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忠强

　　

　　唐代诗人刘禹锡有个堂房伯父名叫刘伯刍，官至刑部侍郎。他曾经给刘禹锡等子弟讲过自己亲历的一件事。（见唐·韦绚《刘宾客嘉话录》）

　　那时，刘伯刍居住的安邑坊（长安街区名），巷口有个卖饼的人，每天起身很早，忙着擀面做饼。待到饼子出炉后，他就“讴歌而当炉”——不是吆喝着卖酒，而是唱着歌儿卖饼。刘伯刍每天早上经过他家，没有哪一天不是听见他唱着歌卖饼的。

　　一个卖饼小商贩，起早摸黑地忙着生计，辛苦劳碌之中，居然还唱着当时流行的《渭城曲》（据王维诗《送元二使安西》谱曲，又名《阳关曲》），显出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这就奇了。于是有一天，刘伯刍叫他来和他交谈，知道他贫困可怜，非常同情，就给了他一万文钱，让他扩大本钱，而以每天去他那里取几个饼子作为偿还。卖饼人千恩万谢，高兴地拿着钱走了。

　　可是这以后刘伯刍再经过他家，却静悄悄的，听不见唱歌的声音，以为他离开这里了。一喊他，他却来了。问他：“你怎么这样快就不唱歌了？”那人说：“本流既大，心计转粗，不暇唱《渭城》矣。”

　　本钱扩大了，就越担心损失本钱。卖饼人的心思变得复杂起来，他一味忧虑个人的利害得失，心事很重，精神负担很大，当然不可能有悠然自得的时刻，也就没有时间唱《渭城》了。刘伯刍由此联想到一些做官的人也是这样，官做得越大，就越怕丢掉禄位，精神负担之重并不亚于市井街头的卖饼人。于是，他感叹说：“吾思官徒亦然（我想做官的人也是这样）。”可谓一语破的，道出了一种社会普遍现象。

　　这就是《论语》里说的“既得之，患失之”。没有得到的时候，生怕得不到。已经得到了，又怕失去。比如有的人羡慕钱，多了还想多;有的人羡慕权，有了还想大;没钱没权的拼命想得到，有钱有权的怕失去。于是绞尽脑汁，费尽心机，怀疑、欺诈、争斗，拍马、吹牛、撒谎，忌讳、迷信、算命……终日在患得患失中度过，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神经紧张，心神不安，机关算盡，无所不用其极，不管什么损人利己、尔虞我诈、坑蒙拐骗的烂事都做得出来。

　　当然，这些都是极端的情形。但不少人思虑、心理和情绪上不同程度地染上了患得患失的毛病，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则是我们常常看到的。即便我们现代的干部队伍中，也不乏其例。譬如，一事当前，徘徊观望，常常考虑个人的荣辱得失，不敢担当，生怕弄得不好会影响自己的名声和政绩;做事不聚精会神，心生杂念，畏首畏尾，左顾右盼，关键时刻掉链子，往往半途而废，有始无终;升职无望，意志消沉，不思创新，但求无过，只要不出乱子、保住位子就行;受虚荣心的驱使，总想出人头地，作风浮躁，胜则气昂，败则气馁;还有人把官场当作名利场、生意场，心里盘算着位子、票子、女子等等，为多捞多得而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这种种患得患失的表现，实质上是一个如何正确对待名利的问题。对今日的为官者而言，如果过不了权力关、名利关、金钱关，又何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始终不渝地为人民谋利益，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这是由党的宗旨和使命所决定的。我们的，干部，只有树立坚定的信仰，摒弃患得患失的思想，才能做到思想创新、事业创新，才能打起精神、心无旁骛、卓有成效地努力工作，向社会和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