子被杀害。根据调查委员会最终报告：“长枪党军人把这两名男子带回难民营里，过了一会儿，格拉博夫斯基听到几声枪响，然后他看见两名长枪党军人走出来。一个小时之后，格拉博夫斯基发现长枪党士兵杀害了5名女人和孩子。”

　　委员会的报告接着叙述了他是如何看见的：

　　格拉博夫斯基中尉想通过通讯系统向上级报告这一事件，但是他的坦克连队的战士告诉他，他们已经听到过有人向营部通报平民被杀害，营长回答说：“我们知道这事。我们也不想这样。不过不要去干涉了。”格拉博夫斯基中尉还看到另外一起长枪党民兵杀害平民的屠杀事件。

　　格拉博夫斯基的证词指出，坦克连队的战士问一名长枪党民兵为什么要杀害平民。民兵回答：“这些孕妇会生出恐怖分子的。这些小孩长大后也会变成恐怖分子。”

　　在已经成为以色列军方宣传防御手段的所谓“道德正当性”主张里，某种东西已经迷失了方向，沦为了危险的执念。以色列政府自命不凡地宣称：“没有人能用道德价值观或者对生命的尊重来教训我们，在这两点上我们已接受了足够的教育，也会继续教育下一代以色列战士。”

　　然而以色列的道德价值观在这场大屠杀面前却出现了问题。

　　 以色列人坐视他们的盟友屠杀无辜的人们，面对暴行没有做出任何行动来阻止。如果受害者不是巴勒斯坦人而是以色列平民。以色列人绝不会用这样可耻的方式来回应。

　　 以色列所谓对生命的“尊重”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身上有明显的差别。前者神圣不可侵犯，后者却可以牺牲掉。

　　以色列人给巴勒斯坦人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他们已经渐渐相信了这个荒诞的说法

　　卡汉委员会1983年的调查报告（卡汉委员会全称是“1983年贝鲁特难民营泰件调查委员会”，最终报告的起草人是以色列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伊扎克·卡汉、最高法院大法官阿哈龙·巴拉克、以色列国防军预备役少将约拿·埃弗拉特）也成了以色列粗暴执着于“恐怖主义”的牺牲品。以色列将这份报告描绘为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了他们的民主政治如同灯塔一样照耀在其他中东国家的独裁统治之上。有哪个阿拉伯国家发表过这样的报告，一份谴责自己国家军方和领导人的报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自己在黎巴嫩南部的恐吓行动发表过报告吗？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对1982年2月的哈马大屠杀发表过报告吗？

　　卡汉委员会的报告是一份漏洞百出的文件。

　　首先，调查的标题——“难民营事件”调查，就在想方设法回避政治上令他们尴尬的那个词：“巴勒斯坦人”。这次调查的难道不是“巴勒斯坦难民营事件”吗？但是报告不是这么说的。还有，明明是一场大屠杀，委员会为什么要用“事件”这个词？

　　卡汉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反复提到难民营里有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大概就是指沙龙在1982年9月初说起的，难民营里那2000名无从捉摸、发现不了的“恐怖分子”吧。可是委员会的法官们也提不出一点证据来证实他们的存在。其实，难民营里唯一的恐怖分子，是以色列人派进去的基督教民兵，而委员会的法官们尊称他们为长枪党人和“军人”。

　　有三位同情巴勒斯坦人的外国医生，其中一位还是犹太人，他们在开始的时候就目击了大屠杀，并在调查中作了证。他们被委员会形容为“对以色列没有特别同情”。然而那些对巴勒斯坦人同样没有“特别同情”的以色列人，他们的证词被委员会广泛接受，不打一点折扣。

　　卡汉委员会总结说，沙龙对难民营事件负有“个人责任”，建议贝京总理撤了他国防部长的职位。然而，卡汉委员会报告没有处理大屠杀中两个在本质上最重要的因素：一是以色列对“恐怖主义”的执着妄念;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贝京本人和对以色列在黎内战期间行为的影响。

