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完全统计，二战期间，共有四五百名中国人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苏联反对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2015年5月7日，习近平在出席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前夕，在《俄罗斯报》发表题为《铭记历史，开创未来》的署名文章，回顾了中华民族热血儿女和俄罗斯人民在反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的战斗中相互支持、相互援助、并肩战斗的历史。
李特特：成为轻机手枪手
在抗日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下一代接班人，曾向苏联国际儿童院输送了40多名革命战士的子女，让他们进入苏联学校，学习知识和技术，以便战局初定后回国重建家园。
在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国孩子占了近20%。其中包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女儿李敏，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儿子刘允斌，朱德的女儿朱敏，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蔡和森的儿子蔡博、女儿蔡妮、蔡转，李富春、蔡畅的女儿李特特……
1941年，德国向苏联发动侵略战争，一切平静都被打破了，这些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经历了时代的巨变和人生中的第一次考验。
他们一起参加军事训练，去工厂和集体农庄劳动，帮着收麦子、收土豆、在森林里伐木头;参加缝纫组缝制军衣、帐篷，还到市内医院帮助救护伤员。
1924年出生于法国的李特特，父亲是李富春（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母亲是蔡畅（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17岁的她刚到苏联国际儿童院一年，卫国战争就爆发了。
当时，大一些的孩子要参加很严格的军训，长途步行和滑雪都是军训科目。男孩女孩都要去森林参加伐木劳动，男孩的任务是每天2立方米，女孩则是1.7立方米。
李特特除了进工厂劳动以外，还被作为后备军培养。她每天要背着30多公斤重的装备完成90公里的滑雪行军任务，还要跟军人学习射击。在“一切为了前线”的旗帜下，她投入到长达4年之久的反法西斯战斗行列。到了战争结束，她获得“轻机关枪手”的证书。
李特特还执行过防空任务，这个工作同样凶险万分。一次，敌机轰炸，投下的燃烧弹是子母弹，在空中爆炸后四处迸飞，其中一枚乒乓球大小的子弹落在她身边，敏捷的她按照训练时的处理办法立即用工具将其抄起，投入了阻燃桶，燃烧弹失灵了。事后她后怕不已，因为一旦动作稍慢，燃烧弹就可能把她点燃了。
李特特还曾担任战地医院护理员，除了每天给伤员换药、喂饭，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将伤员的断肢收集起来埋掉。当时面对满桶的断手断脚，她深感恐惧，但从未想过退缩。
在莫斯科会战中，李特特和伙伴们与莫斯科人民一起挖反坦克战壕。她后来回忆道：“在零下40摄氏度的天气里，泥土冻得比石头还硬，血从棉手套里渗出来，后来我就干脆不戴手套，血和泥土混在一起。”
1942年冬，李特特与同学轮班，暂时回到宿舍过夜，但由于供暖条件差，宿舍的墙上经常结两指厚的冰。有时晚上醒来，被子已经冻在墙上了。
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李特特獲得一枚卫国战争纪念勋章。
毛岸英：开着坦克进入柏林
1941年，德军迅速向苏联首都莫斯科推进时，毛岸英和毛岸青正住在伊万诺沃市的国际儿童院。
1942年5月，20岁的毛岸英用俄文给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要求上前线，信后署上自己的俄文名字“谢辽沙”，同时注明自己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
信投出去十几天都没动静。碰巧，这时苏军政治部副主任曼努意尔斯基到伊万诺沃市国际儿童院看望各国的孩子们。毛岸英灵机一动，对曼努意尔斯基说：“我想求您帮个忙，我要参军上前线！”
