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桑榆

　　

　　 苏东坡性幽默，其论文散赋之外，有大量随感小品，多有诙谐笑谑，乐观旷达，独具卓识的文字。“公安三袁”之一的袁宏道评曰：“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东坡哉！”近读《苏东坡小品》，甚有同感。

　　 苏翁不但是大文豪，而且擅书画，其书名卓著，为“宋四家”之首。故此书中除对诗文的点评之外，多有评论书画的文字。其中评文与可草书两篇，不但有趣，且促人聯想。文与可工诗文，善书画，尤以画墨竹而著称。元丰初年任湖州太守，人称“文湖州”。苏翁大概与文与可是表兄弟，交谊颇深之故，跋文中并未对文氏书法称赞叫好，而是据己见以反驳，借故事以针砭，于调侃中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跋文与可论草书后》一文，先是引用了文与可的一段自述：“余学草书几十年，终未得古人用笔相传之法。后因见道上斗蛇，遂得其妙，乃知颠、素之各有所悟，然后至于如此耳。”从文氏此语，可见对自己的草书水平颇为自得。学书法的人都知，古代大师于观察世事与自然现象中有所悟，而后书法大进，出神入化。什么“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而得其笔法”“怀素观夏云多奇峰而书法自成风貌”流传至今，令万千写字者鹦鹉学舌。但千载以下，似不见张旭、怀素出焉。文与可估计也是效仿旭、素，做高深语。苏东坡并未跟着学舌，而是对文与可有所讽：“留意于物，往往成趣。昔人有好草书，夜梦则见蛟蛇纠结。数年，或昼日见之，草书则工矣，而所见亦可患。与可之所见，岂真蛇耶，抑草书之精也？”又云：“予平生好与与可剧谈大噱（畅谈大笑意），此语恨不令与可闻之，令其捧腹绝倒也。”评论书法者常以“奔蛇走虺”“笔走龙蛇”形容草书笔墨酣畅，奔放不羁，但谁若看见了真蛇纠结成团，那可是令人恐惧的场面。苏公不但在文与可的论述后面做文字评述，还对自己的嘲讽颇为得意，恨不得当面说给文与可听，想象必会令其捧腹大笑。可见苏翁之坦诚直率，风趣可爱。

　　 苏翁在《跋文与可草书》中言：“李公择初学草书，所不能者，辄杂以真、行。刘贡父谓之鹦哥娇。其后稍进，问仆，吾书比来如何？仆对：‘可谓秦吉了矣。’与可闻之大笑。是日，坐人争索，与可草书落笔如风，初不经意。刘意谓鹦鹉之于人言，只能道此数句耳。”李公择和刘贡父，都是宋代名士。鹦鹉娇，指鹦鹉学舌。刘贡父用此语评论李公择的草书，意思是说其写至不知草法的字时，用楷书、行书代替，草书水平不高，如鹦鹉学人言，只能说那几句话。秦吉了，与八哥相似，能学人语，学舌能力比鹦鹉强。因产于秦中，故名秦吉了。这里意思是李的草书虽有进步，只是比鹦鹉学舌的水平高了点。苏翁这番话，曾当面对文与可说过，文氏闻之大笑，并未在意。在友人索书时，仍大书特书，运笔如风。由此可见，宋代的文人雅士雍容大度，能够承受他人的讥评，不像现在的书画家们老虎的屁股摸不得。

　　 如果说，前文是批评书画家在理论上拾人牙慧，鹦鹉学舌，后文则是通过小故事对文与可草书间接地批评。且不论书法家的技法、功力，就一些人的书写内容而言，有些书法家，学养深厚，所书内容，涉及面很广，历代诗词歌赋，美文小品，乃至诸子百家，皆见于笔端。而有一些所谓“书法家”，书写内容，不但其面之狭，如斗室井底，而且犹如死胡同，来回逡巡而不得出。这些人一提笔便是什么“远上寒山石径斜”“朝辞白帝彩云间”，再不就是什么“厚德载物”“天道酬勤”。有的人一首诗能写上二三十年，靠几首老熟套走天下。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地写那么几首诗，似乎一写别的诗，就拿不好毛笔，一遇有人命题写啥，就如同木匠造飞机，不知如何下手。更有急于求成者，花上三两个月，就练几个字，或是“上善若水”“难得糊涂”，或是“海纳百川”“知足常乐”，然后就凭这两把刷子，开张卖钱。此类书法家，用“鹦鹉之于人言，只能道此数句”一语形容之，毫不为过。

　　 当代书法家，能自作诗词文章者极少，大多都是抄书匠也。有方家言，书法水平与文化修养的高低有关，虽未必是绝对真理，但纵观历代大书法家，多是饱读诗书，能诗善文，乃至满腹经纶之人。如果平时不读书，且不说什么提高文化修养，要想提高其书写水平，也如瘫子登山，难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