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指挥下，自1948年11月6日发动淮海战役，到1949年1月10日结束战斗，作战六十六天，始终把握着战争的主动权，而作为国民党军事统帅的蒋介石一直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事情都是临时应付，根本没有预料到战局会如何发展。

　　淮海战役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和辽沈、平津战役都不同的特点：国共双方兵力是八十万对六十万，这是人民解放军在兵力和装备都处在弱势的情况下战胜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的一场大决战。毛泽东称赞说：“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而蒋介石每一步棋都没有走对，本来自恃优势竟落得这样的结局，这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

　　辽沈战役的惨败，使国民党军统帅部在心理蒙上深重阴影

　　辽沈战役刚结束，南线一场规模空前的以徐州地区为中心的淮海战役打响了。这又是蒋介石所没有想到的。

　　徐州居于长江与黄河下游的中间位置，历史上就常是进行决战的古战场，地势宽阔，人口稠密，便于作战。它地处四省要冲，贯穿中国南北和东西的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在这里会合，交通便利。这里既是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和全国经济中心上海在北面的屏障，又是全面内战爆发以来国民党军的军事基地和指挥中心。

　　这里集结的国民党军队也最多，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连同以后由华中赶来增援的黄维兵团，总兵力达八十万人。其中包括第五军和第十八军这两支全部配置美式装备的主力部队：第五军是国民党军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第十八军是陈诚的起家部队，它们一直是国民党军进攻华东和中原解放区的主力，也是国民党在关内战斗力最强的两支精锐部队。

　　虽然辽沈战役后解放军在总数上已占优势，但在这个地区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仍多于解放军，这种状况在三大战略决战中是仅有的一次。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兵力在徐州地区一时仍占着优势，战斗力保留得比较完整，所以，他们最初气焰很高，仍在策划对解放军主动发起攻势。

　　正在这时，辽沈战役爆发，全局情况发生很大变化。蒋介石正全力应对东北军事，根本无力顾及华东战场。杜聿明将“主动出击”的计划带到南京请参谋总长顾祝同核定。顾祝同因蒋介石不在南京，未敢决定，要杜聿明到北平请示蒋介石。

　　10月2日，杜聿明到北平见蒋介石。他后来回忆：“蒋介石听了我的报告后，并未马上决定，只说：‘待研究以后再说。10月3日，蒋介石再次找我谈话。他说：‘徐州的计划，可以照你的计划实施，你回去同顾总长商量着办。我说：‘我已见过顾总长，总长说批准后可以实施。蒋介石当即批了‘此案可行，交顾总长核办十个大字。我当日飞南京，四日见了顾祝同。顾祝同见到蒋介石的批示后有点踌躇不决。”又经再三协商，杜聿明才决定于10月15日照这个计划开始行动。但到15日清晨，蒋介石得知锦州危急的消息，又来电叫杜聿明停止执行这个计划，随他到东北去，指挥锦西、葫芦岛国民党军东进兵团恢复锦州。

　　到辽沈战役接近结束时，蒋介石更多的注意力仍在如何应对解放军可能乘胜从东北进入内蒙古，威胁平津。10月30日下午，他离开北平返回南京，在机场遇到杜聿明，指示其对锦西任务，决定固守，不再攻锦州。

　　辽沈战役惨败的打击，使国民党军统帅部在心理上蒙上深重阴影。在南线，他们再也没有原来准备主动发起攻势那股神气了，着重考虑的已是如何防止解放军南下，威胁江南。

　　“内外交困”的国民党政府

　　济南解放后，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失去了北面屏障，门户洞开，无遮无拦地暴露在解放军的面前。解放军可能在从东到西任何一路发动攻势，中间没有任何险要地势可守，这又是国民党军不能不考虑的重要变化。

　　10月29日，蒋介石留在南京的统帅部举行作战会议，讨论徐州地区下一步的作战方案，提出了“守江必先守淮”这个决策。淮河是长江以北最重要的一道自然屏障，江淮之间无险可守，中国古代如东晋、南宋都有“守江必先守淮”的看法。这时蒋介石还在北平，会议由国防部长何应钦主持，对这样重大的问题，他们只能提出意见，不能作最后决定。

　　10月30日下午，蒋介石回到南京。他被经济形势弄得焦头烂额，主要精力一时难以集中在军事问题上。他的日记写道：“八时半召党政高级干部商讨经济问题，市况与社会既无物资，又绝粮食，若不放弃限价，恐生民变，故决定改变政策也。”

　　“放弃限价”是迫于恶性通货膨胀的结果。它意味着前一阵被大吹大擂的“币制改革”彻底失败，物价如脱缰野马般不受限制地飞涨，国民党统治区的老百姓更加活不下去，民怨沸腾，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面对的是已无法收拾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

　　进入11月，蒋介石在“本月大事预定表”上写了一句：“准备视察徐州与研究战局，研讨时局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方针。”

　　那時，蒋介石对解放军准备发动淮海战役的意图仍毫不了解。但已成惊弓之鸟的他，担心解放军会南下攻袭徐州，并且认为解放军将从西面向徐州发起攻击。因此，他第一考虑的就是派军队伪装解放军掘开鲁西南的黄河堤岸，用洪水阻挡解放军从山东南下，重演抗战初期花园口决堤的做法。

　　蒋纬国写道：“11月3日，顾祝同携第三厅厅长郭汝瑰于徐州召集干部，共商作战部署。会议结果，认为无论共军陈毅主力何在，徐州剿总所属各兵团态势殊为不利，必须及早调整，于是根据‘守江必先守淮第一案之核心，立即调整部署。”顾祝同此去，是为蒋介石准备亲去徐州打前站的。

　　4日清晨，蒋介石五时即起，正值主张加强援蒋的杜威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落选，十分沮丧。当晚，蒋介石召集何应钦、傅作义、徐永昌等召开会议，重点讨论华北问题，但也谈到华东战场，又提到国防部作战会议的两个方案。

　　正要被蒋介石从葫芦岛调回重新担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杜聿明，得知这个方案后很不满意。他后来写道：“假如照国防部第一案决定的话，则既弃置徐州而不守，又将各兵团置于鼠头蛇尾、到处挨打的态势。据我了解，古今中外的战史还找不到这样一种集中会战的先例。”

　　蒋介石集合军事首脑和高级幕僚，竟然在“守江必守淮”的方针下，拟出了这样一个出奇的方案。就是这个出奇的部署，蒋介石亦未照它的计划及时实施。

　　这几天，由于币制改革全盘失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地都出现大规模抢米风潮，民怨沸腾。这种状况严重影响着国民党军的士气。外交形势也十分不利，华盛顿讯：“杜鲁门表示中国一切情势不安，官吏生活沮丧，所以美援须由美人密切监督，并称欲加强援助诸多困难云云。”

