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良

　　毕业于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与柏林、维也纳、美国等一流乐团长期合作的钢琴家郎朗，快乐竟源于《猫和老鼠》中那只老鼠杰瑞。用一双小脚弹奏李斯特《第二号匈牙利狂想曲》的杰瑞，将快乐植入两岁的郎朗心中。

　　与郎朗相似，张汤的快乐，也与一只老鼠有关。据《汉书》载，张汤幼时，父为长安丞。因老鼠叼走桌上的肉，遭父责打。故事奇在幼儿张汤，凭一己之力，捉住了作案元凶老鼠，并有模有样地秉公审判，“汤掘熏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傳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

　　这一幕，被张汤的父亲看在眼里。张汤审鼠，判词如出自办案老手。那时，有没有“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一说，史书无记载，不敢妄猜。有一点可以肯定，从此，张汤父亲决定“遂使书狱”。就是说，张汤的父亲，开始有意让张汤学习法律。

　　后来，张汤官至西汉掌管全国刑狱最高长官廷尉，确与儿时模拟审鼠的快乐有关。与张汤不同，上蔡小吏李斯，如厕时见厕中鼠，见人恐惧异常，想到仓中鼠优哉游哉之乐。不禁感慨“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李斯这一发现，被后人誉为“老鼠理论”。

　　李斯的理想，就是成为朝廷的“仓中鼠”。于是，他协助秦王嬴政灭诸侯、成帝业、统一天下。一步一步接近他快乐的终极，到达“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金字塔顶尖的丞相之位。只是，在这个位置上的快乐，没享用几天，就被同样想成为“仓中鼠”的赵高，将其父子腰斩于咸阳。

　　临刑，李斯跟儿子一叹，“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自然，李斯“牵犬东门”的快乐，永远也不会再有！设若李斯出身官宦，入仕就在京城机关，卫生间一尘不染，怎会瞅见厕中鼠？就算坐着轿子去地方，检查指导粮仓工作，前呼后拥的地方官员，早把检查团所要检查粮仓粉刷一新，又怎会让他见到仓中鼠？

　　当然，历史不存在假设。出身官宦之家，遇鼠就一定心无挂碍吗？也不尽然。比如，身居庙堂的柳宗元、苏轼，在遇到老鼠的那一刻，并不比李斯高明，认识上同样没超越快乐范畴。柳宗元由“鼠”想到“人”与环境;苏轼则由“鼠”想到“人”与人的精神世界。两位文章大家，一个形而上，一个形而下，始终没走出人与动物的圈子。

　　柳宗元《永某氏之鼠》，说永州某氏“因爱鼠，不蓄猫犬”，“由是鼠相告，皆来某氏，饱食而无祸”。待到某氏徙居他州，老鼠被消灭，柳宗元感慨“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苏轼《黠鼠赋》，记“苏子夜坐，有鼠方啮”，待循声却见一死鼠，扔到地上却跑了，苏轼感叹“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此不一之患也”。

　　柳宗元、苏轼由“鼠”及“悟”，乃“格物”，张汤、李斯之思，亦在“格物”。由“鼠”之生存，想到“人”之生存，在“致知”。这个传统，自《诗经·硕鼠》把统治者喻为“硕大的老鼠”始，经后魏卢元明《剧鼠赋》、明桑悦《鼠赋》、到清蒲松龄《大鼠》，并无改变。

　　唯一例外，是画家齐白石。超越“格物”，来了个“精神变物质”。以“鼠”入画，鬻画养家。齐白石笔下老鼠，状若《猫和老鼠》中杰瑞，由一只“老鼠”，升华为“快乐”文化。

　　李渔说，“酿酒之家，不必尽知酒味”。张汤、李斯之“格物”，柳宗元、苏轼之“致知”，只是由头;齐白石、郎朗“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的做法，才算得上由种高粱到“酿酒”的跨越。才能说，快乐与一只老鼠有关。

　　杨树山/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