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民

　　世上“一根筋”的犟种多矣，死拧死拧的。这类人欲撞南墙，十头犟牛拉不回;即便撞得头破血流，也会梗着脖子不忿;甚至搭上小命，依旧固执坚持。从古至今，这类种子选手数不胜数，而独占鳌头者，非尾生莫属。

　　尾生者，“尾生抱柱”的典主也。假“一根筋”而载入史册，并形成典故的，恐怕尾生是唯一。《庄子·盗跖》里讲了这个故事。尾生和心仪女子相约在桥底下（猜想河水平日干涸）会面，大约为避人耳目，特觅僻静处。然而，约定的时间过了许久，女子未来。眼见洪水袭来，尾生坚持等待死活不走。河水至膝，不走;河水没腰，不走;河水至肩，不走;河水淹沒了他，仍然不走。最终他紧抱桥柱而亡。对尾生之死，古人褒贬不一。倾力褒者，政客、儒人、浪漫的文人骚客，并希望人们效法尾生守约不变，不惜送命。诗仙李白赞曰：“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南朝萧衍感慨：“当信抱梁期，莫听回风音。”清人黄景仁颂曰：“抱柱曾惭桥下期，买舟未果山阴访。”而庄子、苏秦等人，对此嗤之以鼻。苏秦说，所谓尾生守信仅为谋一己私情，全不顾念他人，枉丢性命，涉“伪信”之嫌。庄子贬之更甚，认为“尾生溺死，信之患也”，与“猪狗相类”，此“信”狗屁不通。

　　鄙人愚见，“尾生抱柱死”令人痛惜之余，总觉着不近情理。应该说，褒者偏也，贬者亦偏也，均失公允。看来，诚信缺失，自古就是个大问题，只是今日又有所发展而已。鄙人揣测，政客、儒学之人、文人骚客，好不容易逮到一个“以命许信”之尾生，便大赞其“信”，不计其余，着实缺乏理性思考。而道家、纵横家的眼光，历来对“伪忠”“伪善”“伪仁”“伪信”不“感冒”，“尾生抱柱信”这个典型，因“做作而致伪”，便觉效之无益，甚而有害。根据这个简单而残缺的故事，从情境看，尾生这个守信的楷模，的确经不住推敲。鄙人的感觉，尾生起码拧得出奇，甚或心态扭曲，很像当今一些任性的小青年，稍受挫折，心有不顺，便寻死觅活。本来俩人约定相会，但时辰过了，或许因不可预测的缘由，人家女子不便来，一等再等，还无人影，可是洪水来了，躲避便是。而尾生怕是急火攻心，“一根筋”的秉性发作，“你失约，我便死给你看”！大有理智尽丧的要挟气味，如同小孩子怄气一样，绝非完全为守信而赴死。为树“信”之典范，一些人便人为拔高，大加美饰，与“造神”类似，欠妥不是？这个楷模不足信。

　　假使尾生心智健全，就不会走极端而酿悲剧。约期已过，女子爽约在先，即便尾生上岸避水相等，亦非失信，似更周全。再说了，洪水渐涨，倘若女子当真来了，还让人家扑入洪水与你以死相会不成？而尾生抱柱溺毙，一了百了，沽了虚名，遗患却多多——其父母定有剜心之痛，老年丧子，谁来孝亲？倘若那女子与尾生真心相爱，那将背负着“不仁不义不信”的骂名，悲苦一生。倘若尾生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会错了意，那女子只是含混应付，根本不想赴约，尾生岂不败坏了人家名声？如此说来，尾生抱柱死，实为不智之举，很有“不孝不仁不义”的味道，难怪庄子贬斥此“信”虚伪。

　　当然，崇尚诚信，引导国人诚实守信用，不仅社会道德建设应首先考虑，而且还应在法治层面高度重视。一个缺乏信用的社会，自然充溢着尔虞我诈，骗子横行，这固然是可怖的。然而，古人树立的“抱柱信”的典型，也是极端的、可怖的、失真的、不接地气的，甚至可说是“教条主义”的殉葬品，确有“伪信”之嫌，鄙人实在找不出可资效法的理由。“信”应该是相互的，应该从一点一滴体现，互诚互信，才是根本。假使面对骗子讲诚信，无疑是愚蠢的行为。

　　鄙人感慨曰：守信诚可贵，事事能践行;莫效“抱柱信”，理性辨真伪。诚信立标杆，特例不可循。食言莫成习，失信便“拉黑”;藉“信”去殉情，枉死鸿毛飞。

　　“尾生抱柱信”流传两千余年，这个“信”的标杆，通过道德绑架，让“那个女子”背负“失信致命”债两千余年，实在太冤。而大树特树尾生这个典型的达官显贵，本身就不诚不信，以“伪信”出发，而树“尾生抱柱信”这个典型，目的无非为本阶层利益服务，似乎也是社会诚信的践踏者，拿“伪信”愚弄国人的高手。至于儒人和文人骚客（或也混迹官场），只是颂歌唱习惯了而已。

　　凡事一过火就失真，失真便趋假，虚假频仍，自然失信于黎民，致公信力衰微岂不令人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