　　蒋介石已是内外交困、焦头烂额了。

　　解放军两大野战军首次在统一指挥下联合作战

　　令蒋介石更没有想到的是，人民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来得那么快，而且那样有力。

　　战局已发生根本变化，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已完全无法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朱德总司令11月间在解放军总部的一次讲话中说：“二十年来的革命战争，向来是敌人找我们决战，今天形势变了，是我们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东北决战已把敌人消灭了，现在，我们正在徐州地区进行决战，平津战役也即将开始。”

　　国民党军对兵力部署作了较大幅度的调动。这种调动在此前不久已经开始，解放军攻克济南后，南京政府十分震动，他们迅速将战线收缩，把兵力集中起来。

　　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对作战部署的调整，目的是想汲取辽沈战役失利的教训，避免被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争取变被动为主动。事实上却无法达到预期，而且又带来新的问题。朱德评论道：“蒋介石近来也跟我们学，放弃城市，进行机动作战，也不要后方，搞大队行进。但他没有群众，所以没有饭吃，而且这样做已经迟了。他撤出孤立城市对我们也有利，这样我们的后方可以更加巩固。”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这种部署，一个新课题摆在人民解放军面前：必须集中更大兵力，把歼灭战发展到更大规模。如果不这样做，而去打中、小规模的歼灭战，战机很难寻找。豫东战役和济南战役的胜利，又证明打大规模歼灭战是可以做到的。这种大歼灭战，可能发展成同国民党军队之间在南线的战略决战。

　　解放军在这次战役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是：华东和中原两大野战军实行联合作战。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长期同在南线，但在统一指挥下联合作战这还是第一次。这对要进行比豫东战役和济南战役规模更大的大歼灭战来说是完全必要的。

　　作战从哪里打起呢？毛泽东在制订作战计划时，历来鼓励并重视在第一线指挥作战的将领提出的意见。当时担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的粟裕正在考虑：“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而在长江以北决战，又以在徐蚌地区为最有利。”济南战役的胜利，使徐蚌地区的国民党军失去原来在北面的屏障，毫无遮掩地直接暴露在解放军主力强大攻势的面前。这是解放军过去不曾有过的优势。

　　济南战役即将结束时，粟裕经过反复思考，在9月24日向中共中央军委并报华东局、中原局提出：“建议立即进行淮海战役。”第二天中午，刘伯承、陈毅、李达致电军委和粟裕：“济南攻克后，我们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以第一方案攻两淮，并吸打援敌为最好。”当晚七时，作战方案得到中共中央军委的批准。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中写道：“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

　　这样淮海战役的发动就确定了下来。

　　计划首歼黄百韬兵团

　　淮海战役发展成南线的战略决战，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完整的成熟的设想，而是在实践中根据不断发展的形势逐步完善，拟定计划经历了一个过程。

　　由于国民党军向徐州地区集中，海州一带兵力相对薄弱，粟裕最初建议淮海战役分两个阶段。这是一个“出徐州以东、开辟苏北战场、使山东苏北打成一片”的计划，后来被称为“小淮海”计划。

　　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批准进行淮海战役的电报中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意见：“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这就明确了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为淮海战役的第一个目标，这一意见在粟裕和刘伯承等的电报中还没有那么明确地提出来。

　　黄百韬骁勇惯战，虽然不是黄埔嫡系，但战时可以利用他抵挡决战，因此蒋介石常叫他指挥一至三个同级的单位。解放战争时期，黄百韬升任第七兵团司令官。

　　淮海战役开始前，黄百韬兵團原辖四个军，驻守在新安镇。该兵团原驻新安镇的任务是阻止华东野战军南下两淮，因而在该地区筑有比较坚固的工事。解放军准备发动淮海战役，想要打通山东和苏北解放区的联系，攻占两淮地区，需要先从这里下手，扫除这个障碍。

　　打这样的大仗，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部署。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为第一个目标，是在尽量不使国民党军察觉解放军作战意图的情况下进行的。

　　为此，毛泽东考虑采取多路佯动来迷惑徐州守敌。

　　10月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要求华东野战军以两个纵队出鲁西南，会合当地地方兵团，从西北威胁徐州;又以一个纵队控制徐宿公路，从南面威胁徐州。这一举动十分高明，果然使徐州“剿总”总部不能判明解放军的主攻方向，更没有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徐州东侧的黄百韬兵团方面。

　　部署确定后，毛泽东便在10月23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催促：“粟谭（注：指粟裕、谭震林）速赴南线指挥，以便按预定时间发起战斗。”11月1日，毛泽东又为军委起草电报：“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注：指陈毅、邓小平）指挥。”战前，中共中央根据刘伯承、邓小平的要求，把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调去河南和邓小平在一起，就是为了便于对华东和中原两大野战军实行统一指挥。

　　这一切都在悄悄进行，国民党方面对一场大战将要来临毫未发觉。

　　《中央日报》在11月5日的《一周战局》中还这样写道：“本周内各战场，除东北、华北外，华中及其他方面比较沉寂。除了国军在苏北和鄂中、豫东继续扫荡打家劫舍的零股共匪外，所有津浦、平汉、陇海各线均无大战斗。”

　　其实，这只是暴风雨降临前的短暂“沉寂”。

　　11月6日，华东野战军主力从山东向南开进，在山东省保安旅发起攻击，战斗在新安镇北面的郯城打响。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开始了。

　　黄百韬兵团十二万人全军覆没，黄百韬自杀

　　11月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等并告陈、邓电，完全同意他们在战役开始后的具体作战部署，并写道：“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勝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将战况及意见每两日或每三日报告一次。”这个决定让前线指挥员能够在迅速变动着的复杂环境中，能根据实际情况，不失时机地作出决断。这对取得战役胜利是十分重要的。

　　华东野战军立刻行动。他们毫不迟疑，急电山东兵团迅速南下，按预定计划切断陇海路东段徐州同黄兵团之间的联系，并阻击可能东援的邱清泉、李弥兵团。

　　战争中，时机极为重要。时机若不抓住，转瞬即逝。黄百韬兵团已接到西撤的命令，如及早行动，可以同徐州主力靠拢，不易被分割围歼。但他们到7日，解放军已攻下郯城后才知道情况紧急，开始西渡运河。在西撤时的8日下午，黄兵团被解放军先头部队赶上，只能边打边撤，局面更加混乱。过桥就花了三天，第六十军没有过河，首先被歼。

　　11月8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讲话，宣称：“这次东北军事虽然失败，但关内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基础丝毫没有动摇，与共匪实力比较，仍然属于优势。”就在这一天，发生了令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料想不到的事：驻守临城、台儿庄地区的第七十七军和第五十九军在副司令官何基沣和张克侠（长期隐蔽的中共地下党员）率领下起义。他们两人分别在1939年和1929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特别党员。1946年，张克侠还在南京秘密会见过周恩来。当时，张克侠向周恩来报告：“我所在的部队和我相处很久，彼此均很熟悉和信任，在作战中，他们肯定会服从我的调动。现在，大多数官兵都意识到跟国民党走没有出路，起义是有条件的。只要下命令，我可以保证随时起义。”军中从高级军官到士兵，长期对国民党当局不满，起义比较顺利。

