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志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有人把近代史概括为屈辱史和斗争史。在当时，斗争史的标志有两个，一是林则徐的“睁眼看世界”，二是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后者是在前者的影响下产生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出自魏源的《海国图志》之原叙：“是书何以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长期以来，我们把“师夷长技以制夷”作为国人觉醒的重要标志。苛求古人当然不明智，魏源当时的看法并不错。随着对西夷的深入了解，这些看法才显出某些局限性。这个思路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一，何以“师夷长技”？“师夷”即以夷为师，就是向对方学习。当时对清廷威胁最大的“夷”是英国，因此这个“夷”主要指“英夷”或“西夷”。“师夷长技”，即是说，西夷拥有“长技”，彼有我无，彼强我弱，因此要向西夷学习。前提很明确，承认西夷先进，承认大清落后，看到对方的长处，看到自己的差距。当然，并非所有官员都有这个意识，甚至林则徐也认为，英夷的步兵，陆战时膝盖不能打弯;英夷的大船，在内河不能调头。这样的笑话，其实还是缺乏了解。

　　 二，何为“长技”？鸦片战争初期，在满清官员眼里，“船坚炮利”就是“长技”，魏源也说：“夷之长技者三：一，战舰;二，火器;三，练兵、养兵之法。”（《海国图志》，岳麓书社，1998年，p26）接触日久，了解渐深，洋务派（李鸿章、张之洞等）看到了铁路、电报、矿山，开明派（徐继畬、郭嵩焘等）看到了美国的“华盛顿”和英国的“巴力门”（议会）。及至大清败给日本，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又呼吁君主立宪政体。可见，如何看待西夷的“长技”，认识也是逐步加深的，至少包括器物、制度、文化等层次。正如魏源所说：“人但知船炮为西夷之长技，而不知西洋之所长不徒船炮也。”（《海国图志》，p31）一般都这么说，洋务派“师”的是坚船利炮，这有点像经济体制改革;维新派“师”的是典章制度，这有点像政治体制改革。直到“五四运动”，才开始推进新民主主義革命。

　　 三，“师夷”的目的。大清与西夷的相遇，吃了亏，挨了打，皆因夷有“长技”。“师夷”的目的很清楚——“制夷”。“制”有“制伏”“制胜”“抵制”等义。在当时，摆脱困境，救亡图存，“制夷”自有道理。倘若“师夷”仅为“制夷”，毕竟有些短视。19世纪，奉行的是丛林规则，弱肉强食;21世纪，通行的是平等竞争，双赢互利。对方怎会让你“师”了他的“长技”，然后把他置于死地？

　　 四，“师夷”也有障碍。诚如前述，倘若“师夷”仅为“制夷”，“夷”当然不会拱手让出“长技”，首先外国就会有限制。国内障碍其实更多。围绕“师夷”，始终存在着洋务派（后来又有维新派）与顽固派的纠葛，庙堂之上，势不两立。李鸿章修铁路、架电线，是经济“师夷”，遭遇重重阻力;徐继畬、郭嵩焘介绍外国文明，是观念“师夷”，都被罢免解职;维新派推动戊戌变法，是制度“师夷”，六君子血染京城。因此，不要把“师夷”当成简单的文化引进、制度借鉴、招商引资，即使在内部，也往往腥风血雨。从历史长河来看，“师夷”之奇技淫巧、器物技术，扭捏之下，然后欣然接受;“师夷”之典章制度、思想文化，则深闭固拒，如丧考妣。

　　 五，“师”的方式。所谓“长技”，既然彼有我无，如何从夷方独有，变成双方共有（或“我也拥有”），的确有一个怎么“师”的问题。按照“目的证明手段正确”的逻辑，学、偷、抢似乎都无问题。西夷依仗“长技”敲开了大清国门，无“长技”的大清自然“抢”不过西夷。不要把“偷”理解的太卑鄙，“偷”可理解为模仿或复制，毕竟也是无偿占有他人智力。这样的方式，可能得逞于一物或一时，却不可能持续。没有哪个科技强国是复制成功的，没有哪个现代强国是模仿而来的。唯一可取的态度是学习。见贤思齐、择善而从，是古老中国的文明风习，这种态度总比坐井观天、妄自尊大要好。

　　 六，“师夷”为了自主。“师夷”这个阶段或许不可超越，但不应形成永远的徒弟心理。我国古代的“长技”也曾独步世界。然而，在一个“木乃伊”“活化石”的制度文化里（马克思语），“四大发明”的结局并不美丽，“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p18）特别是科技领域，皇皇华夏数百年，没有给世界带来任何创意。何以致之？今天的“长技”是宇航、网络、芯片为代表的高科技。高科技是思想自由、文化开放的产物。亦步亦趋是“师夷”，自主创新才是出路。在科技日益昌明的今天，毕竟不能永远做徒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