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炳

　　

　　 随礼俗称“凑份子”，也就是婚丧嫁娶之时，邻里亲朋表达心情的一种方式，初始应该是济困，家有丧喜事的人无力承办，亲朋出资帮一把，以解燃眉之急。

　　 赠送礼物在中国有久远的历史。古书记载“伏羲制以俪皮嫁娶之礼”，说明上古时就有结婚须送礼。而《左传》中“敬共币帛，以待来者”的文字记载，表明春秋时期已有专门用于馈赠的礼物。但随礼的制度化似乎从明朝朱元璋开始，《教民榜文》记载：“乡里人民，贫富不等。婚姻死丧吉凶等事，谁家无亡？今后本里人户，凡遇此等，互相周给。”怎么“周给”呢？“且如某家子弟婚姻，某家贫窟，一时难办，一里人户，每户或出钞一贯，每里百戶，便是百贯，每户五贯，便是五百贯。如此资助，岂不成就？日后某家婚姻亦依此法，轮流周给。”这是喜事。丧事如此：“有如某家或父母死丧在地，各家或出钞若干，或出米若干资助，本家或棺木，或僧道修设善缘等事，皆可了济。日后某家倘有此事，亦如前法互相周给。”《榜文》又分析了这种做法的可行性：“虽是贫家，些小钱米亦可措办”。那么这样做的意义何在呢？“如此则众擎易举，行之日久，乡里自然相爱。”

　　 自古至今，随礼风俗渐行日久，慢慢偏离了它的初衷。“礼”的外延不断扩大，从孩子出生、满月、到12周岁，到升学、结婚、生子，到乔迁、老人过大寿，等等。周而复始，令人应接不暇;内涵也在变质，从扶危济困到利益交换，从“实用救助”到不得不为的“世俗面子”。有些人以“礼”的重轻作为衡量感情深浅的砝码，致使“礼”的分量越来越重，即使“凑份子”也由往日的几十元到现在的几百元甚至上千元，人们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也越来越重;有些人送礼，是作为奉承上级，谋取某种特殊照顾和方便的手段;有些人送礼是被逼无奈，有求于掌权的人解决自家的难题;也有些人送礼是为了生意场上牟取暴利。有些人以“礼”之名藏“贿”之实，让“贿”披上温情脉脉的“礼”的面纱，背后藏着“围猎”与被“围猎”的陷阱。“逢年过节就是意思一下”“咱俩这关系还客气什么”，这些惯常话语套路下，加上礼节性的包装，又与感情投资相结合，日积月累，不知不觉就让有的领导干部放松警惕、破纪破法，而走上犯罪的道路。

　　 礼尚往来，人之常情，虽现在“随礼”已不同于往日的济困，也不至于倾家荡产，但送礼也应量力而行，切忌相互攀比，以能表达心意为足矣，“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最好视不同对象，赠送有特殊纪念意义的礼品，使对方睹物思人，像陈年老酒，存之愈久，情意愈浓，岂不很好吗？而受礼者，应重情而轻“礼”，有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情怀。对那些“情”外之礼，还是想法退掉为好，以保持“礼”本身的圣洁。

　　王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