　　1948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华东局派联络部门负责人杨斯德等三人先后到张克侠、何基沣处，告诉他们：“解放军将于11月8日发起进攻，应争取两个军起义。”

　　18日凌晨，张克侠从徐州赶到贾旺前线。他们指挥部队立刻开到台儿庄，虽有一些人开了小差，但经过张克侠、何基沣等说明起义的意义后，就稳定下来，部队经临沂又开赴莒南、大店一带休整。

　　11月28日，起义部队发表宣布起义的通电。

　　12月10日，毛泽东、朱德致电祝贺。

　　第三绥靖区防地在山东南部，正处在徐州和黄百韬兵团驻地之间的北面。他们突然宣布起义，等于敞开了大门，解放军主力便得以顺利地通过第三绥靖区防地，赢得作战时间，迅速切断黄百韬兵团同徐州之间的联系，并且占领了阻击邱、李兵团东援的有利阵地。

　　朱德指出：“刘峙原估计我们从徐州西面打他，结果我们从东面打，他发觉后已经迟了，慌忙改变原来的部署。冯治安部（注：指第三绥靖区）的起义，对战局影响很大，使敌人原来的部署大为混乱，这是兵家之大忌。特别是对大部队来说，马上把部署调整好是很困难的。”

　　坐镇徐州指挥的“剿总”总司令刘峙是个庸才，对整个战场局势心中无数，又缺乏应对和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只是因为资历老又对蒋介石忠诚，所以深得蒋介石信任。

　　11月9日，国民党中央社报道：“刘峙总司令告记者称：‘继豫东会战后，徐州会战也已开始。此为华中战场数年来捕捉歼灭匪军主力之最好机会。本人在此会战开始之时，特以最兴奋之心情，奉告各界，此次会战，本人确有把握，并决以必胜信念、必死决心，指挥三军，歼灭进犯之匪。”

　　第二天，《中央日报》发表题为《论当前军事形势》的社论：“无论是平津或是徐蚌，都有厚集的兵力、机动的战略和最高统帅全力的支持。今日共匪对于这两个地区的国军，还不敢使用它的主力来轻于尝试。即令共匪以主力来守战，国军必能给予沉重的打击。”蒋介石也好，刘峙也好，对解放军这次进攻的战略意图和主攻方向，其实仍茫无所知。

　　10日，黄百韬兵团主力艰难地渡过运河后到达碾庄，当时解放军还没有对它形成合围。蒋纬国说：“当国军第七兵团主力于11月10日到达碾庄时，即遭受共军约八个纵队之围攻，兵团司令黄百韬原本既定计划继续西进。因接奉徐州剿总电令‘以碾庄为中心，行内线作战，待援军到达后，与敌决战之指示，始停止前进，部署防御。”这就失去了最后具有关键作用的一天。黄百韬曾痛骂：“刘峙是有名的‘长腿将军，优柔寡断，毫无主见。在此生死关头，以蠢才指挥，这是自取灭亡。”

　　刘峙在大战开始前几天摸不清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和重点所在，直到解放军已将黄百韬团团围住时方才大梦初醒。

　　11日，华东野战军主力将黄百韬兵团紧紧合围在运河之西以碾庄圩为中心、南北约三公里、东西约六公里的狭小地区内。那天，从东北回徐州任“剿总”副总司令的杜聿明刚到任。他们商议后，决定以刚从郑州东撤、原驻宿县一带的孙元良兵团守备徐州，令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十六万人全力东进救援黄百韬兵团。东进的两个兵团距碾庄圩只有四十公里，中间是一片平原开阔地，易攻难守。他们满以为可以在这里东西夹击，消灭华东解放军主力。

　　面对东西两路国民党军，必须分清作战目标的主次。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电报：“目前首要任务是阻止邱李、歼灭黄百韬，然后才能谈到围歼邱李的问题。”邱李这两个兵团尽管在飞机、重炮、坦克支援下连续猛攻，但受到解放军的顽强阻击，十一天内前进不足二十公里，平均每天前进不足两公里。蒋介石多次严厉电令，并派参谋总长顾祝同飞临督战，仍无济于事。

　　经过十二天逐村逐屋的争夺战，解放军陆续歼灭黄百韬兵团各军，到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十二万人全军覆没，黄百韬自杀。

　　刘峙在回忆录中写道：“黄百韬兵团覆没，所谓徐州会战的命运已经决定。”

　　毛泽东：“两个野战军联合在一起，就不是增加一倍力量，而是增加了好几倍的力量”

　　黄百韬兵团被全歼，还只是开始。这个阶段的战斗刚刚发动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已在考虑下一步的作战计划。毛泽东总是把目光投向对全局有关键意义的地点。这时他注意到津浦铁路上徐州和蚌埠之间的安徽宿县，而且考虑让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联合作战。

　　最早提出这个問题的是刘伯承。他在11月3日起草致电中央军委并陈毅、邓小平，提出：“只要不是重大不利之变化，陈、邓主力应力求首先截断徐、蚌间铁路，造成隔断孙元良兵团会攻徐州之形势，亦即从我军会战重点之西南面斩断敌人中枢，收效极大。”

　　11月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各总部致电陈毅、邓小平：“前闻邱清泉兵团以一个师开宿县似未实行，如此则孙元良兵团必有一个军驻宿县。是否如此，望你们速查明。”并且提出一种方案请他们考虑：“你们到永城后不停留继续东进，完成对宿县的包围，然后看情况，好打则攻歼之，如敌援甚快不好打则打援敌。”

　　这时，解放军突然包围黄百韬兵团，刘峙令邱、李两兵团从徐州东援黄百韬兵团，徐州防务又空虚，于是他把孙元良兵团从宿县调往徐州。结果，宿县这个中枢却成了防务空虚的薄弱环节。

　　处在第一线指挥作战的粟裕也在考虑下一步的作战问题。张震回忆：“粟裕总同我商量，拟在歼灭黄百韬兵团后，乘胜扩张战果，力争将南线敌主力歼灭在徐州及其周围。我完全赞同他的想法，因黄百韬部不久将被解决，这样，我华野腾出手来，同中野紧密配合，就可在徐州附近打更大的歼灭战。”

　　11月8日，粟裕、张震将上述意见上报军委。

　　第二天，毛泽东立刻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电，可见他对这个问题已考虑成熟了。电文说：“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再过一天，他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邓小平的电报：“你们主力是否已达宿县附近，并开始向宿县攻击。你们务必不顾一切，集中四个纵队全力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等部。”

　　“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这是一个新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样，就把目标扩大到求歼徐州国民党军主力，把原来仅限于两淮、海州地区的作战，扩大到了徐州、蚌埠。

　　“小淮海”变成了“大淮海”。

　　歼灭黄百韬兵团，阻击邱、李两兵团，是一场异常艰苦而激烈的战斗，需要解放军统帅部集中巨大精力来对付。而这场战斗还没有结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立刻根据战局的变化，当机立断，作出如此重大的战略决策，是十分大胆的。它使淮海战役能够不失时机地迅速推进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机不可失，如果稍有迟疑，错失这个最佳时机，局势的发展就会不同。

