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阳

　　

　　作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年轻时因为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曾经有志于功名与济世，并且也真的在朝廷里做过官。然而，那是一个两大政治势力——曹氏与司马氏的政治斗争十分激烈而血腥残酷的年代，为了自保，阮籍最终皈依了老庄——努力回避现实，在很多问题上小心翼翼以免触雷。所以，也就有了这样一段故事：司马昭本人曾数次同阮籍谈话，试探他的政见，可阮籍总是以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来应付过去，使得司马昭最终不能不感叹“阮嗣宗（阮籍的字）至慎”。（刘义庆《世说新语》“德行第一”）

　　中国古代有“伴君如伴虎”的说法。对于在朝廷中做官的阮籍来说，因为其所处的时代有些特殊——一方面就名义上来说，朝廷还姓曹魏，但另一方面作为权臣的司马昭篡权的想法路人皆知，且权倾朝野，因此，当司马昭与阮籍谈话的时候，后者不能不小心谨慎，尽量把话说得“虚”一些，“玄”一些，让人无法抓拿，进而无法给他扣帽子打棍子，在夹缝里求得生存。或者说，如果他在这些方面如他的好友嵇康那样立场鲜明，嘴无遮拦，那么，他必定也会步前者的后尘。

　　中国古代的文人有些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有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谆谆教导，又有现实的政治斗争无比残酷，让他们随时可能成为牺牲品的无数先例，所以，他们经常在是“出世”还是“入世”之间纠结。就魏晋包括阮籍在内的“竹林七贤”来说，其内心也一定存在着这样的纠结。所以，尽管说他们曾经聚于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一带）的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可他们并非真正的隐士，而是反复在退隐与进取之间徘徊。至于他们的结局，也很难说圆满：嵇康被殺害，阮籍佯狂避世，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晚节不保，为后人所诟病。

　　我对嵇康是无限崇拜的，因为他始终保持了做人的气节，即便是死也死得潇洒：临刑前，他旁若无人地弹奏的那一曲《广陵散》，永远回荡在历史的上空，为后人所景仰。

　　在我看来，假如今天的我们在面对诸多问题的时候，也如阮籍一样“言皆玄远”，那么，会让人十分悲哀。因为这应该是一个高度文明、每个人都有自由表达的权利，别人也应该尊重他人的表达权利的年代。所以，我们应该比阮籍们有更多表达的幸福。

　　阎广鸿/图