曼努意尔斯基说：“不可以，你是中国人，没有加入苏联国籍，上战场还轮不上你。”毛岸英说：“曼努意尔斯基同志，我想问一个问题，您说共产国际这几个字怎样解释？”没等曼努意尔斯基回答，毛岸英便自己答道：“共产表示世界走向一种大同，这叫做共产主义。各个国家不同种族的人，人人平等，共同富裕。国际，就是国际主义。我爸爸在中国打击日本法西斯，斯大林同志在苏联打击德国法西斯，目标都是一个，反法西斯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责任。不错，我是中国人，也没有加入苏联国籍，但这并不妨碍我去履行国际主义的义务啊！”
曼努意尔斯基被深深打动了，不禁点点头。毛岸英马上“变通”要求：“将军，我马上就要读完八年级，请您帮助我进军校吧，我要学习军事，掌握打击侵略者的本领！”
曼努意尔斯基看他决心这么大，便答应帮忙。不久，毛岸英就接到去苏雅士官学校报到的通知。
离开军校后，毛岸英被授予苏军中尉军衔，参加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在坦克部队任连指导员。
在炮火纷飞的反攻战场上，毛岸英不怕牺牲，英勇顽强，哪里有负隅顽抗的德国鬼子，他就带领坦克连冲到哪里，一路战斗，一直到攻克柏林。1945年5月，苏联卫国战争取得胜利，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毛岸英，为了表彰他在卫国战争中的表现，斯大林赠送给他一把手枪，以作纪念。
唐铎：带血作战的“飞将军”
在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人里，有一位赫赫有名的“飞将军”，他就是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的唐铎。
唐铎算得上一个传奇人物，是在孙中山关怀下培养出来的中国军队第一批“空中骄子”。1925年，他被广东革命政府选派到苏联空军院校学习，准备日后回国组建中国自己的空军。谁知由于政局变幻，唐铎在苏联一呆就是28年。1935年秋，唐铎被选参加苏联庆祝十月革命的盛大阅兵式，并作为“排头兵”在飞机群前面领队飞越莫斯科红场上空。
这是苏军历史上罕见的第一次给外籍军人这样的荣誉。
苏联卫国战争开始后，唐铎多次向上级报告，申请上前线，但始终未获批准。
一直到1944年，唐铎才如愿以偿，担任苏军某空中射击团副团长。到前线后，他先后在苏联、波兰和德国境内参加了著名的白俄罗斯战役、波罗的海沿岸战役和东普鲁士（今分属波兰和立陶宛）战役。尤其是在向东普鲁士进攻的决战阶段，唐铎和战友们冒着德军强大的防空火力，准确地将一颗颗重磅炸弹投向敌阵，成功掩护了地面部队的攻势，为全歼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立下汗马功劳。
唐铎后来回忆这段岁月时，不禁感慨万分：“在那些日子里，飞机几乎都是带血作战的，因为每次作战回来，后面的空乘战斗人员有的受伤，有的牺牲，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人们就把牺牲者抬下去，把飞机检修一下，换上另一个人，立即起飞参加战斗。有一次飞机返程时，我在跟机舱后部的射击手说话，说着说着，射击手就没声了。我以为他睡着了，等飞机着陆后，才发现他已经牺牲了。”
由于在卫国战争中的杰出贡献，唐铎获得了卫国战争中的最高荣誉——苏联卫国战争勋章。
胡济邦：苏德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
在苏联卫国战争的战场上，有一位中国女性，她是苏德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是唯一持有外交官护照的记者，是在前线坚持时间最长的记者，她还是中共秘密党员。她就是胡济邦，全程经历了卫国战争，足迹遍及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莫斯科战场和波罗的海。在各大扭转历史的战场上，都曾留下她的身影。
1933年，说一口流利英语的胡济邦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2年后，时年25岁的胡济邦，被派往驻苏联大使馆任新闻秘书，并兼任《中苏文化》杂志驻苏记者，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正式派驻国外的第一个女性外交人员。
这一去就是13年。从苏德战争爆发到结束，胡济邦一直呆在苏联，亲历和目睹了整个战争。
在苏联，她跑遍苏联各大战役的战场，如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多次死里逃生。她拍摄了大量珍贵照片，写出无数篇战地报道。她曾回忆道：“在苏德战场上，我带着爱，带着恨，真实地记录下许多战时的实况。”
在斯大林格勒，胡济邦曾受到了陆军总司令崔可夫的单独接见，还在一间小屋里采访了被俘的德军元帅保卢斯。1943年2月6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大捷后的第4天，胡济邦从战地向国内发回了专电《解放后的斯大林格勒》，報道真实而准确。胡济邦笔下苏联军民不屈不挠抗击德国法西斯的精神，给正在顽强抗击日军的中国军民以极大鼓舞。