　　为了实现这个远远扩大了的战略目标，迅速攻占宿县是关键。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决定，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陈锡联部在第九纵队一部的配合下突然行动，在11月12日开始围攻宿县。

　　宿县是津浦铁路徐州至蚌埠段的枢纽。它是一座古城，人称“南徐州”，又是蒋介石徐州重兵集团的后方补给基地，积存了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装备。在徐州通往海口的陇海铁路东段已被华东野战军控制后，津浦铁路的徐蚌段便成为徐州“剿总”同南京统帅部间唯一的陆路通道。

　　孙元良兵团被调北上担任徐州守备任务后，宿县这个战略要地的守军主要是护路的交警部队。这个部队建制庞杂，指挥不统一，有碍协同。徐永昌在日记中说：“宿县仅交警总队就有数千人。”按蒋纬国的说法：“当时，国军第十六兵团已由开封撤至蒙城地区，旋于9日又奉命北开徐州。自第十六兵团北进后，蚌埠、宿县以西地区几无国军驻守，于是共军乘虚而入。”说法虽有差别，但孙元良部北开徐州后宿县防御力量十分空虚的确是事实。

　　国民党军统帅部老是缺乏对战局的全盘考虑，总在拆东墙补西墙，结果是顾此失彼。可以说，国民党军统帅部在慌忙中一错再错的调动，每次都为解放军创造了良好的战机，被玩弄于股掌之中。

　　11月15日，解放军向宿县发起总攻，第二天凌晨结束战斗。解放军的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也在这里会合。陈锡联回忆道：“攻取宿县，由南翼截断徐蚌线，是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我们完成了对徐州战略包围的重要一仗，这是中野三纵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这标志着南线战局的大转折：淮海战役已实现从徐东会战发展成整个南线的大决战，夺取淮海战役全胜的战略决心就是这样根据战局实际情况的发展一步一步形成的。

　　随着淮海战役的规模越来越大，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已紧密协同作战，形成对徐州地区东西夹击的态势。毛泽东在11月16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电令：

　　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全国局面亦可基本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这是第一次让两大野战军在统一领导和指挥下作战。正如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两个野战军联合在一起，就不是增加一倍力量，而是增加了好几倍的力量。”

　　

　　这表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已下定决心：“在原拟淮海战役计划的基础上，以徐州为中心与蒋介石最大的战略集团进行大规模决战，准备以三至五个月的时间歼灭敌人于淮河以北地区。”

　　杜聿明评价蒋介石指挥：“不是过时失策，即是主观武断”

　　淮海战役的发展进程，是蒋介石没有想到的。

　　他在11月7日的日记中写到一句：“审阅战报，陇海路之匪已向我军进攻矣。”第二天，得知第三绥靖区两万多人起义的消息后，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冯玉祥旧部刘振三昨又在徐州西北方贾旺一带向北去投匪，此种险恶严重局势不堪设想。”但他历来重视重要城市，错误地判断解放军的目标将是直接进攻徐州。他老是把注意力放在重要城市的得失上，而对战争全局缺乏通盘的考虑。这实在是军事统帅的大忌。

　　

　　到黄百韬兵团遭解放军主力围攻的实际状况逐渐明朗后，蒋介石才发觉解放军的第一个目标是围歼黄百韬兵团，而不是直接进攻徐州，他不得不仓促地再次改变计划，要求邱清泉等兵团从徐州东进，救援黄百韬兵团。可以看出，蒋介石对这场战役仍心中无数，方寸已乱。

　　在黄百韬兵团被围歼、邱李两兵团迟迟不能推进时，蒋介石一筹莫展，在日记中只能不断地咒骂部下无能。他在14日的日记中说：“综核战报，碾庄之危机未过，邱清泉兵团滞钝不能急进，徐州城防兵力太多，不能用全力在前方，刘经扶（注：即刘峙）指挥无方，不胜忧虑。”

　　15日，他在日记中谈到：“碾庄情势危急。余急于飞徐督战，但为各种约会要务，又为布雷大殓致祭，故未能行也。”既然蒋介石自称“急于飞徐督战”，为什么结果却没有去呢？他说的“各种约会要务”决不会比“飞徐督战”更重要、更紧迫，这是不言自明的。看来，陈布雷的死给他的刺激实在不小。

　　蒋介石素来特别信任陈布雷，他许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讲话和文章都出自陈布雷的笔下，并且陈布雷还担任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秘书长。陈布雷的旧式士大夫习气很深，出于對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从来对他忠心耿耿。但就个人来说，他虽居高位仍较清廉，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大肆敛财深为不满，对国民党政府的前途十分悲观。他在11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追忆昨日周宏涛兄来谈时之情绪，可以反映中心领导已发生动摇。”他在11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近日京沪两地市场上缺乏食粮供应，物价狂乱跳跃，一日不止更改一次，以致人心慌乱不安。后方地面治安之保持实为必要之图。余无识无能，愧不能有所贡献，自疚之念与日俱深。”他的健康状况因严重神经衰弱而日益恶化。

　　11月12日，陈布雷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当时中央社报道他“以心脏病突发逝世”。

　　陈布雷在自杀前给蒋介石留有两封遗书，只有自责，没有怨言，这也符合他的性格。信中说：“今春以来，耳闻目睹，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不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力为役，而结束其毫无价值之一生。”

　　他自杀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布雷同志昨夜服安眠药自戕，今晨逝世。傍午得报，闻之悲痛异甚。今日再无人可以任其代劳与调节各派之中坚主持之人矣，而其代笔撰稿尽如我意之学问则尚其次也，奈何！其致我遗词二纸，实不忍卒读也。失此忠实同志，诚无异折我手足耳。”

　　11月17日，顾祝同去徐州时，飞到碾庄上空和黄百韬通话，并且投下蒋介石给黄百韬的一封亲笔信：“此次徐蚌会战，实为我革命成败国家存亡最大之关键，务希严令所部切实训导，同心一德，团结苦斗，期在必胜，完成重大之使命，是为至要。”

　　淮海战役中在前线负责实际指挥的杜聿明，对蒋介石在战役开始时的表现，作了这样的评论：“未能实施预定计划，及时集中兵力应战，在解放军变化莫测、运用极妙的战略战术下，形成了打被动战的局面，使国民党军内部慌乱一团，手足无措。加以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指挥，不论大小情况的分析、大小部队的调动，都要通过蒋介石的决定指示。而他本人又不能集中精力掌握全盘情况，每日仅凭一次所谓‘官邸会报来决定指挥部署，或凭他本人‘灵机一动，乱下手谕。因之一切指示到了前方，不是过时失策，即是主观武断。”

　　