　　甚至在夏蒂拉大屠杀这一恐怖事件之后，被杀害的无辜平民还尸骨未寒，以色列也还是没有吸取教训。直到以色列军队撤离贝鲁特西区之前，他们还是在每天晚上7点向城区上空发射照明弹。一片冰冷的黄色光芒笼罩大楼、贫民窟、废墟和巴勒斯坦难民营。噼噼啪啪的无线步话机里，一个希伯来语的声音又回荡在漆黑的街道上，向孤独、惊恐的士兵们发出命令——以色列军队又在搜捕“恐怖分子”了。

　　真正的恐怖分子是以色列的基督教盟友。以色列武装他们，给他们发饷，配给统一的军装，有时候还供应粮草。他们是以色列的走狗。在夏蒂拉难民营周围的以色列部队忘记了所有进驻黎巴嫩的外国军队的一条基本定律：如果你和一群恐怖分子交上了朋友，你自己也变成了恐怖分子。

　　然而这些还是不够说明夏蒂拉事件的问题。以色列人把“恐怖分子”这个词专门留着来指敌人，他们的长枪党盟友不是“恐怖分子”，卡汉报告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对以色列来说，“恐怖分子”的内涵和其他国家的不一样。在欧洲和美国，在很多亚洲国家，甚至在苏联，“恐怖分子”这个词让人联想起的图景是劫机，是在餐厅、学校和机场安放炸弹，是在飞机、巴士、火车和客船上杀害平民。但是在以色列，“恐怖分子”指的是所有巴勒斯坦人，在很多情况下指的是所有的阿拉伯人，因为他们在口头上或者行动上反对以色列。

　　以色列人把巴勒斯坦人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以色列人的悲剧就在于，他们已经渐渐相信了这个荒诞的说法。

　　没有预先通知，也没有大张旗鼓，以色列军队在1982年9月26日撤离了贝鲁特西区，坦克全速开出了城，像一支知道自己犯了错的军队。就连已经进驻夏蒂拉废墟周围阵地的黎巴嫩政府军，也对这场匆匆起程感到措手不及。许多以色列官兵在拂晓之前就开始撤离，在半明半暗之中驾驶着装甲车，沿着滨海大道一直驶往海港。到黄昏时分，以色列军队差不多都从贝鲁特西区消失了。

　　“我不知道丈夫和儿子躺在哪个位置，所以我去的时候把花撒出去，希望花能落在他们安息的地方”

　　我和特维特继续调查。我们又一次采访了幸存下来的人们。我们听到一些奇怪的轶事。有人告诉富利，一名以色列的摄影记者看见被杀害的人里有一位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屠杀的幸存者。这会不会是真的？据说这名女人在1946年和其他的犹太移民一起来到巴勒斯坦，后来嫁给了一位阿拉伯人，在1948年和丈夫一起走上流亡之路，最终在夏蒂拉的贫民窟安顿下来。据说有人还看见刺在她手腕上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编号，长枪党9月17日把她带走了，枪杀了她，扔进乱葬坑。富利没有再见到过那名摄影记者。我们也没能再证实这个故事。

　　在大屠杀后的几年里，每逢周年祭日我们都会回到难民营，和幸存的人们聊聊。有的人告诉我们，在屠杀的过程中以色列人就在难民营里，和长枪党民兵在一起。很多巴勒斯坦老人懂希伯来语，他们说在屠杀的时候，还用希伯来语和以色列人说过话。

　　年复一年，夏蒂拉又经历了一次次的杀戮和毁灭。炮弹继续落在1982年遇害者的集体坟墓上。

　　美联社的伊朗记者舍赫物查德·法拉马齐和几位巴勒斯坦女人成了好朋发，她常常跟她们长谈几小时，关于她们所能想起来的一切，她要她们一遍遍重复叙述自己的经历，梳理其中有没有被我们忽视的详情和细微的真相。

