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银

　　 世卫组织给健康下的定义是：一种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适应方面的良好状态，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道德健康四个方面。按此定义，道德败坏也是一种疾病，道德败坏者（包括各种违法犯罪分子），也是一種病人。因此，对待道德败坏者也应该如对待病人一样，予以同情、关爱和帮助，而惩罚就如同灌药、动手术一样，只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治疗手段而已。

　　 这种理念，许多人可能一下子接受不了。其实，稍加思考就不难发现，在成因上，道德上的疾病与身体上的疾病非常相似，都是不良外界环境和个体免疫力低下所致。而归根结底，人对于不良环境的免疫力，也是由其成长的环境——物质生活条件、文化背景、社会风气、接受的教育等客观因素决定的。好人之所以成为好人，坏人之所以成为坏人，就如同蜜蜂之所以成为蜜蜂，苍蝇之所以成为苍蝇一样，很大程度上个体的自由意志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比如，在几千年的专制体制下，凭借“自由意志”成为清官的，屈指可数。

　　 有人会说，肌体上的疾病与道德上疾的病不能相提并论，前者只会给人带来痛苦，而后者只要能逃避制裁，就可以给人带来利益和快乐。笔者认为，人最高层次的快乐，是良心安宁，是爱和被爱，是受世人拥戴和景仰，是由行善积德、无私奉献而产生的崇高感，显然，道德败坏者是享受不到这种层次的快乐的，他们的快乐只能是低层次、生理性的。

　　 还有人会说，你这样说，理论上或许成立，但在实践上，岂不是纵容犯罪吗？大可不必担忧。因为，在感情上、理性上理解和宽容犯罪，并不影响从法律上惩罚罪犯。只不过，我们是将惩罚作为一种治疗手段，惩罚的方式和力度完全以疗效为转移，而不是将惩罚当成一种报复、发泄仇恨的方法（如过去所谓的“平民愤”）。任何情况下，都不采用无助于疗效只会给罪犯带来痛苦的惩罚手段，相反，只要不影响疗效，就要尽可能地给罪犯以人性化的关怀。

　　 有了这样的认识基础，我们就可以自然地推出杂文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了，这便是将道德败坏、违法犯罪的人，不再视为可憎可恶的坏人、恶人，而将其视为需要救助的病人，将思考的重点放在防病治病上。相应地，杂文应该杜绝情绪宣泄，避免使用侮辱人格的词句，诸如“用心邪恶”“卑鄙下流”“丧尽天良”“禽兽不如”“死有余辜”之类。因为这些词句，只会让对方产生逆反心理，而无助于治病救人。如果要将杂文比作“匕首”和“投枪”，那么，其锋芒所向，应该是犯罪的原因，即将人性之恶从潘多拉魔盒中释放出来的经济、文化、法律、体制等因素，而非犯罪之人。正如有人所指出的，反腐的核心不是反腐败分子，而是反腐败赖以滋生和存在的土壤。

　　 总之，杂文的作用，应该是引导读者去探求和消除罪恶的根源，而不应该是激发读者对犯罪分子的仇恨。仇恨对于消除犯罪，对于社会和文明进步，往往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就对杂文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在保持批判性、文学性的同时，增强学术性，更多地从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法律学等学科的角度，去探求人性堕落的原因和遏制人性堕落的药方。有一种说法，叫“神恨罪恶，却爱罪人”。杂文作者不是神，达不到神的境界，但却应该“心向往之”。这样做，不但能提高杂文的境界，也有助于改善杂文生态，扩展杂文的生存空间。当然，杂文也要防止走向另一个极端——“鸡汤”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