　　于国民党军队而言，前方部队不遵从蒋介石的命令，即有违命之罪;遵从则自投罗网。蒋介石集团中封建派别关系互相掣肘，任何一个情况出现，都是只顾小集团不顾整体，只想救自己不顾全局。结果每一场战役都是因小失大，决策一再变更。这种矛盾贯穿着国民党军作战全部过程。从解放军方面来看，淮海战役的发展比预计的更为顺利，因而胜利也比预计的更快更大。

　　这是蒋介石指挥作战时的常态，随着他的权力上升到高峰，就表现得更加登峰造极。

　　蒋介石真到了“慌不择路”的地步

　　随着徐州战局的日趋紧张，蒋介石急忙调原驻河南确山、驻马店地区的另一支主力部队黄维兵团东援徐州。

　　毛泽东十分关注黄维兵团的动向。淮海战役还没有正式打响，他就在11月1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指出：“你们除对付邱孙两兵团外，还要对付黄维兵团，你们对黄维进程之估计及对策盼告。”

　　之所以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如此重视黄维兵团，是因为黄维兵团原有四个军、十个师及一个快速纵队，都属于陈诚系统，其中包括精锐的第十八军。

　　这个军是陈诚的起家部队，全军都配置美式装备，训练严格，战斗力强，又有空军配合，是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解放战争开始后，它在华东战场同解放军恶战。整编第七十四师在孟良崮被歼后，它和第五军便成为解放军在南线的主要对手。

　　1947年，刘邓大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他们不采取逐城逐地推进的方式，而是下决心不要后方、不攻县城，长驱直入，抢渡沙河。刘伯承鼓励全军：“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部队经过二十多天行程，跃进到大别山区。这就把战线从黄河南岸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从而改变了整个战争态势的格局。蒋介石把它视为心腹大患，调动原在华东和中原地区作战的约九十个旅的军队，包括整编第十八军在内，投入对大别山区的“围剿”。

　　1948年8月，国民党统帅部鉴于在各个战场上国民党军不断遭受歼灭，为了使解放军“吞不下”和“啃不动”，他们采用独立遂行战略任务的大兵团制。蒋介石给黄维第十二兵团的任务是在武汉外围机动作战，以确保守住武汉和阻碍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威胁中南半壁。

　　中原野战军在挺进和转战大别山，特别是抢越黄泛区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野战军参谋长李达写道：“为了轻装，我们还忍痛炸掉了一些重炮，基本作战武器是轻重机枪、步马枪和手榴弹，而且弹药不足。但是为了实现中央军委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的意图，遵照总前委指示，中野毅然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在华野协同下，与黄维兵团决战。”邓小平说：“只要歼灭了南线敌军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是可以取得全国胜利，这代价是值得的。”这种为了全局而知难犯险的胆略，极大地感染了部队全体将士。

　　淮海战役酝酿和发动时，中原野战军为了牵制黄维兵团使之不能很快东援徐海战场，并争取时间掩护野战军主力隐蔽东移，10月中旬，故意以一部在豫西积极活动，造成假象。

　　国民党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误判这是中原野战军的主力活动，命令第十二兵团向平汉路以西的桐柏山区猛攻，结果扑了一个空。豫西山区地势崎岖，道路不良，机械化部队在这番折腾中损耗很大。10月底，兵团返回豫南的确山、驻马店山区原驻地，11月4日、5日在该地区集合完毕，人马已疲惫不堪，亟须休息整顿。

　　淮海战役在11月6日打响后，蒋介石急了。蒋介石让第十二兵团奉命向徐州进发，并奉严令不得以任何借口延遲行动。

　　11月8日，兵团由驻马店地区出发，遵照指定路线向徐州东进，因为部队有重武器、汽车营及大量胶轮大车，且道路不良，沿途又需渡过多条河流，以至部队行动迟缓，受到解放军的拦截和追蹑。

　　他们不仅奉严令“不得以任何借口延迟活动”，刚回原驻地三四天，喘息未定，就匆忙出发，而且连如何行军也被规定得按“指定路线”行进。这条路线走的几乎是一条直线，蒋介石根本不顾地形条件，不考虑在行军途中会遇到什么问题。对重装备的黄维兵团来说，这却是一条极端不利的路线。

　　由于出发时过于仓促，部队携带的粮食和弹药很有限，出发后急于驰援，孤军深入解放军的老根据地内，沿途又处在这种极端不利的地形条件下，这相当程度上已预决了黄维兵团的命运。

　　这正如《孙子兵法》所说：“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美国名将巴顿说过：“不应该定了计划，然后要环境去适应那些计划，应该使计划适应环境。”对高级统帅部来说，成败的关键，就是取决于他是否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对地形的细心观察和熟悉，因地制宜，是制定正确作战计划的重要前提。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要这支重装备兵团按照这条“指定路线”行军东进，充分暴露出蒋介石在战术指挥上的拙劣而外行，也反映出他在淮海战役突然爆发后急于东援不顾一切的慌乱心理，真到了老话所说的“慌不择路”的地步。

　　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出这一点。

　　11月13日，他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要求中原野战军不分昼夜，不惜疲劳，兼程前进，务必于14日，至迟于15日，赶到黄维的前头，正面阻止黄维前进，不得误事。”

　　15日，解放军攻占宿县。

　　蒋介石要黄维兵团仍按原定路线加快向北推进。蒋纬国写道：“先父电令第十二兵团速东进驰援黄百韬兵团，但为刘伯承部所阻。”刘峙也给黄维发电报：“努力排除万难，迅速向宿县推进，俾此次徐州会战趋于有利，是为至要。”

　　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任务，是由中原野战军在华东野战军协同下担负起来的，并且作了周密的部署，吸引黄维兵团一步一步进入设下的圈套。

　　黄维兵团在16日才强渡涡河，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向黄维报告：“发现解放军几点迥异寻常的东西，截然改变了解放军过去长期一贯的作战方式，大堪我们注意。刘邓大军和陈粟大军紧密靠拢在一起，大战迫在眉睫;这次解放军对我军北进，则采取迎头堵击，这样规模为从所未有;这次解放军动员军队和人民群众的政治工作，规模空前广泛，声势浩大。另据情报得知，各地人民地方武装部队都云集到徐海地区来了。根据以上的情况，我第十二兵团处在非常严重的阶段，必须慎重考虑。”这些意见，得到黄维的同意。

　　11月18日，黄维兵团进至安徽蒙城。这时，中原野战军已攻占宿县，主力全力转向阻击黄维兵团。黄维兵团继续按原定路线前进。解放军在浍河以北有些地区主动撤走，而且正面设有大纵深阵地，还有大部队在运动，显然是设下口袋，等候黄维兵团钻入。

　　25日，黄维兵团的攻击部队见势不妙，从浍河北岸撤回南岸，但已经来不及了。早有准备的解放军随即四面出击，迅速在双堆集地区完成对第十二兵团的合围。陈赓率领的第四纵队也投入这场合围战斗。同时，蒙城被解放军占领，第十二兵团撤退的后路已被截断。