　　1984年9月，14岁的沙乌姗说：“我希望来一个长枪党，我好一刀杀了他报仇。长枪党杀了我的三个兄弟、爷爷、两个叔叔。”

　　40岁的阿姆奈·舍哈德说：“我希望能看到我儿子的尸体。我希望能看到他是怎么死的，希望能知道是谁杀了他。我要对凶手一报还一报。难民营里也有犹太人。他们比长枪党心肠好。如果不是犹太人来了这里，所有的女人、女孩和孩子都會被杀光。当时大屠杀的时候来了一个犹太人，他说：‘来，女士过来，女士和孩子们到这边来。’那时候旁边还有一个长枪党，戴着面罩，上面挖了两个洞露出眼睛。”

　　这些巴勒斯坦女人一边说一边痛哭，说到自己灾祸临头的时候，痛哭都变成了尖叫声。

　　乌姆·侯赛因今年36岁，她的丈夫在大屠杀中被杀，两个儿子也被杀了。如今她还要抚养8个幸存下来的孩子。她长得很漂亮，说话的时候微笑着，仿佛在保护我们不要被她的故事吓着：

　　有的人怜悯我，帮助我，可我还是很难习惯这种一无所有的新生活。我习惯了像淑女一样被礼遇，哪儿都有人给我带路，帮我开门。现在我的翅膀断了、碎了。我的丈夫和两个儿子是我的支柱、我的支撑。可以说我的家已经崩溃了。我看到人们高兴的时候，自己却很悲伤。我儿子穆罕默德一直要找爸爸，他老是在门口和窗口等他。

　　我精疲力竭，手也一直发抖。我做不了家务活，打扫不了屋子。我好孤独啊……我一直避开他们被杀害的地方。我还记得侯赛因的脑袋和身子，就扔在地下。我为了躲开那个地方都搬家了。

　　 每个星期一和星期四我都去墓地为他们的灵魂祈祷。不管我走到哪里，脑海里都是他们的脸庞。他们死在星期四下午6点钟，那个黑色的日子。那些人把他们带走杀掉了。

　　我带上鲜花，进墓地的时候把花撒在里面。我不知道丈夫和儿子躺在哪个位置。我真希望我知道他们埋在哪儿，这样我就可以放上他们的照片，给他们竖一座大理石墓碑，时常去洗洗墓碑了。但我知道他们在那块墓地里。所以我去的时候把花撒出去，希望花能落在他们安息的地方。

　　又一场反恐战争、又一支代理人军队、又一场神秘的大屠杀，19年之后，可能终于要真相大白了

　　萨娜·塞尔萨维认真、响亮而缓慢地说着，回忆着19年前的1982的9月18日，那场混乱而危险、极度悲惨、令她伤心至极的事件。作为幸存者之一，塞尔萨维准备出庭作证，指控以色列总理艾里尔·沙龙，也就是惨案发生时的国防部长。她说了一会儿，停下来在记忆里搜索，這时她又再次面对了生命中最恐怖的时刻。她说：“长枪党把我们从家里带出来，带到难民营入口那儿，那儿已经挖了一个大坑。男人们在命令下都跳了进去。接着民兵枪毙了一个巴勒斯坦人。女人和孩子们都是一路在尸体上爬着过来的，看到一个人在我们的面前被枪毙，我们真的是吓坏了，响起一片女人的哭喊声和尖叫声。就是在这时候，我们听到以色列人在对着扩音器大喊：‘把男人交给我们，把男人交给我们。’我们心想：‘谢天谢地，以色列人要救我们了。’结果证明这是一个残酷的、虚幻的希望。”

　　当时塞尔萨维已经怀孕三个月，她看到30岁的丈夫站在那群男人中间。她回忆道：“我们按照命令，沿着马路走向科威特大使馆，女人和孩子在前面，男人在后面。我们被分开了，一个小时以后，他们叫我们离开，但我们还是站在体育馆外，等我们的男人出来。天已经黑了，以色列人好像要走了，我们很紧张。以色列人很快就走了，我们走进体育馆，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我再也没有见到我的丈夫。”

