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在一个小镇上，学校距家八九公里，上坡爬塬，是必经之路。我在学校的口粮，全靠父亲送，一周一回，每回三十来个馍，外加一小瓶盐。
父亲每次送馍，不像有的家长是骑着自行车，用挎包装着体体面面送来的，而是把母亲蒸好的玉米面或高粱面发糕切成方块儿，一层一层地装在一个竹篮子里头，再盖上一块发黄的白布，一个胳膊挎着篮子，一手拄着一根木棍，一步一步走着送来的。
馍的送法我倒不太在意，我在意的是馍的质量和颜色——同样是开水泡馍，却有着兄弟同工不同酬的感受。还有送馍的父亲，每次都窘迫地站在教室门口，不进教室门，而是把篮子从窗户递进来，然后问上两句不痛不痒的话就走了。时间长了，我总怕同学们笑话父亲的样子，让自己脸上无光。所以每到送馍那天，我都会找各种理由躲避父亲，托要好的同学把馍接进去就让父亲返回。
直到有一天，我彻底改变了这种幼稚的想法。那年冬季雪特别多，山野里的积雪已有尺余。那天上午上完最后一节课已经快12点了，同学们都忙乱地准备打水吃饭，谁都没注意外边。李老师出门后又折了回来，叫我出去一下。我急忙跑出去后，看见父亲站在离我们教室很近的教师宿舍屋檐下，旧棉裤湿到了膝盖处，上面贴着一层薄薄的冰花，那根木棍立在一个装着东西的布袋上。当我看到变了形的篮子和沾有泥水的黄馍，就已经明白父亲在路上发生了什么，便急切地叫父亲到教室里暖和暖和。
父亲听了我的话，眼睛亮了一下，从怀里摸出一个鸡蛋，让我过生日时吃，然后背起布袋，说要趁集市上人多，把旱烟卖了，倒点煤油回家，不然天晚了山路不好走。我目送父亲走出校门很远还没回过神来。自那次后，我再也没有在父亲送馍时躲避过。
高考落榜后，我面临复读和回乡务农两个选择。复读，家里供不起；回乡务农，我又不愿意。父親深思熟虑后让我报名参军，走一条我们父子俩都不为难的路。
新兵起运的那天，父亲送我到县城，面对被巨大喜悦和兴奋包围的我，父亲似乎有话想说，但没有说出来，连叮咛也没有。听到车站带兵干部的哨声后，父亲默默地背起我换下的衣服准备返回，我本能地跑上去，把连长发的路途上的干粮——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的两个大面包，塞进父亲的怀里。父亲有点惊慌失措，片刻又恢复了平静，紧紧地将面包抱在怀里。
车出站已经很远了，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伫立在路边的父亲，双手攥着面包，目送我踏上征程，走向远方。
月宁摘自《陕西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