　　这时，解放军面对着杜聿明集团、黄维兵团、李刘两兵团这几路国民党军的大集团，下一阶段的主要目标该指向哪里？10月14日，刘、陈、邓致电中央军委称：“歼灭黄维为上策。因为黄维在远道疲惫、脱离后方之运动中。”

　　黄维兵团被合围前两天，刘、陈、邓在23日请示中央军委：“歼灭黄维之时机甚好。”第二天，毛泽东立刻为军委起草电报答复：“完全同意先打黄维，情况紧急，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这样，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主要目标——歼灭黄维兵团，便确定下来。

　　11月25日晨，中原解放军完成对黄维兵团的合围。

　　国民党士兵们只是争先恐后地四散逃命，场面一片混乱

　　蒋介石在得知黄维兵团被围后，第二天下令该部：“应不顾一切立即以主力向东攻击，击破当面之匪，与李延年兵团会师。”

　　27日晨，黄维集中四个师向东南方向突围。担任前锋的第八十五军第一一〇师在师长、秘密中共党员廖运周的带领下乘机起义。其他三个师都被击退。这件事给黄维兵团的打击很大，致使军心动摇。蒋介石在28日改令黄维兵团站稳脚跟，就地固守。

　　黄维自恃武器精良，采取环形防御，固守待援。他还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法，每天抽调一至三个有力团配以战车和炮兵的火力，向解放军阵地突击。

　　国民党军统帅部为了挽救败局，又提出一个规模更大的南北对进的方案。蒋介石还同以前一样，对围困黃维兵团的解放军实行反包围，进行一场大决战。粟裕回忆说：“淮海战役中最紧张的是第二阶段。我曾经连续七昼夜没有睡觉，后来发作了美尼尔氏综合症，带病指挥。”

　　怎样应对如此严峻的局面？总前委反复进行研究，决定首先全力歼灭黄维兵团，在北面暂取守势抓住南下的杜聿明集团，在南面增加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的兵力。

　　12月1日，陈毅通过电话对粟裕说：“我们这里正在收拾黄维这个冤家。你们北边要把杜聿明抓住，南边要把李延年和刘汝明看好。”刘伯承则风趣地把这一战役部署比喻为：胃口很好的人上酒席，嘴吃着一块，筷子挟着一块，眼睛又盯着碗里的一块。他说：“我们现在的打法，就是‘吃一个（黄维兵团），挟一个（杜聿明集团），看一个（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这真充分表现了在强敌和恶战面前从容应对的大将风度。

　　但困难和风险仍是巨大的。解放军将黄维兵团在双堆集合围后，发动了全面攻势。双堆集地区地势平坦开阔，树木也很少，黄维兵团在火力上有很大优势。这个部队有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解放军难以将它分割歼灭。解放军由于部队兵员、装备未得到适当补充，又缺乏像歼灭黄维兵团这样大规模的、持久的、平原阵地战的经验，同时部队中还存在着急躁情绪，因而战斗进展缓慢。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中指出：“打黄百韬和打黄维两次经验均证明：对于战斗力顽强之敌，依靠急袭手段是不能歼灭的，必须采取割裂、侦察、近迫作业、集中兵力火力和步炮协同诸项手段，才能歼灭。”这些话实实在在说到了点子上，以后情况就有了明显改进。

　　国民党军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回忆道：“解放军没有硬拼，而是机智地采取了掘壕前进、近迫作业的沟壕战术。一道道的交通壕如长龙似的直伸向我军阵地边缘，形成无数绳索，紧紧捆缚。然后利用暗夜，调集兵力进入冲锋位置，在炮兵火力配合下，一声号令，发起猛烈的冲锋，当者很难幸免。这样使我军拥有的火力优势无从发挥。在人力方面，我军是被动挨打，士气低落，而且战斗伤亡一个，就少了一个，没有补充，远不如解放军拥有广大后备力量，可以源源补充。这对于第十二兵团来说是致命的劣势。”

　　这些情况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一开始他对战局的发展依然十分乐观。

　　11月2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黄维兵团已集中蒙城，不难击破当面残匪，速占宿县，此心略慰。”他在24日的日记中仍写道：“陈匪主力已由徐东移向宿县方向与刘匪会合，以期击破我黄维兵团，此实又为我聚歼陈、刘两匪之良机也。”作为军事统帅，这些判断同实际情况相差实在太远，也太轻率了。

　　事实上，这时黄维兵团已陷入重围，南北两面都呼应不上，根本突围不出来了。2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黄维兵团有被围之势，不胜忧虑。”蒋介石仍同辽沈战役时一样，情况不明，又不周密思考，忽而充满乐观，仿佛一场决战已胜利在握;忽而张皇失措，作战决心一再临时变更。

　　当黄维兵团刚被合围时，解放军的阵地工事和攻击准备尚未完成。黄维判断：“我们已处于解放军的袋形阵地之内，态势不利。此时，兵团如仍坚持战斗，将会被解放军困死。因此，决心终止战斗，脱离当面的解放军，向固镇方向转移，以与铁路正面的友军联系，并力由该方面进攻宿县，赶赴徐州。”对黄维兵团来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

　　在这样间不容发的紧急关头，蒋介石却又像辽沈战役时那样轻率地改变了主意。他先是因为事先没有料到而惊慌失措，等定下神来，又一心认定自己的武力特别是现代武器装备比解放军强。他不是着重考虑在不利局势下如何保存实力，而是想趁此同解放军决战。他经常不听前线高级将领的意见，仍断然命令黄维兵团在原地固守，以为可以实现他日记中所说的：“此实又为我聚歼陈、刘两匪之良机也。”

　　这个完全脱离实际的决定，无异于给正处险境的黄维兵团当头浇下一桶冷水。黄维回忆道：“参谋总长顾祝同于二十八日乘飞机来到阵地上空，视察了当时的敌我位置和战况，还和我通了电话，嘱我站稳脚，就地固守，并把所占地区加以扩大。顾祝同还说将空投粮弹补给。我遵照指示，尽一切可能督饬各军固守待援。”黄维兵团全军覆没的命运已经注定。

　　尽管胜利在望，毛泽东仍不掉以轻心，这是他历来的作风。11月2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陈、邓等电强调：“解决黄维兵团是解决徐蚌全敌六十六个师的关键，必须估计敌人的最后挣扎，必须使自己手里保有余力，足以应付意外情况。”

　　结果也如锦州战役那样，尽管蒋介石有一番如意盘算，国民党军队却守的守不住，攻的攻不动，向各处抽调增援部队也大多调不出来。黄维兵团出发时只带了七天使用的物资，最初还不计消耗地使用，不久就弹尽粮绝，全靠空投接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12月8日，黄维兵团日趋瓦解，已无法再固守下去。筋疲力尽的重装备大兵团也无法从连道路都没有的田野中撤出去。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下午研究黄维兵团突围计划。将领气馁胆怯，只想逃命，不知廉耻，痛斥之。”

