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良

　　《空堂话》为清初戏剧家邹兑金所作。剧情讲述书生张敉邀好友张孝资、唐子畏、祝希哲来家中饮酒小聚。其时，唐已作古，祝在外地，酒桌上只有他与张孝资二人。另外两椅虽空，却照样把酒言欢，隔空对话。

　　这有点像文史杂文的创作。读书过程中，某些内容偶尔触碰了内心不为人知的某个敏感部位，抑或现实生活中一些有关家国的宏大叙事，突然遭遇个人生存状态中快乐抑或有关尊严的龃龉，碰撞中有思想火花不经意间迸发，由此激发出非常强烈的倾诉欲望，这便是创作欲了。

　　从想写一篇杂文，到创作出一篇杂文，之间须经历酝酿、提炼、选材、创作、修改等诸多过程。文史杂文的创作，尤其如此。可以说，创作欲同作品主题，甚至与识见都毫无关联。文史杂文的创作意趣与阅读之妙，在“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處”。比如，我发在2020年第一期《杂文月刊》原创版的《前仆后继的站立》一文，是一篇批判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文史杂文。

　　文章“由头”为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中，关于猴子为什么始终是猴子的议论。行文选择晚清“外交使节”，这一特殊职业的特殊命运，透视晚清洋务运动以来，西风东渐之举步维艰。于是，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依次登场，按照事先的约定，步《空堂话》后尘，通过晚清从上到下，不容于曾出使“西方”官员现实，凸显晚清社会改革之难。

　　读者或问，这样的杂文缺乏力道。在我看来，“绵里藏针”恰是文史杂文的魅力所在。主题的多义性，正是由文章的趣味性、知识性和可读性全方位入脑入心体现出来的。事实上，开“史鉴体”杂文先河，用历史眼光关注现实，且蕴含浓厚古典文学韵味，独步中国杂文界的牧惠先生的杂文，其渊博的知识和深邃的思想之外，“隔空对话”的艺术风格，颇具《空堂话》艺术魅力。

　　以牧惠先生《文字狱古今谈》为例。一篇2000多字短文，纵贯宋、元、明、清四朝一千一百多年历史，横向涉及苏东坡“乌台诗案”，车鼎丰、车鼎晋“清风诗案”，庒廷龙、吴之荣“《明史》案”等多起史上著名文字狱案，作家将产生文字狱的历史原因、人文环境以及体制之弊，于平铺直叙中逐一检视，让宋神宗、朱元璋、康熙、雍正、乾隆等站出来“隔空对话”，借古人之酒，浇今人块垒。

　　读此等文字，真有“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之感！事实上，文史杂文大家何满子、陈四益、宋志坚几位先生，杂文亦有《空堂话》风骨。何满子《桑槐谈片》计56篇，陈四益《草桥谈往》计58篇，宋志坚《未了集》（下）计87篇，这些文字，纵横捭阖，睥睨古今。恰如何满子所说，“或由说今而引古，或因论古而及现实世相”，每篇皆字字珠玑。

　　读者揽卷而读，或击节举杯，或涕泗横流，或仰天长啸。今人与古人，同堂虚坐，隔空对话。看上去，文史杂文似有“小桌呼朋三面坐，留将一面与梅花”的浪漫，实难有“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效。即使，读者能从作家风平浪静的叙述中，读出些许波澜，自岁月静好的恬淡里，感受到一缕峥嵘，离古人所谓“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亦相去甚远。

　　然而，《空堂话》之于文史杂文，确有“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之功。举个例子，拍历史纪录片，为加强真实感，则需要“情景再现”历史上的某些特定的历史场景。说得直白一点，就是需要进行“沙盘推演”。推演过程，要配“画外音”，要让历史人物“到场”，按演出要求去完成场景转换的“化进化出”。就是将原生态的历史，根据杂文创作需要，重新剪辑，排列组合，围绕透视历史与现实的“识见”，进行人与文、史与书、古与今的“沙盘推演”。

　　有趣的在于，同一历史片段，在不同作家的推演中，会绽放出大为不同的艺术光芒。也许，这正是文史杂文的魅力所在。文史杂文作家的任务，如同导演与演员一起，在讲旧事的同时，寻找古今之变中人的艰难生存规律，管窥时代风云，省察历史变幻，辨析社会发展中人的巨大作用。一步一步地引导读者，接近“沙盘推演”预设，感受“原来如此”的震撼。这个效果，正是文史杂文作家，穷其一生所追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