　　比利时的一个上诉法庭在一次听证之中开庭，裁决是否要根据1982年贝鲁特的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的巴勒斯坦平民屠杀事件，对以色列总理沙龙提出起诉。在调查这件案子的时候，检方相信发现了惊人的新证据，表明以色列曾牵涉其中。

　　证据的核心就在卡米勒夏蒙体育馆，也就是“城市体育馆”。这座体育馆离贝鲁特机场只有2英里，已经损坏，很适合囚禁犯人。对我们这些在贝鲁特住过的人来说，体育馆是一个熟悉的地标。

　　 1982年9月18民上午，也就是塞尔萨维所说她被带到体育馆的时候，我看到过几百名，可能有1000多名巴勒斯坦与黎巴嫩囚犯坐在黑暗阴森的体育馆里，有的蹲在沙土里，看守他们的是以色列军人和穿着便衣的以色列情报机构特工。被拘押的人们都沉默地坐着，显然很恐惧。时不时地，我注意到几个人被带出去。他们被带进以色列陆军的车，被进一步“审讯”。

　　我当时对这一切也没有什么疑惑之处。几百米外，在萨布拉和夏蒂拉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里，多达600名的大屠杀遇害者正在烈日中腐烂，尸体腐烂的臭味一直飘到囚犯和看守人这边。天气热得令人窒息。听了塞尔萨维的叙述，我感到不寒而栗。

　　所有以色列人都知道难民营里发生了什么事。尸体的气味到处弥漫，挡都挡不住。体育馆外，一辆长枪党的吉普车驶了过去，车上漆着“宪兵”两个字，这样的机构居然会跟这帮杀人暴徒联系在一起。

　　我曾在笔记中写道：哪怕是在夏蒂拉这样的事件之后，以色列也依旧还是在贝鲁特西区清理他们的“恐怖分子”敌人。可我当时还没有把这个悲观的论断跟城市体育馆联系起来。我当时甚至都没有反省到战争时期另一个可怕的体育馆。

　　律师团为了以战争罪行起诉沙龙而搜集的证据之中，有一条来自瓦达·萨贝克。她说：“他们命令我们女人们去城市体育馆。男人们留在原地。我们依照以色列人的命令去了城市体育馆。我再也没有见到儿子们和兄弟。”

　　大屠杀幸存者们回忆的经历大同小异，令人痛苦。

　　几天之后，我们这些记者才开始注意到死亡数字不对。在萨布拉与夏蒂拉发现了多达600具尸体，但却有1800名平民被报告“失踪”。我们假定他们被杀害的时间从1982年9月16日，一直持续到18日长枪党凶手们撤离难民营，尸体被秘密掩埋在难民营外面，我们怀疑就在高尔夫球场下面。那也就是说，很多年轻男子是在难民营外被杀害的，在18日以后被杀害的。也就是说，在我们走过难民营的时候，杀戮还在进行中！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

　　为什么我们当时没有想到？就在大屠杀的第二年，以色列的卡汉委员会公布了报告，虽然报告谴责了沙龙，但是委员会对9月18日暴行的调查报告却结束在短短一行没有解释的按语上：在屠杀的同一时间内可能还有几百人“失踪”。

　　委员会没有访谈任何一个巴勒斯坦幸存者，却被授权来叙述历史。以色列人在不停地把囚犯移交给他们“嗜血”的民兵盟友们，这个想法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

　　战争过去很久之后，城市体育馆的废墟被拆除了，那个地方建造起了一座崭新的大理石体育馆。然而就在地基下面可能还埋藏着一些东西，这些东西还在昭示着一个可怕的结论。

　　（来源/《别对我撒谎·23篇震撼世界的新闻调查报道》，约翰·皮尔格选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第一版）

　　责任编辑/王兰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