　　这时的黄维兵团其实已精疲力尽，连突围的力气也没有了。于是，蒋介石便准备冒天下之大不韪，使用化学武器。蒋介石准备了两种毒气弹，一种空运给黄维兵团，要他们在突围时使用;一种准备由空军在黄维兵团突围时使用。

　　杨伯涛回忆：“从南京返回兵团部的副司令官胡琏对我说：‘南京有一个极端秘密的计划，决定使用毒气大规模地消灭解放军。你回去秘密布置一下，把陆空联络的布板信号准备齐全，围着我们的阵地标示出来，并做好我们自己的防护处置。”空军给黄维兵团空投了几百颗毒瓦斯弹，这些毒瓦斯弹是催泪性和喷嚏性的混合剂。

　　杨伯涛说自己有两个顾虑：“我在陆军大学曾学过战时国际公法，使用毒气作战是禁止的，是非人道的。日本人侵略我国，在战场上也仅使用过催淚性和喷嚏性瓦斯。我们怎能使用这种国际公认的非法手段。同时我也害怕放毒时不能很好控制，难免和解放军同归于尽。”

　　12月15日夜间，黄维见局势已经无望，下令突围，事实上士兵们只是争先恐后地四散逃命，场面一片混乱，军队无法逃出。黄维被俘，黄维兵团全军覆没。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结束。

　　“我觉得蒋介石又是老一套，这一决心再变”

　　毛泽东和人民解放军在淮海战役第三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在徐州附近消灭杜聿明统率的国民党军南线主力邱、李、孙三个兵团。这个目标在淮海战役开始后不久便已提出，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战略性的大决策。

　　国民党方面，很长时间内对解放军的战略意图懵然无知。刚从葫芦岛回到徐州的杜聿明说：“这时徐州总部非常混乱，刘峙、李树正（注：徐州“剿总”参谋长）对解放军的作战企图并无全面分析判断，只是被各方面的情况所迷惑，束手无策。我这时对于情况也极模糊，一时无法作具体判断和决心处置。”

　　其实，不仅杜聿明对情况“无法作出具体判断和决心处置”，蒋介石又何尝不是如此。从他的日记来看，他这时关心的只是解放军会不会袭击徐州和如何救出已被合围的黄百韬兵团，并没有想到解放军的目标是要全部歼灭国民党在南线的主力，更没有长远的全盘战略考虑。对于中原野战军突然攻占宿县、切断徐州和蚌埠间联系这样关键性的战局变动，蒋介石也麻木地没有立刻作出什么反应。

　　到黄百韬兵团全部被歼后，蒋介石于23日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蒋介石通知刘峙、杜聿明参加，要他们以主力南下，打通徐蚌之间的交通。杜聿明表示：“这一决策我同意，但是兵力不足，必须增加五个军。蒋介石说：五个军不行，两三个军我想法子调，你先回去部署攻击。”

　　25日，在杜聿明指挥下由孙元良兵团留守徐州，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向南发起强攻。但解放军顽强抵抗，逐村争夺，寸土不让，特别是在短兵相接的肉搏战中，国民党军的空军和炮火难以奏效，伤亡重而战果少，无法持久作战，更谈不上打通徐蚌之间的交通。至于蒋介石许诺的两三个军，始终未见踪影。

　　28日，蒋介石又电令杜聿明到南京，再次召开军事会议，有何应钦、顾祝同等参加。这次在军事会议上作出的重要决定是放弃徐州，将在徐州的三十万部队全部撤出，作为保障和守备南京的力量。

　　要将三十万重兵在解放军的严密包围下南撤，是很不寻常的重大决断，情况复杂，必须谋定而后动。杜聿明十分担心蒋介石的决心又一再改变。他一到南京，先见顾祝同，问他：“原来决定再增加几个军，为什么连一个军也没有增加呢？”顾祝同说：“老头子也有困难，一切办法都想了，连一个军也调不动。现在决定放弃徐州，出来再打，你看能不能安全撤出？”

　　杜聿明后来回忆道：“我觉得蒋介石又是老一套，这一决心再变，黄维完了，徐州各兵团也要全军覆没。但无法增加兵力，再也不可能打下去，守徐州我也失了信心。”并且他主张徐州各兵团撤出后，直接向淮河地区挺进。

　　杜聿明说的话中，最重要的一句是：“要放弃徐州，就不能恋战;要恋战，就不能放弃徐州。”杜聿明如此强调“不能恋战”的问题是因为在他看来，三个兵团在徐州还可以有长期经营的强固工事和充分储备作为支持;如果放弃徐州，那就该尽快地往西折南，依托淮河守御，这样的话还可能把徐州兵力基本保存下来;如果脱离了徐州而又“恋战”，那就势必在野外运动中同解放军主力对峙，就可能在放弃徐州后又无法逃离，造成被围困的局面，导致全军覆没。这个问题太重要了，他讲了以后仍不放心，又向蒋介石单独谈了一次，蒋介石也表示同意。

　　毛泽东这时也下了决心，把全歼徐州的三个兵团作为淮海战役中下一步的主要目标，决不能让他们撤到淮河地区再站住脚跟。这个决心下得十分及时。

　　11月28日，也就是在蒋介石于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放弃徐州的同一天，毛泽东接连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两封电报。前一封电报写道：“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是解决徐蚌两处之敌，夺取徐蚌。”后一封电报写道：“黄维解决后，须估计到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向武汉逃跑可能。”30日，他又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更明确地提出：“黄维解决后，我们现在倾向于集华野、中野全力解决邱李孙，然后休整一段时期，再合力进行江淮战役。”

　　集中全力围歼杜聿明集团的方针，这时便最终确定下来。

　　俘获杜聿明，击毙邱清泉，消灭国民党军十七万六千多人

　　11月30日，杜聿明率三个兵团的主力及地方人员共三十万人，为了轻装，他们只带了七天的给养和一百公里的油料，匆忙地撤出徐州，准备走一段后再折而向南，奔赴淮河地区。

　　他们选择这个方向撤退，原因是感到自己没有足够力量打通这条铁路线，想先同处在西南方向的黄维兵团会合，或由黄维兵团牵制住相当部分的解放军，便于他们向南方的淮河地区推进。至于对津浦路上战斗力很弱的李延年、刘汝明两部，他们本来就没有抱太多指望。从地理条件来看，他们撤出徐州后，势必沿津浦铁路西侧南下。

　　解放军对杜聿明集团撤退后行军方向的判断是准确的。

　　粟裕回忆道：“我们对杜聿明是网开三面，你向西去也好，向北去也好，向东去也好，就是不让你向南。其他方向都唱空城计。其实我们的力量也差不多用尽了。12月4日拂晓，我们将杜聿明集团全部合围于陈官庄地区，并于12月6日全歼了向西南方向突围的孙元良兵团，仅孙元良化装逃脱。在此以前，战场形势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此以后，我们已有把握夺取全战役的胜利了。”