胡济邦不光报道新闻，还亲自参加战斗。有一次，她正在采访战场上的伤员，身后百米处突然冲出来一个德军士兵。发现危险后，胡济邦捡起伤员掉在地上的手枪，抬手一枪就干掉了扑过来的德军士兵。
胡济邦还有着罕见的语言天赋，她采访过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杜鲁门、戴高乐、铁托等盟军各国领袖，使用的均是被采访者的本国语言，包括俄、英、法、塞尔维亚语和德语等，这在世界新闻采访史上十分罕见。
阎宝航：提前获悉德军将进攻苏联的情报
1941年6月29日，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撰写社论《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的斗争》，富有预见地指出：“我们对苏德战争，不能以一时的出入胜负为断……我们可预言的是时间有利于苏联。纳粹德国利在速决……只要苏联的主力在，物力在，时间久，法西斯侵略者必然要遭受最后的惨败。”
周恩来发表此文时，距德军进攻苏联不过一周时间。
实际上，在6月上旬，周恩来就已经获悉德军即将进攻苏联的情报，并电告了中共中央。周恩来是如何提前知道这一情报的呢？原来，在周恩来领导下，在国民党党政要员身边，有一名颇具传奇色彩的中共情报英雄阎宝航。
1937年，阎宝航是蒋介石发起成立的“新生活运动总会”的总干事，是蒋介石身边的红人。
这一年，“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在上海成立，阎宝航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受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阎宝航由此与周恩来相识。后由周恩来介绍，经中央批准，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周恩来嘱托，为建立情报机构，阎宝航举家从南京迁移到重庆，住在重庆村17号，即“阎家老店”。“阎家老店”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地下工作、统战工作的重要基地。周恩来把收集国际情报的任务交给了阎宝航，并由当时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直接领导他的工作。
阎宝航活动于国民党要人之间。1941年6月上旬，阎宝航在社交场合遇到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和孙科，他们告诉阎宝航，根据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武官桂永清近日传回重庆的消息，德军准备在1941年6月22日前后进攻苏联。
阎宝航闻讯后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并向罗申报告了这一重大情报。
阎宝航对事实进行了分析，坚信这个消息是真实的，并将全面情况和自己的判断报告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赞同阎宝航的判断，并于6月14日急电毛泽东，请他直接向苏联高层转报这个消息。
6月16日，毛泽东命令迅速将此情报电告共产国际，通过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转交斯大林，这是斯大林收到的来自共产党方面级别最高的情报。此时距德国突袭苏联还有6天时间。
6月30日，苏联致电中共中央表示感谢：“由于你们提供了准确的情报，我们得以在德军进攻前宣布苏军进入紧急状态。”
1944年夏，在重庆的阎宝航从国民党军委第三厅副厅长钮先铭口中，得知第三厅存有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等地布防的绝密情报。在他想方设法借阅后，并全部拍照报送延安。在延安的周恩来看到情报后，立即判断这份军事情报十分重要，并综合其他方面的材料，迅速向苏联方面通报。
苏军在攻克柏林之后，在远东集结了150万军队，于8月9日凌晨从西、北、东三个方面向日本关东军发起全线进攻，给予日本关东军毁灭性打击。日军被击毙8.4万余人，被俘57万余人，苏军官兵牺牲1万人。
（责任编辑：王文彩;参考资料：《那些曾经用生命保卫过苏联的中国人》《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6月30日、《俄罗斯卫国战争中的中国人》《海南日报》2010年5月10日、《中国人在卫国战争期间的高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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