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鲁

　　瞿秋白先生在《<鲁迅杂感集>序言》中说：“杂文是文艺性的社会评论。”依我看来，既然是文艺性的，那么杂文就不一定归于评论的范畴，只是创作上借鉴了评论的表现手法。我感悟，杂文是一种文艺性的社会批判性文体。“文艺性”是杂文的创作手法，“社会批判性”是杂文的性质。杂文不同于时评，也不是小评论，它是一种独立性的文体，跟小说、散文、诗歌是并列的。

　　其实，一些优秀的杂文名篇，连评论的影子也没有，比如丰子恺先生的杂文《口中剿匪记》，比如江苏省徐州市杂文学会会长袁成兰女士创作的一篇简短的、精煉的杂文，《我儿无儿》。该文写了与一个流浪的年迈老人的对话。全文标题连标点符号，一共168个字。现摘录几句：

　　问：“那您为什么不进养老院？”

　　答：“我不够条件。”

　　问：“什么条件？”

　　答：“无儿无女。”

　　问：“您有儿吗？”

　　答：“我有儿。”

　　问：“您儿为咋不养活您？”

　　答：“儿子进了养老院了。”

　　问：“那您咋不进养老院？”

　　答：“因为我有儿，我儿没儿。”

　　这篇杂文就是一篇非常优秀的杂文，它没有评论的影子，但它把个别行政部门囿于条条框框，不切实际的不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给予了揭露、批判和辛辣的讽刺。

　　既然杂文要讲文艺性，就必须有文学性。民国教材里面有一篇课文，说是春天到了，窗台上放着一盆水仙。父亲有两个儿子，他要两个儿子把这一盆水仙写出来。大儿子是这样写的：“水仙花为多年生之草。叶细长，有并行脉。茎生于叶丛之间。花为伞性，其色白，别有杯形之副冠，色黄。其地下茎为块状。”此文连标点才55个字。小儿子是这么写的：“今有仙子，姿态楚楚，带袅，裙长，凌波无语，名曰水仙，真无愧也。”此文更短，连同标点才31个字。父亲这样评价他的两个儿子。他说，大儿子写的是科学家之文，小儿子写的是文学家之文。杂文创作就要突破了杂文是评论这个传统的概念，把杂文写成文学家之文，如此，杂文创作将更加多元，语言会形象生动而不苍白，内容有血有肉有筋骨，既可读又可品，产生深刻的感染力，“社会批判性”功能能更好地发挥。

　　要把杂文写成文学家之文，就要注重杂文的文学性。可以这样比喻，没有文学性的杂文就是稻草人，有文学性的杂文就是鲜活的生命。稻草人在秋天的田野里可以吓唬麻雀，但是秋风一起，霜一打、雨一淋，稻草人的使命就终结了。但是，和有生命的人一样的鲜活的杂文，它的生命力是长久的的。

　　还可以这样比喻，没有文学性的杂文就如柴禾，有文学性的杂文就如小草。柴禾一经燃烧，虽然也能生一点热量，发一点光，但是顷刻间灰飞烟灭。小草就不一样了，它的生命力十分旺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像夏衍先生在散文《野草》中写的，它能从石头缝里钻出来，能显示一种“有弹性，能屈能伸的力，有韧性，不达目的不止的力”。

　　注重了杂文的文学性，杂文就有了生命力;注重了杂文的文学性，杂文创作就会展开一片新天地。

　　童玲/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