　　杜聿明率领三个兵团撤出徐州时，人数众多，还有相当战斗力。能不能阻挡得住并进一步将它合围，毛泽东对比仍不放心。12月2日，他为军委起草电报叮嘱：“敌向西逃，你们应以两个纵队侧翼兼程西进，赶至敌人先头堵住，方能围击，不能单靠尾追。”

　　时机确实十分紧迫。说来也巧，就在当天，蒋介石给杜聿明空投了一封信，其主意又变了。信的内容是：“据空军报告，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弟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维兵团消灭，我们将要亡国灭种。望弟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蒋介石还对人说：“先击破其一部，战机稍纵即逝，务勿迟疑。”这同杜聿明率部撤离徐州时提出的“撤即不能打”的想法大相径庭。

　　杜聿明回忆道：“我看了之后，觉得蒋介石又变了决心，必致全军覆没，思想上非常抵触。我先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准备即向永城出发，再一想空军侦察的情况，认为如果照原计划撤退，再向解放军攻击，解黄维之围，尚可将功抵过。但是万一沿途被解放军袭击，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又不能照预定计划解黄维兵团之围，蒋介石势必将淮海战役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我，受到军法裁判。这样，我战亦死，不战亦死，慑于蒋介石的淫威，何去何从，又无法下决心。当即用电话通知各兵团，令部队就地停止，各司令官到指挥部商讨决策。”会议讨论了很久，最后决定遵照蒋介石命令，调整部署，改变原来撤退的决定而改为向解放军攻击，以解黄维之围。

　　利用这一天的耽误，不分昼夜疾进的解放军追击部队，超越杜聿明集团的先头，在12月4日拂晓将他们合围于陈官庄一带。

　　杜聿明部队撤出徐州的第二天，蒋介石在“本月大事预定表”中记有一条：“杜部突围方向与道路之指示及防毒面具使用之学习。”可见他这时又想用化学武器来掩护杜聿明部队的撤退。12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审阅战报，乃悉杜聿明率领徐州国军已到达萧县，此心转安也。”但第二天他又焦急起来，在日记中说：“杜部进展滞迟。正午与晚间各写手书，令其决心急进，不可避战迂回，陷于被动也。”

　　蒋介石这思路确实同他在辽沈战役时相似。这次又是旧调重弹。蒋介石在12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本日最苦闷者为杜聿明兵團主力仍向西永城行进，而不向南积极进攻当面残匪，失却大好良机。将领不学无术至此，殊为痛心。”

　　杜聿明集团在12月4日被解放军合围，又是蒋介石没有想到的。他在当天日记中说：“杜部态势已比昨日不利，被围之势已成，不胜焦虑。唯其已向南开始进攻，尚有希望其胜利也。”事实上，这支部队粮弹都缺，已没有力量向南进攻了。杜聿明回忆道：“这一天蒋介石来电说：‘无粮弹可投，着迅速督率各兵团向濉溪口攻击前进。这又给各部队泼了一头冷水。邱清泉看电报后大骂：‘国防部混蛋，老头子也糊涂，没有粮弹，几十万大军怎么能打仗呢？”

　　这时，被合围的黄维兵团的处境急剧恶化，蒋介石的注意力只能转移到黄维兵团的突围问题上，对杜聿明集团的命运已无力顾及，事实上听任它置于自生自灭的境地了。

　　黄维兵团行将被歼，李延年兵团被击退到淮河南岸后，杜聿明集团已成被困的孤军，覆灭已成定局。与此同时，平津战役已经开始。张家口、新保安的国民党军已被包围。中共中央军委判断：杜聿明集团有在十天内全部解决之可能。

　　12月1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中说：“为了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我们准备令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于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

　　14日，毛泽东致电粟裕：“你们围住杜邱李各纵，提议整体就现阵地态势休息若干天，只作防御，不作攻击。待黄维歼灭后，集中较多兵力，再进行攻击。”这时，孙元良兵团已因单独突围而被歼。该兵团在杜聿明统率的三个兵团中是最弱的，也是最早被歼的。

　　华东野战军将杜聿明集团剩下的二十多万人紧紧围困在陈官庄地区。加以歼灭已不成问题，就暂不发起总攻。这样做的原因，一是避免蒋介石見势不妙而下决心将在华北的军队由海路南撤;二是便于对饥寒交困的被围杜聿明集团进行瓦解，尽可能减少战场的伤亡，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总攻的胜利。

　　18日，杜聿明的参谋长舒适存由陈官庄飞京，请指示杜聿明部的行动。蒋介石指示：“击溃当面之敌，南下！”这在当时已是一句于事丝毫无补的空话。杜聿明部队越来越难以维持。

　　24日起，淮海战场雨雪交加，气温骤降，国民党军飞机的空投时断时续，杜聿明集团的处境更加艰难了。时任南京政府国防部长的徐永昌在1949年1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据报向杜兵团空投粮食，每日额定四十万斤，但因气候关系最多仅三十余万斤，而部队实得者仅一万余斤，余尽抛歪，为匪所获。”

　　被围困的杜聿明集团弹尽粮绝，确实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当时担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的陈士榘写道：“饥饿和严寒使被围困的敌人陷于极大的混乱之中。敌人逃跑时，沿路上丢掉了棉被和笨重物件，如今没有粮食，没有燃料，他们拥挤在这东西不到二十里，南北不到十里的包围圈里。二十余万人马，把一切可以吃、可以烧的东西都吃光了、烧光了，后来连马皮也吃光了，老百姓的门板也烧光了。虽然蒋介石用飞机空投过几次食物，但仅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在大风雪中，大批敌人冻死、饿死，尸横遍野。”

　　为了给被围困的敌人最后一条生路，解放军从12月15日起停止攻击。毛泽东为前线司令部写了一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命令杜聿明立即率部投降，同时展开了火线劝降工作。在解放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不愿为蒋介石卖命的敌军军官和士兵成班、成排、成连地向解放军投降，投降者达万余人。

　　华东野战军在从容休整二十天后，士气旺盛，粮弹充足，兵员得到补充，而且已经对平津形成合围，国民党在华北的军队已无法南撤。解放军在1949年1月6日下午三时半对被围的杜聿明集团发动总攻。在集中火力实施三十分钟猛烈炮击后，各突击部队勇猛穿插，迅速突击杜聿明集团纵深阵地。经过四昼夜激战，在9日结束战斗，俘获杜聿明，击毙邱清泉，消灭国民党军十七万六千多人，全部歼灭了杜聿明集团。

　　对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役中的失败，刘峙事后在《我的回忆》中归结起来说：“总之，此次作战，战略之失败多于战术，战术之失败多于战斗。”

　　这时，国民党军队在南线的精锐主力已完全丧失，华北、华东、中原三大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国民党军原来布防在江淮地区的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慌忙撤至长江以南。人民解放军迅速南下，直抵长江北岸，为渡江战役取得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直接暴露在解放军面前。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陷入土崩瓦解的状态。

　　（来源/《决战——毛泽东和蒋介石是如何应对三大战役的》，金冲及/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6月北京第一版等）

　　责任编辑/王兰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